罗马帝国后期统治者有多奢侈（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有多强）

第三章 公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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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修辞学家埃利乌斯·雅里斯底德来自小亚细亚密西亚行省的一座希腊小城。公元 143 或 144 年春的某一天，他在位于罗马城中心的宏伟的雅典娜学校里，以这座永恒之城的“庄严和雄伟”为题，发表了长篇演说。¹在古代世界，修辞学家和职业公共演说家的演讲是公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至少在受过教育的阶层那里是如此。雅里斯底德尤以才华横溢著称，据说他的演说精彩到可以让皇帝马可·奥勒留心甘情愿地等上几个小时。这一次，他（用希腊语）演说的主题是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创建及其荣光。台下座无虚席，听众中可能还有皇帝安敦尼·庇护。²雅里斯底德的《罗马演说》在很多方面和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数不胜数的演说辞大同小异，它们都是在重复着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希腊作者柏拉图、伊索克拉底、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等人的作品。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篇演说词乍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个出身行省、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意料之中的溜须拍马之作，不过他在阐述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意义时，抓住了当时普遍流行，而且即使在帝国瓦解之后，仍然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种世界观。雅里斯底德热爱希腊，同时也是代表罗马人管理希腊城市的统治精英中的一员。他称赞罗马的伟大的颂词的核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希腊式问题。

由罗马人来主宰西方世界最伟大文明的命运，而后者所取得的成就加起来实际上比罗马的还多，这公平吗？他问台下的听众，也就是现在统治着他和他的希腊同胞的罗马人。罗马人真的值得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伯利克里和亚历山大的后人们服从，甚至尊敬吗？雅里斯底德给出的是确定无疑的肯定答案。因为从结果上看，罗马人和罗马军团不仅使希腊人避免再次陷入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那种毁灭性的内战，而且还使他们免受东方宿敌的威胁。³

很多希腊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安全需要仰仗罗马军团的保护，而他们的事业也需要罗马人的庇护，雅里斯底德只是其中之一。伟大的罗马将军小西庇阿的密友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历史学家和元老院议员卡西乌斯·狄奥、幽默的讽刺作家琉善，他们每个人都怀着与 3 世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诗人克劳狄安相似的情结。在克劳狄安看来，罗马绝不是征服者，与其说她是女皇，倒不如说是一位母亲，她称“所有服从她、被她纳入宽广而善意的怀抱的人为‘公民’”。⁴

当雅里斯底德于公元 2 世纪中叶到达罗马时，它正处于黄金时代。117 年，皇帝图拉真在现在的罗马尼亚打败了达契亚人，随后吞并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此时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现在，它南抵阿特拉斯山脉，北达苏格兰，东至印度河谷，西迄大西洋，面积约 500 万平方英里（美国本土面积刚过 350 万平方英里），人口估计在 5500 万左右。正如雅里斯底德所说，它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而这一表达方式在未来将会被多次使用。⁵和平和法治在过去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而非事实；现在它们似乎已经真的降临到罗马大地上。对大多数罗马人而言，罗马世界等同于全世界，也就是oikoumene，希罗多德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希腊单词的人，雅里斯底德也曾用过，它的意思是“可居世界”。

“现在，一种明确、普遍的免于所有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赐予全世界和居住在世界上的人们。”雅里斯底德兴奋地高呼。⁶自由得以实现，借助的是被欧洲人普遍视为最佳政体形式的混合宪制，它兼具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的要素，允许所有人对统治他们的政府施加影响。根据雅里斯底德的说法，罗马“创造了一种和其他所有民族都迥然不同的政体”。其他民族“或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偶然因素”，总是被君主、贵族或民选官员统治。而只有罗马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种政体，“集所有其他政体之大成，而又摒弃了它们的缺点”。希罗多德的政体之争在罗马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法。雅里斯底德称安敦尼和他的祖先们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根据人的本性（统治）”，这不会让人感到突兀，而且也不会觉得只是逢迎之词。⁷

在安敦尼王朝的时代，在所谓的“五贤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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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情况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和欧洲一样，罗马也有一个起源神话。这则神话有很多不同版本，内容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少相互重叠的部分。不过在一个为皇帝奥古斯都精心炮制的版本中，罗马只是欧洲和亚洲的另一次融合和欧洲对亚洲取得另一次虚构的胜利的结果。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后，特洛伊王子，同时也是女神阿佛洛狄忒之子的埃涅阿斯，背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安喀塞斯，带着儿子阿斯卡尼俄斯从特洛伊的大火里逃出。此后，他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了位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姆的海岸。

经过和当地的土著拉丁人展开长期的战争，他建起了罗马城。罗马将会成为“欧洲”和“西方”的真正奠基者。不过埃涅阿斯是特洛伊人，因此拥有亚洲血统（和神的血统），这意味着，同欧洲一样，罗马由起源神话构建起来的身份也不得不追溯回亚洲。这个故事的作者是伟大的罗马诗人维吉尔，他的诗作《埃涅阿斯纪》被称为罗马人的荷马史诗，是最伟大的拉丁语诗歌之一。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创作于公元前 1 世纪），尽管罗马人仍然为自己传说中的地中海东部血统感到自豪（奥古斯都甚至宣称自己是埃涅阿斯的直系后裔），他们对亚洲民族越来越不信任，更加强烈地主张自己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独特性。此时，如果与一支亚洲民族的关系过于密切，将被视为对祖国罗马正直品德的威胁。因此在诗歌的第 12 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里，维吉尔让诸神做出决定，终止埃涅阿斯率领的特洛伊入侵者和当地的拉丁人之间的战争。支持拉丁人的女神朱诺同意让这两个民族通婚，由此创造出了一个新民族。不过她坚持新民族的外貌、服饰和语言必须和拉丁人相似，他们的习俗和道德观念必须和拉丁人相同。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有祖先的神祇，因为他们的神同样也是希腊人的神，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财产。⁹正如拉丁人吸收特洛伊人从而创造出新民族一样，罗马人也将有机会吸纳从不列颠到叙利亚的“全世界”所有民族。这些民族很快就和特洛伊人一样，成了拉丁人。他们接受了拉丁人的习俗、文化、法律和宗教，也经常用拉丁语交流。

但是《埃涅阿斯纪》是虚构作品。历史上的罗马起源于公元前 8 世纪，最初只是一个位于台伯河下游的小城邦，面积不过几平方英里，居住着一些农夫和商人，和它效仿的对象希腊城邦没有什么不同。从那里起步的罗马，以缓慢却不可阻挡的步伐，一点点蚕食自己的邻邦，这也和希腊人的例子很像。从公元前 4 世纪后期开始，古典时代的两个不同民族踏上了非常相似的发展道路。公元前 338 年，大概是在腓力和之后的亚历山大率领说希腊语的军队进军亚洲的同时，维系着意大利各民族间脆弱平衡的所谓拉丁同盟崩溃了。

随后经过与萨莫奈人、伊特鲁里亚人、凯尔特人和希腊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罗马占领并且最终消灭了半岛上绝大多数其他文明。公元前 264 年，罗马军队进入当时还是希腊人殖民地的西西里岛。到这个时候，罗马已经成了希腊世界边缘一支不容小觑的势力。甚至有一则故事说，当亚历山大在波斯作战时，罗马向他派出一个使团，亚历山大看到罗马使节的穿着、他们的勤奋以及对自由由衷的热爱后，详细询问了罗马的政治体制，预言未来这个新国家必将会有一番作为。从此以后，希腊和罗马文明将会融合成现在所说的“希腊-罗马世界”，并且将会奠定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基础。

到了公元前 168 年，罗马人将希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不过不仅他们的政治模式源自希腊，他们大部分的文化、艺术、科学、文学风格、神祇，甚至连罗马女人的发式，都是模仿希腊发展起来的。“被征服的希腊，”诗人贺拉斯写道，“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把她的艺术带进粗鄙的拉丁姆。”¹⁰罗马人以钦佩之心看待希腊文化，以至于公元 17 年，奥古斯都在主持为了庆祝进入帝制的新时代而举行的盛大典礼时，同时朗诵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颂诗。¹¹

在帝国的黄金时代创作并且流传下来的那些辞藻华丽、引人入胜的演说辞中，最出类拔萃的无疑是雅里斯底德的《罗马演说》，它是由一个操希腊语的希腊人写成，这件事本身就证明罗马文明从它的希腊前辈身上获益匪浅。¹²雅里斯底德说希腊人是罗马的“养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¹³帝国中只有说希腊语的地区没有改说拉丁语。不仅如此，希腊教师穿梭于罗马世界的各个地区，教罗马贵族学习希腊语。据说皇帝克劳狄乌斯在听到一个来访的“蛮族”同时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和他对话时，如此回答：“既然你会说我们的两种语言……”¹⁴甚至连庞贝奴隶市场上售卖的男孩和女孩的名单和绰号都是双语的。

不过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一样，这一次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单是模仿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安。美国人进口欧洲古董，雇佣欧洲厨师，那些财力充裕的人还会把自己的房子装饰成奢华的欧洲风格，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稍稍降低自己对欧洲人的狡诈、欧洲人的“世故”，或者用 19 世纪末时亨利·詹姆斯的话来说，欧洲人的堕落和腐朽的戒心。

罗马人对希腊的迷恋也有类似的两个面向。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的区别在于希腊人位于欧洲（至少是意大利）和亚洲之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特别令人生疑，早在希罗多德的年代，那里就混居着不同的民族，一些是真正的希腊人，一些是波斯人。公元前 88 年，本都国王、希腊化的波斯人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下令屠杀居住在亚洲希腊城市里的罗马人，这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这些民族非常狡诈、有“东方人的”特点。一些城市可能意识到它们未来会被并入帝国，因此想方设法为自己脱罪。特雷莱斯的住民甚至雇用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波斯人来替他们杀害意大利人。但是在其他城市，比如以弗所和帕加马这样重要的宗教场所，意大利人被从圣殿和神庙里赶出来，上千人遭到屠杀。

这些事件使希腊人善于欺骗、不值得信任的印象在罗马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就连受希腊影响最深的罗马智者西塞罗，显然也对他眼中的希腊人的性格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他写道，“欺骗是第二天性。”

我可以这么说整个希腊民族。我承认他们的文学成就，我承认他们在诸多技艺上的造诣，我也不否认他们演说的魅力、他们的智者的洞察力和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但是那个民族从不重视在作证时的诚实和荣誉，他们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重要性和价值所在。有一句俗语：“你帮我作证，我就帮你作证。”这句话是从哪来的？人们不会觉得它出自高卢或西班牙，不是吗？这完完全全是希腊的，甚至连那些不懂希腊语的人都认出这句话里的希腊单词。¹⁵

换句话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用它来说谎和骗人。罗马人称其为“希腊人的信誉（Graeca fides）”。“小心希腊人和他们带来的礼物。”维吉尔借正在检查希腊人留下的木马的特洛伊高级祭司拉奥孔之口说出了这句名言。希腊人像奥德修斯一样狡诈，而且为人轻浮，过于放纵，他们把太多时间用来和妓女厮混，饮酒宴乐。罗马人有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行为：pergraecari，其字面意思是“像希腊人一样玩乐”。希腊男人把过多的兴趣放在男童身上，在西塞罗看来，他们要为这种习俗像传染病一样在罗马传播负责。¹⁶

罗马人的普遍看法是，希腊人从他们真正的“东方”邻居那里吸收了太多东西。亚历山大大帝可能成功地希腊化了亚洲很大一部分区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希腊人自己也被东方化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结论，假使亚历山大按计划挥师西进，并且在战场上遭遇罗马人，得胜的必定是后者，因为到了那时，亚历山大肯定因为在波斯驻足而被腐化。¹⁷

罗马人害怕希腊会是另一种特洛伊木马，现在藏在它腹中的不再是武士，而是各式各样的邪恶和引人堕落的诱惑。希腊可能为罗马奠定了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但是到了西塞罗的年代，大多数罗马人已经相信，现在罗马才是欧洲价值的真正承载者。

