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你万丈光芒好的第一句话（英雄莫问出处下的名利观）

哲学上有几个终极论题，其中就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国古人同样不乏对类似论题的探讨，”庄周梦蝶“正是对”我是谁“发出的思考，屈原也在《天问》里发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深刻提问，然而如此深邃的论题一时间终是难有定论的，否则它也配不上“终极”一说。

孔孟思想崛起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当义与利被泾渭分明地赋予了“君子与小人”的类比，后世清高士人们纷纷以这样的名利观为行为准则。可是在名与利之间，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双面性：说士人们不图名，他们对门楣世系上的“我从哪里来”却甚为在乎；说他们不重利，由于利附之于名，有了好名声后，“利”也就不请自来。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如果名和利都不重要，那么“我是谁”还重要吗？

于是在儒家体系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就有了出身和世系的双重含义；然而显赫的世系又未必与人们的出身直接相关，比如我们的刘玄德刘皇叔，他虽出身西汉皇族，现实中却是草鞋贩子出身。若非借了祖上之名，即便刘玄德再胸怀大志、又有多少人愿去搭理他呢？

怀才不遇者的困惑：英雄该出自何处

刘备的叔父刘元起坚信：此非常人也

刘皇叔自然是“时势造英雄”的受益者，他那草鞋贩子出身不打紧、重要的是，他能名正言顺地打出光复汉室的旗号。从这角度说，他是谁并不重要，背后的皇室世系背景才是最让人在乎的幌子。

现实中并非所有怀才不遇者都能有刘皇叔那样的运气，名不成利不就的他们虽恪守住了自己清高的名利观，但他们也会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于是有了元末明初诗人杨基在《感怀》一诗中的那句“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这就是“英雄莫问出处”的最初来源。

很显然地，杨基所说的“出处”是出身问题。刘玄德出身再不好、他好歹沾了“从哪里来”的好处；更多象杨基这样的人身前身后却是再普通不过，他们是谁没人在乎、他们也拿不出稍值得炫耀的祖上荣光来告诉世人“自己从哪里来”！这样的怀才不遇谁不郁闷、谁不困惑？虽有“英雄莫问出处”的呐喊，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连庄子屈原、孔孟诸圣都没能搞明白的事情，儒家士子们也惟有颓然长叹了。

杨基为“吴中四杰”之一，其实也非籍籍无名

古人家庭的贫寒与否、声望好坏，多少都跟他们“从哪里来”有关，杨基的这“出处”又被后人引申到了宗族世系上面，但无论名利是因祖上而来还是因自己的努力而来，它的双面性始终都无法回避：名不成，人们就不会知道你是谁；利不就，你就无以光耀门楣、给后世带去“从哪里来”的荣光。

儒家思想对这样的双面性问题其实一直在捣浆糊，因为它的世系思想建立在“千秋万代”的前提之下；帝王家尚做不到基业永固，何况臣民百姓呢？所以，一个人的祖上或许是贵族或帝王，其实际出身却可能是寻常布衣。

在儒家的名利观下，这些人一方面“不得不”恪守儒家清律、另一方面又无法避免地去在意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因为“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孟子》)同样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谁不希望自己能在宗族世系中吐气扬眉？如此的话，他日身后即便有刘玄德这样的怀才不遇者，他至少还能拥有“我从哪里来”的资本。

孔子：我觉得是杨基没读懂我的意思呢

据此，我觉得杨基其实是在向孔子吐槽：既要淡泊名利“与君子为伍”、又要强调出身世系的“根正苗红”，那么，真正的英雄们还能出自何处？

韩信：市井布衣出身、世系渊源上却有着贵族背景

出身市井的韩信无疑是古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杨基应是清楚他“从哪里来”的。《史记》里对韩信的世系记录不详、出身记录也不多，仅说他“贫，好带刀剑”。须知道的是，汉初之前唯有贵族才能随身携带刀剑、且不说其价值如何，平民之家铸剑及佩剑本就是犯法的。

韩信对手上这把显然是来自祖上的剑极为看重，他整日抱着它、宁可蹭吃蹭喝也不舍得卖掉换点财物、为的就是时刻警醒自己“来自哪里”。

饭都吃不饱、书剑不离身的韩信

清朝灭亡后，有些穷得叮当响的满清贵族在接受他人的“理发、端茶”等服务时也不忘打赏几个钱，对他们来说，“贵族范”是万不可丢的，韩信显然也认这理。不知他哪来的自信，韩信还对施舍他饭吃的大娘承诺说“将来一定厚报”，仿佛有了这贵族血统、他日的自己就必能成就大事似的。我们万不可小觑韩信如此“高贵地执拗着”，一旦他随波逐流埋没市井，后面的历史就不会是如今这样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熟知，市井布衣出身的韩信果然成了当世英豪，当日他抱剑徜徉市井的形象就仿佛在告诉世人：”我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我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可以看出，韩信内心里非常看重来自祖上的荣光，可惜历史记载就这么点，他的详细世系信息还真成了谜，如今的我们只知他是“淮阴人”而已。