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价值都可以用一个有感召力却也很容易引起争议的词来表达：virtus，也就是“美德”。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德是基督教的基本道德信条：正直、诚实、忠诚、谦逊、慷慨，等等。罗马人也很看重这些品质。但是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 5 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波伊提乌的解释，他的解释更符合早期基督徒对道德的看法，与罗马人对这个词的本来理解相比，“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意味更强。这个词源自拉丁文中表示“男性”的vir，英语里“virile（刚健的、有生殖力的）”这个词毫无疑问来源于此。实际上，virtus只是“男子汉气概”的意思，在罗马人眼里，这意味着真正的战士应该拥有的品质，包括英勇、毅力、恒心和自尊自重（maiestas and gravitas）。他应该表现得仁慈（斯多葛派哲学家和戏剧作家塞涅卡为此写过整整一篇论文）、温和（如果有必要的话）和宽宏大量。¹⁸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基督徒继承者们的看法大体相同），他必须重视诚信，这代表了希望维持正直的人际关系的意志；尊重契约；与此同时，对皇帝和神祇保持恰如其分的忠诚。¹⁹在罗马人看来，从总体上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具有美德的民族。世界上其他地方则充斥着希腊人所说的“蛮族”，或是西塞罗所说的“行省人”。²⁰

罗马人对这些民族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之前以此为主题的希腊作品的影响，西塞罗便是典型的例子。不过他们的看法也来自亲身经历。随着罗马帝国的领土向东一直扩展到印度边界，向西经德意志扩张到不列颠，向北进入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以及后来的匈人活动的草原，向南延伸到非洲沿岸，罗马人理解的“蛮族”的范畴发生了变化。到了公元前 1 世纪，至少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二分法，不仅将罗马人和蛮族区别开，蛮族自身也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别：一类是在北欧和西欧的日耳曼人、哥特人和高卢人，另外一类是东边的努米底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和“柔弱的阿拉比亚人”（诗人克劳狄安的说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帕提亚人。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人和这两类人的接触都很多。他们能够压制其中的一些，而另外一些，特别是西欧民族，他们将其征召入伍，很多人因此被同化成罗马公民。这些西方的蛮族尽管有很多奇怪的特征，但是并不完全和罗马人所认可的美德格格不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凶暴但也很有勇气，残忍却也诚实。他们尊重自己的神明和家族，而且和以前的罗马人非常相似，他们时刻准备着要为祖国的利益献身。

与此相反，可能除了某些华而不实的艺术才能，“东方人”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和希罗多德的看法一样，他们既软弱又残忍，喜好奢华，淫荡的男人娶自己的姐妹或母亲为妻，他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埋葬死者，对病患置之不理。尽管有时表现得很粗野，但是他们显然也过于花哨、女气十足。“我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泄露我们终遭毁灭的命运，”1 世纪的讽刺诗人佩特罗尼乌斯如此写道（他是尼禄的宠臣，因此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从接受了波斯人生活方式的柔弱男孩那里”

他们学会了沉迷于勾栏瓦肆，
走路如女子般扭扭捏捏，
新发式和新衣服时时变换，
总而言之，追求一切迷人心窍的东西。²¹

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用一个拉丁词来形容：vanitas。它的意涵比单纯的“vanity（虚荣）”要丰富得多。它的意思是重视外表，而在罗马人看来，矫揉造作的举止和过于奢华的服装只是掩饰了单调而平庸的内在人格。它意味着空洞、贫乏、轻率、巧言令色和某种空洞、虚伪的本质。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反复无常。东方是vanitas之地，频频出现暴君，因为尽管这些蛮族可能是强健的敌人，但是他们却非常容易受仪式和习俗的左右，他们的内心空虚，只看得到眼前权力的诱惑，却意识不到背后支撑着它的美德。希罗多德对波斯人的一般印象是，如奴隶般顺从、缺乏自由；现在，罗马人将其拓展到所有亚洲民族的身上。公元 1 世纪的罗马史诗诗人卢坎嘲笑道，亚洲人永远都无法知悉丧失自由的痛苦，因为他们从未拥有过自由。“让叙利亚人成为奴隶吧，”他补充道，“还有亚洲人和东方人，他们早已习惯了国王的统治。”²²罗马人中间有一种错误但流传甚广的偏见，他们认为帝国内所有被贩卖的奴隶都来自东方，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脑海中东方人奴性十足的形象。²³

帝国扩张到亚洲后，被罗马人视为根本的价值观持续受到威胁。和所有建立帝国的民族一样，他们也害怕自己会被自己的帝国腐蚀，担心会受到其他风俗的吸引，也害怕如后来英国人所说的“入乡随俗”的诱惑。和所有创建帝国的民族一样，他们似乎相信自己秉持的价值观，特别是“男子汉气概”和简朴（共和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必定要优于其他所有民族，不过它们正不断受到侵蚀和腐化。亚洲人、希腊人、安纳托利亚人和叙利亚人不再是边界之外遥远而模糊的威胁。尤维纳尔抗议道，来自东方各地的移民是“逢迎、虚伪、好色、淫荡的大师”，渗透到罗马世界的中心。在他看来，叙利亚奥伦提斯河的河水现在似乎已经“流入台伯河已久，随之而来的是叙利亚的风俗，它的长笛和竖琴的嘈杂声”。²⁴这同样也是公元前 1 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撒鲁斯特批评罗马扩张到欧洲之外将会给自身的正直品德带来威胁的一个原因。²⁵

亚洲热切地追求财富和奢侈品，它的柔弱伴随着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残忍行径和有争议的性行为，也导致了所有神秘主义的或强调肉欲的宗教的诞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源自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迷信”：伊西斯崇拜、围绕西比拉神谕产生的秘密团体、密特拉教，最后，其中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传遍了从亚洲到苏格兰边境的所有地区。很少有人会不清楚，为什么最残暴、最荒淫的皇帝卡利古拉和后来的尼禄会对亚洲着迷，醉心于它的神祇、艺术和各式各样的宗教。据说尼禄鄙视所有的罗马神明，独尊叙利亚女神伊什塔尔。帕提亚国王提里达提斯拜访他时，称他是密特拉神的化身，作为回应，尼禄转而信奉“玛哥斯僧的宗教”，而提里达提斯亲自为其举行了入教仪式。

罗马在成为世界主宰的发轫期，曾经和一支亚洲强权迦太基有过一次灾难性的、近乎致命的遭遇。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非洲海岸的殖民地，大抵包括了今天突尼斯的北部和中部、撒丁岛的南部和西部，以及西班牙南方的部分地区。它寻求控制大部分通向西方的航路。自从腓尼基人第一次出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时，他们就有着某些“东方人”的特征。多少知道些骗人伎俩的奥德赛，称呼他们为说谎者和骗子，说他们狡诈、“诡计多端”。²⁶在西塞罗看来，他们要为将奢华风气和贪欲带到希腊，最终使希腊人失掉男子汉气概负相当大的责任。²⁷

迦太基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的冲突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公元前 264 年，当罗马人的势力扩张到西西里岛时，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加入一场决定地中海未来霸权的竞争中。迦太基的一切都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的头发和胡子不自然地卷曲，他们的衣着女气十足，男人和女人显然都对香水有着无法满足的热情。他们文身、化妆，身上佩戴着精致的珠宝：项链、手链、护身符、耳环和鼻环。他们行为夸张，社会地位低的人要在地位高的人面前下跪，希腊人正是因为这种风俗对波斯人深恶痛绝。他们的语言有奇怪的喉音，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将他们的对话比作野兽间的交流。

腓尼基人的宗教同样怪异。令人望而生畏的万神殿里有巴尔哈蒙、他的伴侣月神坦尼特和提尔城守护神麦勒卡特，他们以人献祭，定期杀死儿童作为祭品，有求于神的人必须遵守荒唐的饮食禁忌。他们的神庙丑陋、零乱，虽然迦太基人不需要在血腥的神明前下跪，不过他们崇拜圣石和下流、荒谬的家庭守护神。腓尼基人的城市是高大的阶梯状要塞，装饰风格非常华丽、混乱，和经过精心规划的希腊-罗马定居地完全不同。甚至连受到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赏的迦太基人的治理体系（实际与罗马人的并没有太大不同），看起来也过于复杂，完全是为追求贸易和利润而设计的：罗马人认为贸易是必要的，但并不合乎美德的标准。“腓尼基人的信誉”成了类似“希腊人的信誉”的流行语，意思是欺骗、说谎和违反协议。²⁸

与此相反，罗马人当然是一如既往的直接、诚实、直来直去。这样，在罗马人看来，和意大利半岛隔海相望、距离很近的地方的文化，似乎体现了东方所有的恶习：腐败而不讲道德、傲慢且自私自利、善于欺骗又盲目狂热，和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眼中波斯人的形象完全相同。

公元前 264 年，两大强权爆发战争，史称第一次布匿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241 年，此时罗马已经巩固了对西西里岛的统治，占领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作为因应之策，迦太基人着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新帝国，组建一支足以击败罗马人的军队。公元前 218 年，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他的父亲哈米尔卡在其 9 岁时就让他发誓，要永远与罗马为敌）率领一支从罗马所有蛮族仇敌中征召来的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其中还有一支由 38 头战象组成的传奇部队，不过它们的实际威力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自此，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201 年才结束，用李维的话来说，罗马人在这 17 年间“绝口不提和平二字”。²⁹

公元前 218 年，汉尼拔在提基努斯河击败了一支由普布里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率领的部队，西庇阿出身于罗马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世家。下一年，在特拉西梅诺湖畔，罗马又吃了败仗。公元前 216 年 8 月 2 日，在著名的坎尼会战中（发生在现在的坎尼山），³⁰意大利所有可以调动的军团被消灭殆尽。自从登陆意大利之后，汉尼拔杀死或俘虏了 10 万名左右的军团士兵、数百名元老院议员和贵族，其中还有两名执政官。在 24 个月的时间里，罗马前线部队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或死或伤，或被俘虏。这很可能是共和国的末日。³¹一天夜里，普布里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正在帐中睡觉，他梦到自亚洲而来的

穿着铜质胸甲的战士和国王组成同盟，所有民族一起与欧洲为敌，马的嘶鸣声和长矛刺出的声音，血腥的屠杀和可怕的抢劫，高塔化为废墟，城墙夷为平地，各地受到无法言说的破坏。³²

和马拉松战役前一样，亚洲再一次准备要奴役欧洲。汉尼拔的军队在距罗马城墙不到 3 英里的地方安营。罗马引颈就戮，等待着最后的屠杀。但是此时的迦太基军队已是强弩之末，筋疲力尽，当一支罗马军队从侧翼进军迦太基时，汉尼拔返回故乡。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亚洲的“铜甲部队”看起来确实要攻陷这座永恒之城了，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横扫欧洲大陆。

公元前 202 年，罗马展开攻势。在扎马战役中（发生在今天突尼斯的萨齐亚特·西迪·优素福附近），迦太基军队被大西庇阿彻底击溃。迦太基又设法延续了五十多年。但是到了公元前 149 年，经过六天的巷战之后，它被另一个西庇阿——小西庇阿——率领的军队洗劫一空，然后被摧毁。屠杀令人震惊。当屠杀结束后，西庇阿仪式性地诅咒这片土地，将盐耕入土壤，发誓绝不让这里再立起一座房屋或长出一株庄稼。根据当时就站在他身边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记载，西庇阿攥紧拳头说道：“这是光荣的。但是我预言我的国家也会遭受相同的命运。”³³迦太基最主要的图书馆被象征性地赠送给努米底亚国王，这是毁灭行动的最后一步，最终，迦太基文化也随之灭绝。³⁴

随着死敌的灭亡，罗马人使整个地中海地区避免了，或者说似乎避免了“东方化”。迦太基是唯一有足够实力阻止罗马扩张的强权。在它灭亡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罗马军队的了。罗马的城市、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政体和拉丁语紧随罗马军队逐渐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到了公元前 1 世纪，地中海成了“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接着，罗马进入亚洲。塞琉古帝国曾经一度占领了从安纳托利亚经叙利亚和巴比伦到伊朗直至中亚的广袤领土，现在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尽管塞琉古人本来是马其顿人而非伊朗人，而且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事实上的合法继承人，罗马人仍将其视为堕落、蛮横、虚弱的存在，和真正的“东方人”没有任何区别。马其顿人的运气也没有好多少。罗马人没有忘记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曾经和迦太基人结盟，公元前 168 年的皮德纳战役之后，腓力和亚历山大庞大的王国的最后部分也落入罗马人手中。

不过对于稍晚的罗马世界来说，代表了亚洲所有恶习的民族是帕提亚人。他们源自赫卡尼亚北部达依联盟中的帕尼部落，以铁甲骑兵和骑射手著称，他们培育的尼萨马很有名，声名远播至东方的中国。公元前 3 世纪，帕提亚人的首领阿萨息斯将塞琉古人赶出了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

与迦太基人一样，帕提亚人在罗马人眼里同样有亚洲典型的野蛮作风。尽管他们对罗马军团取得了可观的战绩，而且很多作者，比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将帕提亚帝国视为罗马唯一的对手，但是他们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仍然是地方对中央政权的持续叛乱，王室内部狂热而血腥的阴谋，杀父、弑母、手足相残（几乎没有罗马人会注意不到他们和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相似性）。“他们的民族性是，”历史学家和动物学家庞培乌斯·特罗古斯总结道，“浮躁、粗暴、狡诈和傲慢无礼……他们之所以服从自己的首领，是出于恐惧，而非敬意。他们的性行为毫无节制……他们说的话或做出的承诺没有任何可信性。”³⁵在罗马人眼前的是一连串残忍、荒唐、奢侈、迷信的暴君：阿尔达班、瓦尔达内斯、戈塔尔泽斯、沃诺奈斯，阿契美尼德人的奢华和虚荣与帕提亚人的残暴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另一个世界（orbis alius）”，刚好与罗马世界和罗马人的美德形成鲜明的对照。³⁶

这些描述中令人瞩目的地方是，亚洲人缺乏自由的看法再次出现。同他们的阿契美尼德前辈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和阿契美尼德人关系密切），帕提亚人被视为一个仅仅由恐惧驱使的民族，无法自由做出选择。“你用恐惧控制你的臣民，”塞涅卡对帕提亚国王说，“他们不允许你片刻松开你的弓；他们才是你不共戴天的敌人，易于被贿赂，盼望有新主人出现。”³⁷

这又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伙暴徒，而非一个民族。薛西斯的军队已经证明，即使乌合之众也可能取得辉煌的战绩，很多罗马人认可帕提亚人的军事技能、他们的勇气，更不用说他们的凶残本性。但最终绝大多数人像希罗多德一样，坚信自由人是最好的战士，帕提亚帝国总有一天会踏上和所有东方专制政权相同的道路。事实确实如此，它先是在 198 年被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率领的罗马军队击败，然后被萨珊人摧毁。他们因为自己的恶习而衰落，受到奴隶般的无能的驱使而使自己徒具民族的外形，他们天生是西塞罗眼中的“行省人”，为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利益，这些人理所当然应该被置于罗马明智的监护之下。

和之前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之所以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归根结底是脆弱的，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据说是“天生”热爱自由的，而是出于一种更为具体的理由，也就是对一种特殊政治体制的信心。正如雅里斯底德所指出的，让罗马成为希腊世界合法统治者的是它“集所有其他政体之大成，而又摒弃了它们的缺点”的政体，换句话说，就是罗马的共和主义。

3

在罗马一步步吞并亚洲大片土地的整个过程中，它曾经是一个共和国（respublica，其字面意义是“公共事务”，老式英语词汇“common-wealth”可能是它最恰当的翻译）。它并不必然施行雅典的民主制度，不过它肯定是一个其宪制依赖于维持一般民众和掌握元老院的贵族之间的平衡的国家。至少从名义上讲，帝国直到灭亡的一刻仍然是由“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i，SPQR）”统治的“罗马人民的帝国”。SPQR 的标志被所有军团带上战场，被装饰在每一座公共建筑上，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罗马城的井盖上看到。

人民一直拥有巨大的权力，只是他们常常也很盲目。控制罗马经常等同于控制民众，而受欢迎的将军总能通过煽动大众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公元前 184 年，保民官奈维乌斯指控颇具人望的扎马之战胜利者大西庇阿收受塞琉古皇帝安条克的贿赂，受贿地点在现代的叙利亚。西庇阿完全没有反驳针对自己的指控（毕竟他很可能确有其罪）。相反，他对前来旁听自己受审的庞大人群说：“今天是我在阿非利加的土地上击败你们的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迦太基人汉尼拔的伟大战役的周年纪念日。”他指着奈维乌斯继续说道：“我们不要忘记众神的恩惠。不要理会那个可怜的人，向朱庇特致谢吧。”随后他向朱庇特神殿走去，人群跟着他离开，奈维乌斯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彻底打败。³⁸所有军事将领都知道，为了控制罗马，他们必须得到人民的爱戴。

对罗马人而言，人民和贵族非常相似，帝国和共和国实为一体。今天，我们太过经常地认为帝国总是君主国，充其量是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进行伪装。但事实并不总是这样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的雅典创造了一个事实上的帝国。15、16 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和 19 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帝国）。古罗马也是这样。

随后发生的事情在共和国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罗马将军的权力过大，越来越不愿意听从元老院的命令。公元前 48 年，两名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以后者在法萨罗之战中的失利告终，他随后在埃及被杀，这使恺撒事实上控制了整个帝国。

恺撒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事将领、拉丁语大师、善于蛊惑人心的演说家、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发明了一种精美的有褶边的托加长袍）、四处拈花惹草的浪荡子和癫痫病人。他的野心极强。现在，他宣布自己为独裁官（该官职通常只在危机时设立，任期受到限制）、终身执政官，死后成功地让自己被宣布为神。经过这些步骤，共和国空有其名，实际上已经与君主国无异。恺撒也热切地希望能成为国王。罗马很久之前曾经有过国王，这一头衔特别能唤起人们对共和国建立之前那段无序和压抑的日子的回忆。

更善于拍马溜须的追随者们显然已经在散布谣言，他们称《西卜林神谕集》预言，除非成为君主国，否则罗马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最久远、最凶残的敌人帕提亚人的梦魇。³⁹随后的发展是，人民代表最终不情愿地将王冠献给他，恺撒以不堪此重任为由拒绝了，心里却期待人们会再次推戴。不过并没有发生第二次推戴。愤怒的恺撒宣布辞职，但是由于他曾经说过的话，现在束手无策。

普鲁塔克声称这个伎俩使普通民众“公开而极端地”憎恨他，而且为“那些很久以来一直恨他，但是到目前为止都伪装起自己感情的人”提供了“有用的借口”。

不管是不是国王，由于恺撒在元老院的所作所为，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威胁到了共和国的自由。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他在元老院的台阶上遇刺身亡，凶手是一群愤愤不平的共和派和前庞培派成员，领头的是恺撒的好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不过让这群刺客大失所望的是，恺撒之死对共和国的复兴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它使罗马陷入一连串的内战中，几乎葬送了帝国和整个罗马世界，后世的罗马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内战成了罗马和整个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不仅是罗马人自相残杀，甚至连帝国也面临着永久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的威胁。胜利者宣称，内战代表着东西方斗争中最新的重要阶段，罗马人和欧洲人的美德将会永远统治虚弱、腐败和纵欲的东方。

在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之后，有两个人成了帝国潜在的继承人，一个是恺撒的侄子和指定继承人屋大维，另一个是恺撒手下最成功、最有权势的将军马克·安东尼。公元前 43 年 11 月，元老院为了避免两人发生冲突，任命安东尼、屋大维和埃米利乌斯·雷必达为“重建国家的三头联盟”，任期五年。他们分享了帝国的统治权，而马克·安东尼得到其他两人的同意，肩负起重组东方的任务。

公元前 41 年，安东尼召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到塔尔苏斯见他。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克利奥帕特拉以妩媚动人著称，她已经意识到可以利用自己的魅力有效地守护自己的王国。六年前，尤利乌斯·恺撒攻下了亚历山大港，不过却反过来被克利奥帕特拉吸引，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说服他让自己保有女王的头衔。虽然她的王国受罗马辖治，但实际上仍然相当于是独立的。

安东尼到来后，她决定使用相同的策略。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她“正处于一个女人容貌最美丽、智力也最成熟的年龄”（她当时 28 岁），正因如此，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会成功。安东尼几次要求她前来，都遭到了拒绝。最终她还是来了，不过是按照她的条件，在她选定的时间来的。

她来了，乘一艘船尾镀金的大船溯西德奴斯河而上，“紫色的船帆在风中鼓起，银色的船桨轻抚水面，配着由笛子吹奏的乐曲”。克利奥帕特拉躺在船尾处由金线织成的华盖下，打扮成维纳斯的样子，“和我们在画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普鲁塔克评价道，两旁各站着一个穿得像丘比特的男孩，为她摇扇扇风。操控船只的不是船员，而是她最漂亮的侍女，穿得像海洋神女和美惠女神一般，有些在掌舵，其他的在操纵缆绳，与此同时，多得数不清的香炉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浓郁香气，从船上飘到河边。

最后，当这群人上岸后来到坐在市场上“执政官的宝座里”的安东尼面前时，市井街头流传着一句话：“维纳斯为了亚洲的福祉来和酒神巴克斯狂欢了。”⁴⁰

这种东方式的奢华取得了意料中的效果，安东尼堕入爱河。这也给了 17 世纪法国学者布莱兹·帕斯卡灵感，他对偶然性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做出了著名的评论：“倘若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地球的面貌将会大为不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她的鼻子，还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她的谈话技巧（所有人都承认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让安东尼堕入爱河。无论是哪一个，克利奥帕特拉都给安东尼带来了惊人的影响。“柏拉图提到过四种恭维人的方法，而克利奥帕特拉却知道一千种。”普鲁塔克诙谐地说道。她使尽浑身解数讨好他，而且时刻也不离其左右。

接下来的冬天，安东尼陪她待在埃及首都亚历山大港，一年后她产下一对双胞胎，分别取名为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太阳”）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月亮”），所有史料记载都说他们继承了母亲的外貌、魅力和充沛的精力。不过在那时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安东尼希望能保有东部帝国，他或是想将其作为自己的领地，或是想以此为跳板，从屋大维手里夺取罗马。公元前 39 年，他访问了雅典，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欢迎，并被宣布为酒神狄俄尼索斯在现世的化身。现在，他和克利奥帕特拉成了两位埃及神祇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化身，为了亚洲的繁荣而神圣结合。公元前 36 年，克利奥帕特拉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取名为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手足之爱”）。

公元前 34 年，安东尼吞并了亚美尼亚，绑着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返回埃及，让他跟着凯旋游行队列穿过亚历山大港的街道。这种行为没有先例，因为按照惯例，凯旋式都要在罗马举行，并且要向罗马的守护神朱庇特·卡庇托林努斯献祭。在亚历山大港庆祝一场胜利意味着现在这里成了帝国的首都。更糟糕的是，在随后安东尼举办的大型庆祝仪式上，克利奥帕特拉坐在银制的王座上（安东尼的宝座是黄金的），打扮得如同被称为“生命之家的女主人”的埃及女神伊西斯。在随后所谓的“亚历山大港奉献”里，安东尼宣布克利奥帕特拉和她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恺撒里昂为“万王之女王和万王之王”，埃及、塞浦路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主人。这样，克利奥帕特拉的儿子实际上对屋大维作为恺撒继承人的身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王国的其他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界，被分给亚历山大·赫利俄斯（此时他穿着米底人的服装，佩戴着帕提亚人的三重冠）和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穿的是马其顿人的装束）。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被封为昔兰尼女王。

至少在象征意义上，罗马帝国现在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至少在消息传到罗马时，人们是这样理解的。“人们把这视为自大和做作的举动，”普鲁塔克写道，“似乎暗示了他憎恨自己的国家。”⁴¹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其中绝大多数偏向屋大维及其继承人），安东尼因为对一个女子的爱，把自己变成了东方行省的总督。

塞涅卡鄙视所有东方的事物，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也受到牵连。他声称虽然自己相信安东尼毫无疑问曾经是“伟人和智者”，但是他要为允许“外邦习俗和罗马人一无所知的恶习进入帝国”负责。纵欲、不节制、酗酒，他已经成了一个东方女人肆意操弄的工具。“从那以后，没有人认为他是罗马公民，”半个世纪后的元老院议员希腊人卡西乌斯·狄奥鄙夷地说道，“他更像一个埃及人。我们不要叫他安东尼，干脆叫他萨拉匹斯［奥西里斯］；也不要想起他曾经担任过执政官和军队统帅，只需要知道他当过亚历山大港的体育官。”

回到罗马，屋大维发起了诋毁安东尼的宣传攻势，甚至在屋大维去世很久之后，它还在继续进行。公元前 32 年，他成功地迫使安东尼在罗马的大部分支持者逃出了城。随后，他得到了安东尼的遗嘱并将其公之于众，由于安东尼把它交给了维斯塔贞女，因此屋大维的做法是一种半亵渎的行为。据说安东尼在遗嘱里将帝国留给他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们，还要求将自己葬在亚历山大港。在此之前，已经有传言说他想把帝国的首都从意大利迁到埃及，而这条遗嘱进一步增加了传言的可信性。