我们对杨基如何看待韩信这“市井出身”不得而知，不过韩信这样的奇人史上罕有、寻常人再有志气也难以视之为榜样，所以杨基是不会傻到拿韩信去作“英雄莫问出处”的文章的，因为人家分明就是大有出处呀！

“韩信与漂母”的故事

邓禹和诸葛亮：时势造英雄，这就是他们的出处

杨基在《感怀》一诗中所描述的心中英雄就是邓禹和诸葛亮，这二人确实出身平平、寻常读书人家罢。不过杨基或许忽略了，邓禹遇到了刘秀、诸葛亮遇到了刘备，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或“他们来自时势”；没有刘秀和刘备这样的人物去掀动时势，也许邓禹和诸葛亮也会碌碌一生、发出跟杨基同样的感慨。

光武帝刘秀评价邓禹“深执忠孝”、姚思廉也评价说“昔邓禹基于文学”，可见邓禹亦是儒家仕子。更始帝刘玄在“王莽之乱”中即位时，邓禹已是名气不俗，众豪杰都推荐他报效刘玄光宗耀祖，邓禹显然有他自己的名利观、对刘玄这样的“人为名而尊己者(王夫之语)”自然瞧不上，这才有了他北渡黄河追随刘秀一举。

邓禹剧照

无论是为名或为利，邓禹的名利初衷非为了“尊己”，否则他报效的就会是刘玄、而他自己也会因逐利成了小人、跟“英雄”再也沾不上边。

诸葛亮的故事就更为人知了，他本来全无追名逐利之意，若非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倒是更愿呆在隆中过他闲云野鹤的日子；实际上，诸葛亮留给后世的名与利均是为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一系列历史结果，跟他的个人名利观倒无多大关系。杨基当然会羡慕诸葛亮那样的运气，但运气基于时势，这可不是诸葛亮自己能主宰的。

如果英雄的出处多是时势使然，这其实也非邓禹和诸葛亮等人所愿意看到的；毕竟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成了英雄、名利俱得又岂符合他们的名利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杨基更应该感怀的是运气、而不是自己的出身与时势，因为元末明初时同样“时势造英雄”，为何不是你杨基、而是“朱元璋刘基”等人呢？

“诸葛村夫”正源子诸葛亮躬耕隆中的初衷

杨基：出身不好时势不妙，所以“何必问出处”？

在杨基看来，出身不好、时势也不妙，所以才“何必问出处”。此说的意义本是一种个人感怀而已，却无意中将儒家名利观的双面性反映得淋漓尽致；作为儒家仕人，没有显赫世系就难以追名、出身贫寒自然无以逐利，为何儒家一边在宣扬“正统世系”的美名、另一边却又让出身贫寒者淡泊名利、保持自我清高呢？

杨基想不明白的正是儒家“捣浆糊”的高超艺术，估计汉武帝在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时就这么想：“让你想不明白就对了！”

在统治者看来，儒学思想的精髓就在于能够平衡体制内外的名与利，世上的好处就这么多，“内外有别”的双面性也是一种统治需要呀！所以一样是读圣贤书，一个王朝内的世袭者往往能在世系延绵的同时获得良好声望，而其他的怀才不遇者就唯有拿“与君子为伍”自我安慰了；一旦这当中的人能象邓禹、诸葛亮般晋身朝堂后，他们身后的世系一事就再也含糊不得，这些个“英雄出处”可是会在史书上大记一笔的！

董仲舒正是实用主义和儒家名利观的有力倡导者

徽州儒商：“朱子故里”就是我们的出处

历史上的徽商无疑算得上“商业上的英雄”，但他们在营商逐利的同时也能恪守儒家的名利观，所以被称为“儒商”。徽商们丝毫不掩饰自己“从哪里来”，因为徽州这“朱子故里”一直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出处；身为徽州人，家族中没点儒家的家学渊源是不好意思自报世系的。

虽是营商行为，不过徽商们却能在“待人以诚、接物以信、以义为利“等方面恪守儒家之道，名利均沾后却依旧留下良好口碑。究其根底，徽州人深知”逐利“本为儒家所恶，于是他们干脆不去拘泥名利小节、而是在”德“字上大做文章，这反而跳开了儒家名利观带来的双面局限：名可追、利可逐，但一切都要在”德“字框架下办得亮堂堂的！

要知道，“朱子”(朱熹)对儒家的最大补充就是个”德‘字，在道德沦丧的宋代末期，他的理气论使孔孟儒学“万物归于其理”，所以徽商们在“朱子故里”的陶冶下、有德有理地获取自己的名利就并无不妥。

“朱子故里”处儒家气息浓厚的徽商宅院

从这角度说，当你成功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当你的英名传遍大江南北之时，这时候再看“英雄莫问出处”是否觉得有点突兀？人一生荣光也好、黯淡也罢，最后终要归于身后的世系传承当中，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沿革传承之道，实在是无可厚非。

即便你一生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你是谁，能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也堪称对社会的尽责，国家与社会依赖的其实正是这些无以胜数的基石、默默无闻的英雄。儒家时代已成过去，假如杨基活在人人都可以是英雄的当代，想必他也不会写出《感怀》一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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