现在，屋大维促使元老院正式收回了安东尼剩下的权力，并且对克利奥帕特拉宣战，这实际上把安东尼变成了叛国者，除非他立即抛弃她，而屋大维知道他绝不会这么做。随后，屋大维开始着手准备对付自己的政敌。在希腊西部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之后，主要因为屋大维的部下阿格里帕将军的作战技巧，安东尼最初的优势慢慢消失。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两军在希腊西北安布拉基亚湾入口处的亚克兴角遭遇。双方都有 4 万左右的军团士兵。除了意大利人之外，屋大维的军队里还有日耳曼人、高卢人和达契亚人。对面是安东尼从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征召来的士兵。据说屋大维对自己的军队发表了一次典型的诋毁敌人的演说。他对他们说：“亚历山大港人和埃及人将爬虫和动物当作神来崇拜，把他们自己的身体做成木乃伊，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不朽的；他们的厚颜无耻无人可及，却缺乏勇气；最为恶劣的是，他们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的奴隶”，他们在战场上绝不是真正罗马人的对手。⁴²

在《埃涅阿斯纪》的第 8 卷里，埃涅阿斯的母亲维纳斯给了他一块盾牌，他可以在其表面看到未来奥古斯都的罗马取得最终胜利的景象。在这个说法中，安东尼的军队和舰队的构成是，

蛮族的援军、东方国王的部队；
有近处的阿拉伯人，还有远处的巴克特里亚人，
说着嘈杂不同的语言，
穿着杂乱花哨的长袍，
他的厄运紧随其后——那个埃及妻子！⁴³

从最后一行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作者厌恶的嘘声，几行后描写克利奥帕特拉最终毁灭的诗句里也能读出类似的厌恶之情。

安东尼军队的总兵力比屋大维的多很多。他的战船数量是屋大维的两倍，而且更重、更大、装备更好。后面还有克利奥帕特拉提供的 60 艘战船，而她则待在另一艘镀金的大平底船上，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刚开始，海战似乎朝着对安东尼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在意识到敌人真正的弱点之后，阿格里帕迫使安东尼展开阵型，然后从空隙处突入，转而攻击克利奥帕特拉的战船。这个策略成功了。克利奥帕特拉不谙战事，她的战船没有包围阿格里帕的小舰队，反而惊慌失措地逃开，顺着风冲向安东尼的船队，造成安东尼剩余的战船阵型大乱。普鲁塔克说，在那个时候，安东尼的行为“证明了一句曾被当作玩笑话的俗语是真实的，一个爱人的灵魂栖身在另一个爱人体内”。他没有重新组织自己的舰队，而是直接抛弃了它，登上一艘五层桨座的大船，“紧跟在那个已经让他堕落，而且不久将会彻底毁掉他的女人的身后”。⁴⁴

夜幕降临，群龙无首的舰队或是向阿格里帕投降，或是被击沉。安东尼的部队在岸边等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的统帅也没有回来，于是他们向屋大维投降。随着战役结束，安东尼想要把罗马变为一个东方的专制君主国的企图也宣告失败，更准确地说，至少这是胜利者给我们留下的说法。

十几个世纪后，拜伦勋爵望着同一片大海，悲伤地回忆起这场失利：

请看这可爱、无害的安布拉西亚海湾，

有人在这里抛却江山，只为一个女人！

在那波澜起伏的海湾，从前有一天，

许多个罗马的将军和亚洲的君王，

开来大批舰队，胜败不明地杀戮一场。

请看恺撒第二记功碑的地点，

它们，和兴建者一样，已经永远消亡。

称孤道寡的蟊贼呀！你们害人不浅！

上帝啊！你的地球难道必须做他们赌博的本钱？⁴⁵

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爱人设法带着 60 艘战船和安东尼的财产向东逃到亚历山大港。屋大维一年后才追上他们，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反抗已经明显没有任何希望了。当胜利的罗马军队进城时，两人自杀身亡。在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自杀故事中，她选择的死法是让毒蛇咬她“雪白的胸部”。根据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屋大维显然由于担心无法把她带回罗马、无法让她出现在凯旋式上，他甚至让普塞利舞蛇人将蛇毒从她的伤口中吸出，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他不得不让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做替代品，后者在他回到罗马时带着镣铐跟在他的战车后面。现在，如同他的赞美者在散文和诗歌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的那样，他成了全世界的主人。

在离开亚历山大港之前，屋大维将亚历山大的木乃伊从神庙中移出。对着它看了许久之后，他为干瘪的头颅戴上金冠，给尸体撒上花。当陵寝的看守问他，现在想不想去看看托勒密家族的木乃伊时，他答道：“我是来看一位国王的，而不是来看一排尸体的。”

屋大维让自己成了整个罗马世界的主人，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让来自东方的威胁消失了。现在，埃及步马其顿的后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所有与它的希腊化时代和法老相关的记忆都将被抹掉。⁴⁶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十几个世纪后，拿破仑·波拿巴将会在相同的海岸登陆，宣称自己是新的亚历山大，发誓要纠正所有由屋大维造成的伤害。

马克·安东尼的“东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奥古斯都一派的捏造，并且得到了罗马诗人卢坎和其后的普鲁塔克的积极支持。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将大本营设在埃及，在克利奥帕特拉的帮助下，而且毫无疑问是在她的要求下，扩张了她的王国的势力，不过他拒绝吞并犹太王希律的土地，而克利奥帕特拉显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安东尼的“东方性”与波斯人的东方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及法老治下的埃及。自从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被称为“救世主”的马其顿人托勒密一世（公元前 367—前 282 年）占领埃及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家族确实被同时视为埃及法老和希腊君主。他们支持本土教派，和下埃及孟菲斯权势熏天的祭司合作，而且在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开始举行古埃及风格的加冕仪式。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希腊版的埃及神祇奥西里斯，取名为萨拉匹斯，当作自己的希腊-埃及守护神。不过这样的融合在古代世界非常普遍，它们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对罗马人来说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托勒密家族本身仍然是希腊人，他们按照希腊习俗生活，遵守希腊法律。据说克利奥帕特拉精通埃及语（如果普鲁塔克说的是事实，那么她也通晓米底语、埃塞俄比亚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帕提亚语和穴居人语），不过她是托勒密家族中第一个会埃及语的人。安东尼可能将大本营设在亚历山大港，他可能和埃及女王有三个孩子，但是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他娶了她，看起来十分清楚的是，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成为一个东方的君主，而是全罗马的皇帝和恺撒。实际上，除了不足为凭的和奥西里斯的联系，安东尼对罗马礼仪最严重的冒犯似乎是穿着轻薄的希腊便鞋，而不是得体厚重的罗马式鞋子。

但是人们很容易对历史记录置之不理。在后来有关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命运之战的叙述中，屋大维在内战中的胜利及其成为元首，象征着将东方主义的污迹从罗马世界中清洗干净，将安东尼在埃及宫廷虚度时光和他接受埃及神祇的事实所代表的vanitas清洗干净。亚克兴战役的胜利导致埃及王国被吞并，随后亚洲的大片领土被划入罗马的版图。和之前的萨拉米斯战役一样，亚克兴战役同样是一场海战，它们都确保了自由、品德高尚的西方没有亡于专制、腐败的东方。

4

在这些妖魔化安东尼的企图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不安。看到舅爷恺撒耻辱的失败后，屋大维不愿意接受国王的头衔，而是给了自己统帅（Imperator，也译为“皇帝”）的封号。公元前 27 年，他采纳了另一个头衔奥古斯都（“可敬者”），建立了一人统治的新帝国，其统治者现在被称为元首（principate）。

奥古斯都坚持认为，与其说自己是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国家，不如说是在重建所谓的“人民的事业”。虽然罗马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君主制的帝国，但在其官方宣传中，是人民把他们的“权威与权力”（imperium et potestas）赋予皇帝的。⁴⁷在奥古斯都的传记《神圣的奥古斯都功业录》中（他下令将其刻在铜柱上，竖立在帝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里），奥古斯都宣称自己“解放了被一个派系的统治权压迫的共和国”。

甚至晚至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拉丁语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玛尔塞利努斯仍然能将罗马皇帝形容为共和国的仆人，“（共和国）将管理其遗产的责任托付给恺撒们，就如同托付给自己的子嗣一样”。确实，罗马皇帝的头衔总有些暧昧的地方。单单是被所有后继者采用的“奥古斯都”头衔，就暗示了从希腊化王国的君主们那里继承来的半神圣的权力。“第一公民”至少暗示了还有其他与他相似的人；统帅则意味着“行使统治权的人”，只是用来描述所有罗马官吏拥有的行政权力的范围。

尽管如此，尽管元老院仍然拥有政治权力，而且直到罗马灭亡前夕，“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PQR）”仍有人提及，奥古斯都的新元首头衔很快成了一个门面，在其背后一种新型的寡头政体逐渐成形。虽然平等和公民自由至少幸存了一段时间，但是为共和国带来成功的旧有的权力分享机制消失了，它们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到了公元 3 世纪初，法学家盖尤斯和乌尔比安可以在不用担心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大胆宣称，现在所谓的“皇帝”的统治权已经吸收了罗马人民的统治权。

尽管奥古斯都的新秩序标志着在共和国时代受到高度赞扬的那些自由被一点点侵蚀，但它似乎确实给这个无可比拟的强国提供了繁荣：军队看起来战无不胜，罗马人民安享经济无限增长。伴随着新的繁荣和安定局面，拉丁文学进入黄金时代，这是史诗诗人维吉尔的年代；是诗人奥维德的年代，尽管他可能由于卷入皇室的丑闻而被奥古斯都放逐到黑海的托米斯城，他的作品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所有其他古典作家；是诗人贺拉斯、提布鲁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年代；也是李维的年代，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同时庆祝着罗马在新秩序下取得的成就，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成就：罗马真的成了李维所说的“世界首领（caput orbis terrarium）”；罗马的军队和法律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罗马式和平（the Pax romana）。⁴⁸

但是奥古斯都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他死后，帝国落入一连串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之手，他们都有些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因此形成了一个王朝，通常被称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尽管皇帝有着绝对、独一无二的权力，但是帝国本身直到其灭亡之日仍然还是代表着人民。这就意味着，困扰着所有君主国的政权世代交接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罗马皇帝从来不是像后来的欧洲统治者那样的“国王”，也就是有继承权的君主，后者自身及其职位都被认为受到某种神意的约束。一位皇帝的决定永远无法构成对其继承人的约束。之前在共和国时期，由于元老贵族阶层的存在而得到保证的政策的连续性，开始变得摇摆不定，随后彻底消失；奥古斯都时代的寡头制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变得像是僭主制，最终，在很多罗马人看来，已经非常接近东方的君主制了。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统治下的罗马成了不计其数的流行小说和电影里罗马帝国的形象：酗酒狂欢、残忍而怪异的性行为、角斗士的厮杀，因为琐事冒犯政权而遭到杀戮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堕落而纵欲的皇帝，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庞大领土的统治权交给腐败、谄媚的臣下。和很多流行作品中的形象类似，上述内容也有不少是彻头彻尾的幻想（而且通常和性有关）；即使不是捏造的，很多也被其最主要的受害者基督徒添油加醋了一番，不过绝不可能都是幻想。有人主张，其中一些是由于铅中毒而导致的。环绕罗马的 11 根水管每天要为城市提供 25 万加仑的水，然后通过铅管流入各个家庭。体质人类学家发现，这一时期发掘出的骨头的铅含量常常是正常值的 10 倍。如此高浓度的铅对饮水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猜测。

不管是因为铅中毒、遗传性精神病，还是其他较轻的病症，在奥古斯都到涅尔瓦之间的皇帝很少有人受到称赞。其中的第一个是提比略，他在罗马赢得酒鬼和淫棍的名声后，隐居到卡布里岛，在那里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大别墅。它的遗址现在仍然保存在海岸边的悬崖上，他曾经从那里观看那些冒犯自己的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后”，被扔到下面的海水里。他还在那里建了一座被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称为“私人妓院”的建筑，来自帝国各地的男孩和女孩充斥其中，纵情于“不自然的性爱”，以激起皇帝日渐消退的欲望。而国家事务则被交给无能的禁卫军首领塞扬努斯。西班牙和叙利亚一连几年没有总督。帕提亚人侵占亚美尼亚，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肆虐默西亚，日耳曼人攻入高卢。

继承提比略的是绰号卡利古拉（意思是“小靴子”）的盖尤斯，一个暴躁、敏感的虐待狂，有乱伦的癖好（他在奢华的宴会上公然与自己的三个姊妹轮流做爱，而他的妻子、助纣为虐的米隆尼亚·卡桑妮亚在阳台上观看这一切）。甚至连提比略也意识到自己的继承人将会是怎样的统治者。他有一次声称：“我在为罗马人民养一条毒蛇。”他的预言完全成真。卡利古拉喜欢观看酷刑和斩首，因此组织了大量此类的行刑。他任命自己的一匹马为元老院议员，以此来表示对元老院的蔑视。据说他曾大声咆哮道，希望所有罗马人（他以他们的名义实施统治）只有一个喉咙，这样他一次就能将其割断。最后，和很多其他脾气暴躁的皇帝一样，他被宫廷卫兵刺杀，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起遇害。

继卡利古拉成为皇帝的是他的叔叔克劳狄乌斯，一个软弱而多病的人，很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由于他的双手颤抖不停，而且说话吐字不清，因此在他的侄子统治时，成了无数恶作剧的对象。不过尽管年轻时受过这么多的侮辱，克劳狄乌斯实际上是一个博学而且精明的人，多少算得上是历史学家和文法学家。他可以说流利的希腊语，而且发明了三个新的拉丁字母，不过它们的使用时间不长。⁴⁹虽然在刚刚得到权力时，他看起来和前任一样残忍嗜血，不过事实证明，虽然他的施政常常毫无章法，但是他是这个王朝唯一一位勤勉处理政事的皇帝，而且也正是他将罗马公民权扩展到帝国行省。克劳狄乌斯的错误是，他娶了两个恶毒的妻子，先是有名的梅萨利纳，然后是阿格里皮娜，后者更是将毒蘑菇混入皇帝最喜爱的蘑菇菜肴里，把他毒死。

这为尼禄——所有皇帝中最危险的一个——开辟了道路。他杀掉了自己的母亲和姨妈，以莫须有的通奸罪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奥克塔维亚。尼禄自认为是诗人、音乐家和运动员，他参加戏剧比赛和马车竞赛（都获得了优胜）。这些虽然能够取悦人民，却让元老院耿耿于怀。他也被指控（很可能并不是事实）在公元 64 年著名的罗马大火期间，坐在位于昂提乌姆的别墅里演奏自己的里拉琴，用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来说，在罗马被焚烧时，他“唱起特洛伊毁灭的歌，将现在的不幸比作古代的灾难”。随后，受灾的城市中心有 125 英亩的土地被清空，用来建造一座宏伟、奢华的宫殿，里面堆满黄金和珠宝等“庸俗的奢侈品”，塔西佗鄙夷地说道，它的名字“金屋（Domus Aurea）”倒是恰如其分。⁵⁰后来，皇帝图拉真难掩对它的厌恶之情，用土丘将其掩埋，它的遗址保存至今，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发掘出来，对公众开放。

尼禄并不满足于在曾经是自己的公民居住的地方修筑新建筑，至少根据爱说闲话的苏维托尼乌斯的记录，他还“做出了种种下流行径”，并且几乎玷污了“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他为了把一个名为斯波鲁斯的不幸男孩变成女孩，把他阉割掉，然后娶他为妻，“嫁妆、婚纱一应俱全”，把他带到皇宫，当成自己的妻子。一名元老院议员语带讥讽地评论道，如果尼禄的父亲多米提乌斯娶的也是这样的新娘，那罗马会幸福得多。

元老院终于忍无可忍。议员们极其罕见地一致同意宣布尼禄为公敌。尼禄逃到自己的获释奴法昂的别墅。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外出一步就会被刺杀，因此选择自我了断。如果苏维托尼乌斯说的是真的，他临死前的遗言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

尼禄死后，罗马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声笑语”，而随着他的死，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也寿终正寝。尼禄的继承人，从伽尔巴（68—69 年）到图密善（81—96 年），在和元老院的不断斗争与罗马军团的内部纷争中起起伏伏。在极其有名的公元 69 年，罗马帝国有不少于四位的皇帝。这个令人悲伤的故事结束于公元 98 年，图拉真在这一年继位，他不仅是共和国之后第一个为帝国开辟大量疆土的皇帝，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广袤领土大部分地方的和平和安定。

138 年，随着安敦尼·庇护登基，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争斗和没有间歇的内战之后，罗马似乎要进入安定期了。人们相信它的疆域已经达到极限，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可居世界”，也是文明可能存在的世界，它终于实现了共和国初期就已经存在的梦想，成了“神圣和谐的化身”。用雅里斯底德的比喻来说，它给人类带来了“普遍的秩序……如一缕强光照耀着人类的公私领域”，众神之父宙斯曾将其赐予自然界，而在这个新黎明，“一种明确而普遍的免于所有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赐予全世界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⁵¹

在雅里斯底德看来，在一连串的帝国中，罗马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伟大的文明，也是最后、最持久的帝国。至少在他看来，第一个帝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然后是亚历山大的帝国。不过尽管幅员辽阔，它们的辉煌终究是建在沙土之上的。亚历山大可能最终“摧毁了波斯人的统治，但是他自己从未统治过”。⁵²最后是罗马，它吞并了之前帝国的全部领土，而且将会永存（或者说，雅里斯底德是这样认为的）。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雅里斯底德知道时间是前进的，从古代一直前进到现在这一时刻，而现在也将会同样如此地投射到未来。这个世界在各个方面都代表了人类可能达到的至善境界，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都无法再前进一步。技术可能会出现改良，虽然实际上自公元前 5 世纪开始就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是无法想象还会有不同的政治秩序、不同的风俗习惯，或者另一种宗教有一天将会取代现在的一切。更难以想象的是，会有什么比现在的这些更好。雅里斯底德和罗马世界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可能是第一批持这种不明智，最终也难以置信的观点的人，不过他们肯定不是最后一批。

如果罗马是最后一个世界帝国，如果它已经终结了历史，那么罗马必定也已经囊括了全球。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世界”的想法至少在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到了公元前 75 年，罗马的硬币上刻着权杖、地球、花环和船舵的图案，象征着罗马的权力遍及世界上所有的陆地和海洋。⁵³20 年后，西塞罗说：“我们的民族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⁵⁴到了奥古斯都掌权的时代，“世界（orbis terrarum）”和帝国成为一体，用维吉尔的话说，环绕在这个世界帝国之外的只有大洋河，它被想象成海洋女神俄刻阿诺斯化身为一条大河包围着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

如果罗马真的如同写出过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自然史著作的老普林尼所说的那样，是被神选中的“所有土地的看护者和母亲”，“将人性带给人类，成为世界所有民族独一无二的故乡”，那么是什么让它成为这样的呢？⁵⁵部分原因在于其军事实力，再加上在古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罗马帝国可以提供的技术便利是显而易见的：罗马建筑、罗马浴场、从远处高山引来干净的水或是为在诺森伯兰荒地的别墅中镶有大理石的房间供暖，等等。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再加上其他方面是无法被拒绝的硬通货。几个世纪以来，它们说服了从非洲一直到苏格兰的罗马之外的地方贵族形成对帝国的认同。⁵⁶但是除此之外总还有些什么，那就是一种被西塞罗称为“我们明智地抓住了一个事实”的生活方式。⁵⁷

当然，这样笼统的断言无疑是浮夸的，但是只要人们仍然认为罗马符合自身总是被夸张的形象，这些宣传之辞就依然非常有效。正如雅里斯底德所设想的那样，罗马是一个不仅许诺了进步的可能性，而且从根本上确保了人们的安全的世界，在军团到来之前，各地是“派系纷争不断和无序的”，现在位于罗马边界之外的蛮荒之地仍然如此。罗马国富兵强。罗马华丽堂皇。但是“众城之母”罗马也意味着爱。甚至连这座城市的名字Roma本身，都可以被重新排列成单词Amor，也就是“爱”。公元 3 世纪时，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墙壁上刻着三个拉丁语单词：Roma summus amor（罗马至爱）。⁵⁸

5

因为罗马人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帝国想要比它的创建者存活得更久，想要抵挡住入侵者，那么它就必须能得到被统治者的爱，即使不能如此，至少也要激起被征服民族出于自利的忠诚心。没有人能够低估罗马军事机器彻头彻尾的无情、残忍和高效。罗马对欧洲的征服是所有欧洲强权建立殖民地过程中最血腥的。无论是荷南·科尔蒂斯在墨西哥的屠杀，还是 16 世纪时皮萨罗在秘鲁的屠杀，抑或是 19 世纪塞西尔·罗兹在马塔贝莱兰的屠杀，都无法与之相比。在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的最后几年里，100 万高卢人丧命，100 万沦为奴隶，整整一代人被消灭，其残暴程度或许超出了罗马绝大多数的暴行，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军事力量就是全部的话，那么罗马毁灭的速度应该会和它崛起的速度一样快。“一个帝国能够一直强盛，”历史学家李维说道，“只要它的臣民仍然感到愉快。”⁵⁹为了生存，帝国必须要有朋友，而不能只有奴隶。它必须要说服被征服民族，他们在征服者的世界里的生活最终一定会比以前的好得多。罗马人也知道，如果想要在他们所认为的整个世界里维持和平，想要让那些曾经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致命的敌意在他们构建的世界里平息，就只能保持单一的统治和单一的文化。当然，这也曾经是亚历山大的野心。但是亚历山大活得不够久，而他的继承者们的能力不足以将这一远见转化为现实。

雅里斯底德没有任何怀疑，正是罗马的美德，特别是罗马的统治理念成就了罗马的伟大。和曾经的希罗多德一样，雅里斯底德对自己的听众说，波斯人“不知道应该如何统治，他们的臣民不愿意合作，因为如果统治者是邪恶的，那就绝不可能有好臣民”。波斯国王视那些为自己服务的人为奴隶，看不起他们，“而把那些享有自由的人当作敌人，施以惩罚。结果他们的一生都在给予和接受仇恨”。⁶⁰

与此相反，罗马人“统治着自由人……处理整个文明世界的公共事务如同在处理一个城邦的事务”。⁶¹罗马因此将世间所有最好、最有用的事物，所有手工制品、艺术品和建筑，所有的作物、纺织品、珍贵的装饰物揽入怀中，“这样，如果有人想要观赏它们，他或是走遍整个文明世界，或是来到这座城市”。⁶²它这样做是因为，正如雅里斯底德一次又一次重复的那样，帝国的各个民族是自由的，所有人都按照自己应得的权利受到管理，他们被尊敬，被保护。所有人都忠心耿耿，他们在说自己是弗里吉亚人、埃及人或高卢人的同时，也骄傲地说自己是罗马人，而这一身份可能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为了这个帝国长续久存，”雅里斯底德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在祈祷。”

一直以来，罗马不仅仅是一个帝国。对于那些受其吸引的人来说，它更是罗马人所说的“civitas”，很久以后出现的含义更为模糊的现代词语“文明（civilization）”就源自于此。它指的是一个社会，尽管它以罗马为基础，但并没有任何固定的地理位置。实际上，终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聚集到西塞罗所说的“神与人”的单一共同体。这样，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它依赖于调和和同化的过程。既然罗马人已经知道，他们的统治，以及由此而生的特定的身份认同，如果要像雅里斯底德所说的那样，持续到“海枯石烂、树木不再在春天发芽”的那一天，那就必须说服从属于自己的民族，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蛮族”，接受公元 2 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所说的romanitas，也就是“罗马精神”。

他们也确实接受了。从不列颠北部到北非，从西班牙到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的精英都采纳了罗马的生活方式。对于最有能力、最富有的臣民来说，帝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宝库，它可以提供的资源远超他们自己的狭小群体所能提供的。住着罗马别墅，穿着罗马服饰，按照罗马的习俗生活，说着拉丁语，他们渐渐开始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在几乎每一个罗马行省里，都能找到来自全帝国各个民族的人。在共和国末期，罗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都市，很像巅峰时的伦敦、巴黎或纽约。

在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之后，至少从出生地来看，皇帝本身有时都不是罗马人，甚至也不是意大利人。图拉真出生在西班牙，198 年成为皇帝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是不久前才罗马化的有迦太基血统的大莱普提斯人（位于现在的利比亚），所有的资料都说，他的拉丁语带有很重的口音。3 世纪伟大的改革皇帝戴克里先是一个出身于达尔马提亚的获释奴隶的儿子，他的继任者伽列里乌斯早年在喀尔巴阡山放牛。所有这些人，以及罗马帝国许多地位稍低的官员，都精通拉丁语（或希腊语），在以罗马人的身份为傲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甚至重建了罗马史上最凶恶、最成功的敌人汉尼拔的陵墓，以此来纪念自己（假定的）迦太基祖先。⁶³

到雅里斯底德来到罗马时，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标志的罗马文化传遍从底格里斯河到大西洋、从尼罗河上游的埃利潘蒂尼岛到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长城的广大地区。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的军官们，在苏格兰格兰屏山对面建起意大利式别墅和一座罗马式城镇，里面有露天剧场、图书馆和古典时代哲学家的雕像，与阿尔及利亚南部提姆加德的荷德纳山脉的罗马城镇遥相呼应。⁶⁴

我们不知道，经过罗马化之后，罗马时代之前的更古老的世界还有多少东西遗留了下来。但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情况本身。现在几乎找不到帝国心脏地带——地中海西岸、欧洲西北部和欧洲中部——前罗马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任何踪迹，无论是口口相传的还是诉诸文字的，也找不到前罗马时代生活在这片地区的民族的任何历史记录。在城市贵族阶层之外，稍早的生活方式和语言必定遗留了下来。在罗马占领不列颠的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几种凯尔特语言肯定得到了继续使用，其中一些的某种形式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⁶⁵罗马在北非殖民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罗马化的过程中，唯一幸存的语言是希腊语，而希腊语是帝国的第二语言，每一位有教养的罗马贵族都懂得这门语言，在公元 3 世纪后期，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之后，希腊语成了东部的官方语言。

这一文化如此有力，流传如此之广，即使经历了罗马帝国慢慢衰落、瓦解，直至最终演变成漫长而痛苦的垂死挣扎的过程之后，它仍然幸存了下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一个多世纪后，东罗马帝国法学家莫迪斯蒂努斯仍然可以宣称“罗马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祖国（patria）”，纵然有些许落寞，但丝毫不认为罗马此时已不再是众城之王。⁶⁶莫迪斯蒂努斯从未到过罗马，但是对他来说，罗马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理范畴，它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一种文明。

没有人希望看到它的末日。导致罗马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各臣服民族对遥远的帝国主人的那种恨意很难被归入其中。那些最终摧毁帝国的“蛮族”本身已经居住在帝国边界之内。与其说他们想要终结罗马的统治，倒不如说他们想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据为己有。当 410 年 8 月西哥特的阿拉里克最终攻陷并洗劫罗马城时，他们原本的目的也不是要摧毁这座伟大的城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皇帝不允许他们在罗马境内定居。

即使被打败，罗马的魅力似乎仍然无法被拒绝。在 5 世纪末，当西罗马帝国落到“蛮族”手里之后，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 493—526 年）回忆道：“一个有能力的哥特人想要像罗马人一样，只有低劣的罗马人才想要像哥特人。”⁶⁷如同 1790 年詹姆斯·威尔逊在沉思被称为西方世界的新罗马的美国可能的未来时所评论的那样，“可以说，并不是罗马人要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的居民扑到罗马人的怀里”。⁶⁸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罗马的评论真的成了对美国的预言。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修辞学家的所有话都当真，也不是要对表面之下仅隔数尺的残忍暴行置若罔闻。罗马的权力经常是为了罗马文明的利益而存在的。那种权力有时会让现代人（但不仅仅是现代人）感到恐怖至极。

首先是那些臭名昭著的竞技比赛、角斗士的搏斗和类似献祭一般让野兽杀死男女囚徒。公元 1 世纪下半叶，皇帝图密善规定这些活动只能在罗马城举行，而在此之前，帝国各地为了庆祝胜利、婚姻或是为了哀悼一位（男性）亲属的死亡，都会举办这样的表演。在共和国终结前，这已经成了出钱组织表演的人赢得民心的一种手段；实行元首制之后，它的范围更广、花销更大，也更加血腥。在罗马，权力太过轻易地从被雅里斯底德称赞的崇高理念，堕落为向躁动的暴民提供恐怖的娱乐和面包之类的琐屑小事。

其次，罗马和希腊一样，也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一群不自由的人在田地里辛勤耕作，建起雄伟的建筑，时至今日，它们的遗迹仍然令人震惊。他们充当舰队的桨手，从矿山中开采金银，从事对技艺要求极高的行业，成了制作从鞋子到刀剑等这类手工品的匠人。当然，他们也会参与贵族和大量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计算出，单单在公元前 1 世纪的意大利，就存在着 200 万名左右的奴隶，这意味着奴隶和自由民的比例大约是 3:1。他们的活动也深入到国家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希腊奴隶充当教师和管家，深受西塞罗信任的秘书泰罗是一个奴隶，他发明了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速记法。甚至连医生也可能是奴隶，他们可以期待获得与自己的服务相符的报酬，法律正是这样规定的。⁶⁹

这些男男女女，在很多方面可能比 15 到 19 世纪成百上千被用船运过大西洋，送到美洲烟草和蔗糖种植园劳作的非洲人受到的待遇要好。他们的主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甚至可以向法庭申诉。但是他们仍然是奴隶，仍然是别人的财产，也就是法律上规定的“物品”，而非人。

帝国必须提供的便利可能已经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共享，或者说，至少其中很多人都可以享用。但是这并不总是让生活变得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更少意外、更为平静，或更加安全。饶舌的 1 世纪罗马百科全书编纂家奥鲁斯·格利乌斯讲过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罗马统治下的行省里，没有背景、白手起家的人的生活可能变得多么危险。公元前 123 年，一位执政官（他是所有罗马官员中职位最高的）正式访问罗马南部拉丁姆的提南·西底辛南（Teanum Sidicinium）。他的妻子想在男浴池里沐浴（男浴池通常比女浴池更加豪华）。他找来当地的财务官（quaestor）马库斯·马里乌斯，命令后者让正在洗浴的男人们穿好衣服，离开浴池。马里乌斯匆忙赶去执行命令。但是执政官的妻子还是嫌他的速度不够快，向丈夫抱怨说，自己不得不在外面等候，而当她最终进到浴池里时，发现那里也不够干净，不能让她满意。执政官命人在广场中间立起一根木桩。这个不幸的财务官——“他的城市里最显赫的人”——被绑在上面，衣服被剥光，在全体市民面前受到杖责。考虑到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肉刑几乎只用在奴隶身上，遭受这样的处罚意味着这个可怜人的一生都被毁掉了，而这一切都只是由于执政官妻子的突发奇想。⁷⁰这样专横的行为并非个案。在邻近的费伦提努姆（Ferentinum），当地的财务官为了避免类似的羞辱，从城墙上纵身跳下，另外一个则抛弃自己的家庭逃亡了。⁷¹

确实，这些事都发生在较早的时期，当时拉丁人还是罗马文明的正式盟友，而非罗马公民。但是在整个罗马统治期间，人们总是非常忌惮国家高官如此蛮横的行为。罗马吞并了世界，它将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推广到各地。罗马的官员是其权力的化身，如果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或者显然是他们的妻子希望的），人们很难拒绝。

但是即使罗马统治下的真实生活并不像雅里斯底德描述得那么美好，我们也必须记住，奴隶在古代世界是普遍存在的。它至少起源于史前时代，即使不是全部罗马人和希腊人，但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角斗士搏斗之类的竞技比赛则是罗马独特的消遣活动。虽然它们出乎想象的残忍，但无疑非常流行。罗马的帝国统治当然可以很残暴，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罗马的官吏经常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但是很难说程度比后来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民主国家的官员还要严重。虽说他们的现代同僚不得不采用更加柔和的手段，而且只能偷偷摸摸地利用自己的职务取悦妻子，但是他们对个人生活造成的伤害，有时甚至不亚于罗马官员。在古代世界，根本没有比罗马更加人道、更少不安定性的社会，而残忍得多、也更加独裁的国家则比比皆是。罗马提供的是包容和安全，是一种生活方式，使雅里斯底德那样的人有机会摆脱本地的小圈子到遥远的地方得到充分的发展，假使生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其他社会里，他必定会受到限制。

位于公民身份（civitas）核心的是公民权（citizenship），正是前者从根本上限定了后者，并给予了名称。现代形式的公民权是罗马的产物，在塑造西方世界的市民价值观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几乎超过其他所有要素。212 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给予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我将［罗马人的］公民权赐予全世界。”敕令如此写道。⁷²《卡拉卡拉敕令》（或者说《安敦尼努敕令》，这是它真正的名字）当时被誉为非凡的慷慨之举，此后被视为罗马普世主义的至高境界。当时脾气暴躁的神学家德尔图良警告那些倾向于以自己的信仰为理由成为政治异见者的基督徒，“你服务的这个帝国，权力是归公民所有的，而非僭政”。⁷³

《卡拉卡拉敕令》将公民权赐予整个帝国，或者用差不多的意思来说，是赐予整个世界。不过卡拉卡拉在 212 年实际所做的只是正式确定了一项实行已久的政策，至少在共和国早期，它就已经是使罗马强大的源泉之一。相较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罗马对外邦人总是更加开放。历史学家塔西佗记下皇帝克劳狄乌斯在公元 40 年如何提出将某些特定的高卢人纳入元老院，从而尝试将公民权拓展到传统的意大利边界之外。元老院里年龄较大、也更为保守的议员对此怨声载道。一名议员抱怨说：“我们自己的公民曾经都是具有我们的血统的人……现在，可以这么说，我们被迫要接受一群外邦人，一支俘虏的大军。”

克劳狄乌斯是这样答复的：

斯巴达和雅典致命的弱点是什么？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是他们的政策对被征服者极为冷淡，视其为外人。不过我们自己的始祖罗慕努斯（在这方面）却很睿智，他有几次在同一天打败并且归化了一个民族。⁷⁴

皇帝的主张在当天赢得了胜利，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皇帝的身份，也因为克劳狄乌斯知道，他的主张符合一项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同样古老的传统。

随着 117 年皇帝哈德良继位，帝国的统一政策进一步强化，它更强调罗马的统治惠及万民，致力于缩小文化和阶级差异，突出每个人和皇帝之间关系的相似性。无论在哪里，罗马公民都能看到或亲身体验到帝国统治的象征：里程碑、皇帝画像、军旗、假日和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⁷⁵罗马本身也经常被描述为仲裁者，这种说法比统治者和总督温和得多，更接近于监督者或主管。罗马式的帝国主义并不被视为一个民族攫占了其他民族的土地、财物和人民的压迫，而是一种仁慈的统治，它并非征服，而是提供庇护。正如西塞罗提到自己效力的宛如帝国的共和国时所说的那样，“有人说我们是世界的帝国，保护人这个头衔更符合实际”。⁷⁶或者如后来的皇帝安敦尼·庇护所形容的，“我是世界的护卫”。

这正是雅里斯底德所说的“神奇的公民权”，他对此的评论是：“在所有人类的历史记录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它将“世界上更优秀的那群人的才华、勇气和领导力”汇聚起来。即使是最古老、最激烈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歧最终也消解了。他继续说道：

无论是海洋，还是其间的大陆，都不会成为公民权的障碍，亚洲和欧洲也不会受到区别对待。在你们的帝国里，每一条路对所有人开放。值得统治或信赖的人，不会继续保持外邦人的身份，全世界文明的群体组成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由一个人统治，他是最适合守护秩序的统治者和导师；所有人聚集在一起，仿佛进入一个共同的文明中心；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应得的。⁷⁷

和罗马世界的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公民权也有希腊的先例。不过希腊的公民（polites）指的是城邦（polis）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这个词的含义更接近现代语言中的“国家（state）”，而“政治的（political）”这个词显然就源自于它。但是它最原始的含义是“要塞、根据地（citadel）”。因此，希腊的公民权是以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也就是城邦为基础的，它在城墙之外毫无意义。当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被问及他是哪里的公民时，他回答道：“我是世界的公民（cosmopolites）。”他的本意是要讽刺提问的人，要侮辱所有形式的文明，而并没有普世主义的含义。如果琉善这部将世界主义者描写成一个可笑角色的哲学讽刺诗靠得住，那么迟至公元 1 世纪，对希腊人来说，一个不属于任何城邦的公民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相比之下，拉丁语里公民（civis）这个词来自印欧语的词根，本身就有家庭的意涵，特别是指接纳外人，也就是客人进入的家庭。和它的意思最接近的词很可能不是“公民”，而是“同胞”。这个单词本身就带有血缘社会的意味，但是它总是对外来者敞开大门。⁷⁸因为文明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地点，而是指公民的一组权利和义务，因此它可以被拓展到任何地方。罗马不仅统一了亚洲和欧洲，它也将二者转变成单一的文明体。也正是由于公民指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种族或民族，因此无论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埃及人，都可以说出那个有名的句子：“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进一步说明自己其他的地方身份。

无论身处何处，任何罗马公民只要在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情况下面临受罚的威胁，他都可以“诉诸人民”，而皇帝正是其代表。在古代世界，只有罗马公民享有类似于人身保护令的保护，他们可以免受帝国高级官吏武断裁决的伤害。没有人比一直让罗马东部当局头疼不已的圣保罗能更清楚地证明它的存在及其力量。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为自己的新宗教布完道的保罗不得不在士兵的保护下才逃脱愤怒的群众。快要被带进营楼的时候，保罗用希腊语问千夫长：“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你懂希腊语？”保民官多少有些吃惊，“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我本是犹太人，生在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⁷⁹被带入营楼后，千夫长命人鞭打他，直到他说出实情，为什么人群要“向他这样喧嚷”。此时保罗使出了撒手锏。

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作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⁸⁰

保罗随后被带到凯撒里亚，接受犹地亚的地方总督腓力斯的审问。腓力斯对保罗似乎还算友善，以某种形式的软禁将他关了两年，目的是避免冒犯犹太人，不过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腓力斯的继任者波求·非斯都却没有这么仁慈。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他们中间的这位麻烦的神学怪人激怒而再次陈情，“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非斯都决定审判他，他的经历和之前基督的经历没什么不同，保罗很可能落得和自己的主人相同的结局。不过保罗并不是出身拿撒勒的木匠，他严肃地对非斯都说：

“我站在恺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恺撒。”非斯都咨询过议会后，答道：“你既上告于恺撒，可以往恺撒那里去。”⁸¹

审判被中止了，保罗在军队的护送下被带到罗马。他在那里受审，被判刑，最终被斩首。⁸²他虽然无法逃脱厄运，但是某种勉强算得上的公正是被实现了的。

6

保罗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普世主义思想的承载者，他要求的权利远超恺撒的司法审判权，但是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罗马公民权所能提供的保护和尊严。也很少有人能更清楚地意识到，新的、没有边界的基督教秩序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西塞罗所说的“全世界的共和国”的公民愿景。

保罗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公民权主要是一种法律地位，只有创造出一个广泛、复杂、无所不包的法律体系，它才可以存在。在某种明显的历史意义上，是罗马创造了今天西方所说的“法治”（这个术语常常被滥用）。希腊人当然也受法律的限制。狄马拉图斯曾经警告薛西斯，希腊人视法律、也仅仅视法律为主人，他们敬畏法律，“更甚于薛西斯的臣民对他的恐惧”。但是罗马人的法律不仅仅是约束的手段，也不仅仅是如希罗多德所理解的平等的保障。罗马世界的不同民族正是因为法律才团结在一起的。

在法律上，罗马公民身份是对一种统一的身份的普遍要求。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是希腊人自由和正义的基础，这正是希腊人区别于波斯人以及所有其他蛮族的地方。但是权利（它可能是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和法律词汇中最重要的一个）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罗马人发明的。罗马人从自己长期管理一个有别于希腊联盟、被构想为一个共同祖国的庞大帝国的经验出发，演化出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随着帝国的扩张，它成了全欧洲的法律，虽然 5 世纪蹂躏帝国的日耳曼部落根据自己的法律惯例对其做出了大幅度的修订，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的基础。这是罗马人伟大的智识成就，可与希腊人曾经在道德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相提并论。

罗马法的历史据说始于公元前 451 年到前 450 年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目的是使祭司和贵族不能再操弄法律。其实际效果在于，自此之后，所有习惯法都需要有立法基础，以成文法典的形式颁布。它也确保了，在罗马世界和后来从英国到美国的所有西方国家里，法律是世俗而且独立的，尽管后来曾多次发生以神的名义对这一原则进行干涉。不同于亚洲绝大多数民族的法律，比如伊斯兰世界的教法和中国皇帝的诏书，罗马法虽然受到尊重，但并不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它可以被修改，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调整，其原因被后来罗马的法学家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法律源自事实。法律的基础是习惯和实践。如同谚语所说的，人民的声音即神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而不是用神的声音对人民说话。它的基础不是理论，而是“事物的经验”。正因如此，它是不可简化的存在。⁸³

随着罗马世界和它的需求的扩大，习惯法的内容也不断增多。后来的罗马法学家试图把所有这些汇总到一起，从而编纂出了一系列的法典，其中使用时间最长的，是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 6 世纪时下令编纂的。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法典分为四卷，分别是《法典》《学说汇纂》《法学总论》和《新律》，字数超过百万。在此之前，罗马法同所有的普通法和习惯法一样，很少或只是部分地被编纂过。查士丁尼浩大的工程是让时间停步的尝试，他像大多数伟大的立法者一样，希望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未来也会被证明是足够权威的，不需要任何律师再做解释，不留下他所说的“后人无谓争论”的空间。⁸⁴当然，结果证明他是错的。他的法典只是后来大量出现的注释和解释的开端，在 11 世纪以后，它们成了全欧洲所有法律教育和司法管理的基础。“查士丁尼赢得的虚名已归于尘土，”吉本评论道，“立法者的头衔却被永远刻在雄伟的纪念碑上……罗马人的公共理性默默地，或有意地融入欧洲的国内制度，查士丁尼的法律得到各独立民族的尊敬和服从。”⁸⁵

“公共理性”确实准确地说明了罗马法的本质：民法。换句话说，就是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理性推演形成的法律。民法最初只适用于罗马人，随着罗马的扩张，它也适用于整个帝国。不过罗马也创造了一个被称为“万民法”的法律类别。在实践上，它是罗马民法中同时适用于罗马公民和外邦人的部分，但是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它也是如 2 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所说的“所有民族都要遵守的法律”。这个概念对此后所有欧洲法律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欧洲强权的势力向外扩张到地球的其他地区（其中很多超出了罗马人的想象），它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公法”的基础，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它在管理着“国际社会”所有的行为。

第一个发明用法律来规范战争行为和确定战争合法性的也是罗马人。对希腊人而言（实际上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是如此），战争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保证自身的生存而发生的简单事实。亚历山大为了使自己的征服合理化而做出的最大努力是，向敌人的领土投掷一根长矛，然后宣称这片土地归自己所有，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然而，罗马人发展出了一个此后所有西方民族都遵循的观念，他们认为所有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必须是防御性的。⁸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战争总是最后才诉诸的手段，这就意味着，只有为了报复某些侵略罗马人或者其盟友的行为，才能发动战争。“最好的国家，”西塞罗评论道，“只有在为了保护自己的信念或安全时，才会发动战争。”⁸⁷这样，战争成了只是为了惩罚入侵者或是弥补其造成的伤害的手段。从这一基本假设出发，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直到今天仍具道德力量的“正义战争”理论。对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是正当的，这被称为诉诸战争权（ius ad bellum）。战争本身要遵守一系列协议，它们规定了战争如何进行，胜利者可以从中得到多少利益。这被称为战时法（ius in bello）。

包括西塞罗在内的绝大多数罗马人完全清楚，单纯是为了“防御”那些或真实或想象的敌人夺取自己的领土，罗马（以及后来的美国和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苏联）常常要用到代理人。虽然战争法的条文经常被以不正当的方式回避掉，而且现在依然如此，但这丝毫没有降低其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要归功于罗马。

但是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以之为依据来治理公民的一系列规定，它也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西塞罗写道：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人类，有一个定义是通用的……所有从神那里得到理性这一礼物的生物，也得到了正确的理性，因此他们也得到了法律这一赠品。……如果他们得到了法律，他们也就得到了正义。现在所有人都具有理性，因此所有人都接受正义。⁸⁸

西塞罗说的是“所有人”，也就是说不仅仅局限于真正的罗马公民，而可以被解读为全人类，即他所谓的“全世界的共和国（respublica totius orbis，这一说法将会被其基督教继承者们一再引用）”的全部居民。对于西塞罗来说，这个囊括全世界的人类的共和国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法律的具体体现。⁸⁹和西方思想中很多其他概念一样，这个概念最初由柏拉图提出，后来由亚里士多德加以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安敦尼王朝时期，西塞罗的“全世界的共和国”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不过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并不是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采纳了另一个哲学学派创造的形式，这个学派由于在开放的廊苑聚会而被称为斯多葛派。

斯多葛主义可能是发挥影响力的时间最为久远的古代哲学流派。它肯定是对西方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派别。尽管它本来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初由基提翁的芝诺创立的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不过和大多数这样的体系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的人对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人们最熟悉的是斯多葛派的智者形象，他将所有的痛苦（和绝大多数并非来自纯粹智力活动的快乐）视为外在于自己的事物，潜心修炼内在的平和，让自己可以超脱外人加在他的肉体上的伤害。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心神安宁”（ataraxia），即从焦虑和担忧中得到解脱，获得自由。今天，当我们用斯多葛这个词形容某人时，我们想要表达的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说某人是“哲学的”，我们基本上也是在表达相同的意思，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斯多葛主义是西方理解“哲学”概念的核心。）

但是斯多葛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听天由命,它也包含了如下的观念：自然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有着明确而超验的目的。该信念的核心是，无论文化与信仰有什么差别，所有人都共享着人的身份。它最初表现为舐犊之爱，但在真正的智者那里，马上就会向外倾注，首先包括家人和朋友，然后是同胞，最终是全人类。正如西塞罗所说：“人们从［舐犊之爱］产生出了一种对其他人自然而然的关心，单单依据他也是人的事实，就不应该认为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⁹⁰正是这种情感（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称其为“熟知自身”［oikeiosis］）使斯多葛派无法接受人类应该由偶然获得的血统或所处的社会来定义，我们应该视所有人为一个整体。这大体上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主义”。

最能体现上述思想的说法，是由罗马最有名的斯多葛派人物中的一位，即皇帝马可·奥勒留提出的。在一系列以希腊语记下的写给自己的随感——以《沉思录》的名字流传至今——中，他想到

作为皇帝，罗马是我的城市和我的国家；但身为人，我是世界的公民……亚洲和欧洲不过是世界的角落，大洋河不过是一滴水，阿索斯山不过是宇宙的一粒沙。和永恒相比，现在只是一瞬间。⁹¹

芝诺自己已经以类似的方式阐述过人类真正的目的。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

我们全都应该不再居住在城市和部落里，它们被不同的正义规则分开；我们应该把所有人都视为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和同胞。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身份和一种秩序（koinos），像是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的单一牧群。

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普世性的大力提倡。所有人都应该生活在一起，完全不需要考虑他们的种族、出生地或国籍。这成了基督构想的新教会的基础，英国最早翻译福音书的译者有意无意地回应了芝诺，在《约翰福音》里，基督说道：“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10: 16）

不过除此之外，关于这种情感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普世的理解。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芝诺的话，只是因为它被普鲁塔克记了下来。普鲁塔克不厌其烦地重复它，只是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正在实现芝诺的“梦想，或者说一个模糊的愿景：一个有序的、哲学的社会”。⁹²如果所有人都结合成一个共同体，那么正如现代的世界主义者坚持的那样，人类就不会拒绝属于任何国家的想法。而人类不应该属于很多不同的国家，只应该属于一个。对于芝诺（可能如此）和普鲁塔克（肯定如此）来说，那个国家就是亚历山大的帝国。对于罗马人来说，它显然只能是罗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罗马文明。

雅里斯底德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打开文明世界所有的大门，让那些有热切愿望的人可以自己去看世界；你为所有人制定了普通法，让他们脱离了之前的境况，如果把它们描述出来会很有意思，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无法容忍的；你使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结婚，你将所有的文明世界统合成一个家庭。⁹³

通过将所有这些礼物赠送给整个可居世界，罗马不仅带来了和平、繁荣、秩序和正义，至少在雅里斯底德看来，它也让人性自身发生了变化。如同英国政治哲学家厄恩斯特·巴克在 1923 年（也就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卑下虚伪的十年”将欧洲和世界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之前）宣称的那样：“罗马人酝酿出来的最好的思想，是一种世界国家（World-State）的思想，所有人都遵守普世的自然法，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兄弟。”⁹⁴

在演讲的最后，雅里斯底德用夸张的笔触对比了罗马崛起之前和之后的世界面貌。在罗马崛起之前，世界就像宙斯建立秩序之前的宇宙，“到处都处在冲突、混乱和无序的状态”。现在，在罗马的统治下，一直徘徊在“黑铁时代”的人类终于迈步向前了。现在，“城市焕发着光彩，散发着魅力，整个地球美得像一座花园。烟从平原升起，烽火已是朋友到来的信号；敌人尽数消失，他们仿佛被一口气吹走，吹到陆地和海洋之外”。曾经在海上横冲直撞的战船被商船取代。诸神得到了应得的祭品，因此“友好地帮助你们的帝国取得成就，确保它为你们所有”。⁹⁵现在，条条大路通罗马。港口里挤满了船。货物从遥远的印度和阿拉伯半岛运来。“这里拥有一切，贸易、航运、农业和冶金的产品，所有的艺术品和工艺品，所有在地球上生产或出产的东西。在这里看不到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的东西。”⁹⁶

安敦尼王朝创造了一个斯多葛式的帝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雅里斯底德站在雅典娜学校里演讲的时代，罗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对所有愿意接受诸恺撒统治的人敞开大门。它基本不在乎习俗的不同，不理会宗教的差异，只要这些不会干扰到对皇帝表达适当的敬意。不过和所有的黄金年代一样，这一次的也很快结束了。公元 180 年继位的康茂德重新为所有月份命名，甚至还在一段时间内以自己的名字改了罗马的名字，他沉迷于扮演角斗士（不过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最糟糕的日子再一次到来。

192 年 12 月，康茂德被勒死，元老院立即通过了对他的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但是在所有重要方面，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在继康茂德为帝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执政的 18 年间，帝国恢复了秩序，维持了和平。当他于 211 年 2 月在不列颠去世时，临死前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们：“不要不同意我的话，把钱分给士兵，不要理会其他人。”这则遗言愚蠢短视，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可能以此来维系一个期待远超单纯的军事实力来维持统一的世界；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了雅里斯底德《罗马演说》悲伤的墓志铭。甚至连这则遗言也被忽视了。军队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从 211 年到 284 年戴克里先继位的几十年间，有 70 多人角逐帝位。“这种从农舍到皇宫，从皇宫到坟墓永远不停的迅速转移，可能会让一个冷漠的哲学家感到有趣，”吉本写道，“如果哲学家身处人类普遍的大灾难时，仍能保持漠不关心。”⁹⁷

260 年，皇帝瓦勒良和他的所有将领都被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俘获。加利努斯手下一个名字恰好是马库斯·卡夏尼乌斯·波斯杜穆斯的将军在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建立了独立的“高卢帝国”。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王芝诺比娅建立了另一个国家，定都于绿洲城市帕尔米拉（位于现代的叙利亚），她从 267 年到 272 年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帕尔米拉是一座亚美尼亚城市，不过城中的居民来自亚洲各地，在罗马人看来，这些人太像波斯人了。无疑带有东方风格、被称为“万王之王的母亲”的芝诺比娅，看上去只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另一个继承者。芝诺比娅从没有打算将帕尔米拉从罗马分离出去。270 年奥勒良继承帝位后，她的企图是承认奥勒良为西部帝国的皇帝，而东部帝国则交给自己的儿子瓦巴拉特（罗马人称其为塞普提米乌斯·瓦巴拉图斯）。272 年初，奥勒良东征，在安条克击败了芝诺比娅。随后她撤往南方，宣布自己的儿子是唯一的皇帝和奥古斯都。不过到了夏天，帕尔米拉落到了胜利的罗马军队的手里，芝诺比娅也被俘，当时她正在寻求可怕的波斯人的援助。⁹⁸

奥勒良是一个成功而且高效的统治者，他统一了帝国，但是他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直到 312 年，罗马文明才在君士坦丁大帝的铁腕下从快速衰弱的噩梦中醒来。但在此时，它的领土缩小了，而且被分而治之。虽然此后它又成功地在西方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在东方维持了一千多年，但那几乎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不过尽管如此，在安敦尼王朝时期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普世公民权的梦想却存活了下来。东方的萨珊帝国的崛起没有将其消灭，和帕提亚人一样，萨珊波斯人也自认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人，他们希望能够完成由薛西斯开启的大业。匈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和蒙古人的武力也没有让它消失。即使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它仍然没有消失，并且保存到今天，成为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最有力、最持久的特征之一。但是最终把它从罗马帝国带到各个分裂、无序的国家，并且从文化上继承了“全世界的共和国”的衣钵的，是一种和本书中提到过的很多其他内容一样来自亚洲的新宗教：基督教。

1 ‘The Roman Oration’, 1.

2 对雅里斯底德的演讲和它的重要性的出色论述，见 Aldo Schiavone，The End of the Past: Ancient Rome and the Modern West，trans. Margaret J. Schneider (Cambridge，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3–15。

3 Paul Veyne, L’Empire gréco-romain (Paris: Seuil, 2005), 245–247.

4 De Consulatu Stilichonis, III, 150–155.

5 人们普遍认为是 16 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在谈到查理五世的帝国时创造了这样的形象。雅里斯底德的修辞没有那么有力，但是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您统治的领土等同于太阳升落的极限，太阳经过您的土地。”‘The Roman Oration’, 10.

6 ‘The Roman Oration’, 104.

7 ‘The Roman Oration’, 90–91.

8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II.

9 Aeneid, XII, 808–842.我要感谢 Maurizio Bettini 让我注意到了那一段和它的重要性。

10 Ep. 2. 1. 156–157.

11 Ramsay MacMullen, 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12 基本情况，见 Fergus Millar，‘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Ancient World’，in Rome,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East，i.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25–38。

13 ‘The Roman Oration’, 96.

14 参考 Suetonius,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V，42，trans. Robert Graves （New York: Welcome Rain，2001）。

15 Michael Grant, The World of Rom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0), 37–39.

16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4. 70.F.P.V.D.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Duckworth, 1979), 33, 225. cf. Polybius 31. 25. 3–5. 他声称同性恋是在公元前 167 年战胜马其顿的珀尔修斯之后传到罗马的。

17 9. 17. 16.

18 R.A.Gauthier, Magnanimité: L’idéal de la grandeur dans la philosophie païenne et dans la théologie chrétienne (Paris: Vrin, 1951), and Georges Dumézil, Idées ro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9), 125–152.

19 Dumézil, Idées romaines, 48–59.

20 De Republica, 3. 35 Peter Garnsey,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0–43.

21 Satyricon, 119. 19, 24–27.

22 Phars. 7, 442; 8, 362. 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61.

23 Juvenal, Sat. III, 60–85. See Mary Gordon, ‘The Nationality of Slaves under the Early Roman Empire’, in M. I. Finley (ed.), 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60), 171–189.

24 Sat. III. 6–72.

25 Catilinae coniuratio, 11. 5.

26 Odyssey, 13. 271–286.

27 F. Mazza, ‘The Phoenicians as seen by the Ancient World’, in Sabatino Moscati (ed.), The Phoenicians (London: I. B. Tauris, 2001), 548–567.

28 Arnaldo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29 22. 6I.

30 对这场战役做出的生动、出色的叙述，见 Hanson，Carnage and Culture，99–111。

31 Ibid. 110.

32 罗德岛的安提斯泰尼也这样说过。See Jean-Louis Ferrary, Philhellénisme et impe-rialisme: Aspects idéologiques de la conquête du monde héllenistique (Rome: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d’Athènes et de Rome, 1988), 362, where the dream is attributed to Scipio Africanus.

33 Polybius, 38. 21, 1, quoted in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22.

34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4.

35 Quoted in Ben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77.

36 Yves Albert Dauge, Le Barbare: Recherches sur la conception de la barbari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ollection Latomas 176) (Brussels: Revue d’études latines, 1981), 99–261.

37 De Constantia, 13. 4.

38 这个故事参考 Aulus Gellius，Noctes Atticae，iv，8。

39 Plutarch, Julius Caesar, 60.

40 Plutarch, Mark Antony, 26.

41 Plutarch, Mark Antony, 54.

42 Cassius Dio, 50. 24. 6.

43 Aeneid, VIII, 685–688.

44 Mark Antony, 66.

45 Clide Harld’s Pilgrimage, xlv.

46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II, 17–18.

47 Claude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trans. P. S. Fall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1.

48 Historia, I, xvi.

49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V, 41.

50 Tacitus, Annals, xv. 41–42.

51 ‘The Roman Oration’, 103.

52 ‘The Roman Oration’, 15–26.

53 关于这个以及其他的帝国形象的例子，见 Andrew Lintott，‘What was the Imperium Romanum?’，Greece and Rome，28 （1981），53–67。

54 De Republica, 3. 15. 24.

55 Naturalis historia, 3. 39.

56 见 Clifford Ando 的杰出的研究，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7.

57 Quoted in P. A. Garnsey, ‘Laus Imperii’, in P. A. Garsney and C. R. Whittaker (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8.

58 Quoted in Schiavone, The End of the Past, 5.

59 8. 13. 16.

60 ‘The Roman Oration’, 22–23.

61 ‘The Roman Oration’, 34.

62 ‘The Roman Oration’, II, 104; Schiavone, The End of the Past, 7–8.

63 Veyne, L’Empire gréco-romain, 166.

64 见 Peter Brown 在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89），11 中的优美描述。

65 Millar, ‘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Ancient World’, 31–33.

66 Digest, 50. 1. 33.

67 Quoted in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123.

68 ‘Lectures on Law: XI Citizens and Aliens’ (1790–1971), in 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 ed. Robert Green McCloskey, 2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ii, 581.

69 M. I. Finley,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Harmondsworth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107.

70 Ibid. 93.

71 Quoted in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39.

72 下一条“把它赐给仍然存在的……部分降服人”的意思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降服人指的是通过在战争中正式投降而成为罗马臣民的行省人。See A. N. Sherwin 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80–386.

73 Quoted in Sherwin 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435. 不过和绝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德尔图良对帝国的态度也有模糊的地方，他有能力想象出一种超越罗马世界的人类共同体。

74 Tacitus, Annals, II, 23–24. 对这些事件和它们的影响的详细描述，见 Sherwin 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237–250。（元老院暗指的）高卢国王韦辛格托里克斯和恺撒的冲突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公元前 52 年，发动攻击的是恺撒，而不是相反。

75 Ando, 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41.

76 De Officiis, II, 27.

77 ‘The Roman Oration’, 59–60.

78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22.

79 Acts 21: 37–39.

80 Acts 22: 25–29.

81 Acts 25: 10–12.

82 对这些事件的进一步讨论，见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18–20。

83 Petrus Baldus de Ubaldis, quoted by Luigi Prosdocimi, ‘“Ex facto oritur ius”: Breve nota di diritti medievale’, Studi senesi (1954–1955), 66–67; 808–819.

84 Quoted in Donald R. Kelley, Historians and the Law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45.

85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XLIV.

86 Cf. Cicero, De Officiis, I, 34–35. “冲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辩论，另一种是以武力。因为前一种是适合人类的方式，而后一种是野兽的方式，人们只有在无法使用前者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后者。”

87 De Republica, 3. 34. See Jonathan Barnes, 1986. ‘Cicéron et la guerre just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80 (1986), 41–80.

88 De Legibus, I, x, 29; xii, 33.

89 Aristotle, Rhetoric, 1. 12 1373b, and see P. A. Garnsey, ‘Laus imperii’, in Garnsey and Whittaker (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9–191.

90 De Finibus, III, 63.

91 The Meditations of the Empero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vi. 50, 58.

92 On the Fortune of Alexander, 329.

93 ‘The Roman Oration’, 102.

94 Ernest Barker, ‘The Conception of Empire’, in Cyril Bailey (ed.), The Legacy of R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53.

95 ‘The Roman Oration’, 104, 99.

96 ‘The Roman Oration’, 12–13.

97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X.

98 Paul Veyne, L’Empire gréco-romain, 3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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