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悲惨的一生（列夫托尔斯泰为何会写出那样的）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了解托尔斯泰创作《安娜 卡列宁尼娜》的创作背景，以及托尔斯泰的生平。

有人说一个作家无论写不写自传，而实际上一生都在写自己，每部作品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投射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也不例外。

《安娜‧卡列妮娜》从出版到如今，被文界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他最好的作品，也一直都是文学界讨论的热潮。

之所以会引起长远的讨论，作品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托尔斯泰塑造的这个“安娜”，可以从多角度去讨论，而不同的角度又会得出不同的观点，以至于大家有“安娜”这个悲剧似的人物，把目光投上作者——能把“安娜”的命运写得如此悲惨的托尔斯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甭着急，这个咱先按下不表，先说说《安娜‧卡列妮娜》的创作背景。

托尔斯泰于1873年动笔写《安娜‧卡列妮娜》，历时5年，于1877年完稿，据说，写作过程颇为艰难。小说先后用过《两对夫妻》《年轻太太》《两段婚姻》等书名，最后才直接以主人翁的名字命名，用了看起来比这些都要雅气又简洁的《安娜‧卡列妮娜》。

用5年时间写一本书，于作家来说太常见了，但统计出来的往往是从动笔到完稿的时间。实际上要完成一部作品，真的没那么简单，从最初动意，到酝酿成熟，再到最终得以提笔写出来。

这真的是个漫长而又神奇的过程。能够顺利出版又得以认可，那可以说是实力加上幸运。因为，这期间，会有太多的人力不可抗的因素，导致创意与书稿胎死腹中，或者写了一半，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最终成了烂尾楼。

托尔斯泰是在1870年动意要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彼时，他正从“”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而从不不涉及道德说教的极端观点，转向“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另一个极端过度时段。

这个时段，托尔斯泰正打算写一部通过出身贵族家庭、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因为失足而最终使“灵魂得救”的小说，并打算把这个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

就在这么念叨着有了他作意象，并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得到了她的支持之后，转眼工夫，时光就来到了1872年。

这一年，在离托尔斯泰的农庄五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叫安娜兹科娃的妇女，发现情人有了新欢，竟然向自己儿子的家庭女教师求婚，她非常气愤，一气之下拿上几身换洗衣服离家出走，跑到了一个叫图拉的地方，后来，又觉得不甘心，而返回村子，以绝决的方式，投身于货车车轮下寻死。托尔斯泰目睹了这出悲剧，深受触动，于是《安娜·卡列尼娜》有了雏形。

而当时正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正处于由古老、守旧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殊时期。

如果你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历史有所了解，你就会理解《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说的“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

当时由一批把持政权的封建官僚、贵族阶层转变而来的所谓俄国农奴制改革，那些残留下来的封建传统及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俄国的乡村遭到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激起了一场“到民间”去等活动开展。

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因为自己生活在贵族阶层，过着寄生生活而深感不安，思想开始出现转变，甚至终日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阻止自己轻生，军人出身的他，开始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寻求心灵救赎，他甚至有意识地藏起绳子、猎枪，而去访问道士、神父并因结识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斯塔夫，而又最终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感受到浓烈的思辩色彩和宗教情绪。

托尔斯泰出生在贵族家庭，却在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但由于家底子厚，他被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在物资层面也算是衣食无忧。可是在家庭温暖与精神成长方面还是有所缺失。

作为一个不曾记得母亲与祖父母，又在年幼时丧父的孤儿，托尔斯泰的童年充满了灰色，甚至对他一生埋下了阴影。记得曾在某资料上看到过，托尔斯泰自己说，他在儿子出生之后，他曾有过长达十年的自杀冲动，是家庭的幸福或者对家庭幸福的期待使他最终活了下来。

或许，也因此才有了那个著名的小说开场白“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从此，家庭在托尔斯泰心里的地位无与伦比，爱、家庭与幸福的意义与三者间的复杂关系，是他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思考主题。

等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托尔斯泰更加重视家庭。不论跟家人在价值观上产生多大分歧，也不管他要因此忍受多少痛苦，他都没有轻易离开家的想法。

这一点，在小说里也得到了印证：佛伦斯基是一个不懂得家庭的爱的人，他不记得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则无法让他尊敬。

安娜也一样地从来不曾知道家庭的意义与价值，她被不亲的姑妈养大，年纪轻轻地就嫁给一个勉强娶她而又不懂得爱的中年男人，通过婚姻而被硬被塞进一个不属于她的社交圈与不属于她的人生。

或许正是因为幼年这份不幸的成长经历，在托尔斯泰笔下，“家庭”这里面复杂的元素，一直都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托尔斯泰在撰写《安娜‧卡列妮娜》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视「家庭」的意义与价值的。

著名作家格非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安娜‧卡列妮娜》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为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及得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

那么，在说了这么多之后，再回到“怎样的托尔斯泰能写出安娜？”或许就比较好理解了。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安娜‧卡列妮娜》，推测出托尔斯泰的态度。能够理解的是托尔斯泰的写作态度，更像是在呈现人性的各种可能，而不会让作者的个人取舍限制住小说中人性的可能发展。

或许，托尔斯泰的创作动机，是在探索爱、家庭与幸福的各种可能性，也企图探索人性和命运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安娜‧卡列妮娜》里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托尔斯泰无意于把安娜写成一个不守妇道妇德的女性，她原本是一个美丽、善良、体贴、迷人而又充满活力的女性，如果她嫁对了人，不但不会出轨，反而会有机会享受充满活力的人生。

托尔斯泰的夫人在1877年三月的一段日记里表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里所关爱的是家庭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他认为《安娜‧卡列妮娜》的重点不是在讨论安娜的热情，而是她对家人的歉意。根据他的观点，托尔斯泰所关爱的「家庭」包含着从孩子的出生所形成的血脉连结、彼此相爱的亲属、忠实的仆人、通过老仆人而跟往生亲人的连结。

托尔斯泰与妻子

托尔斯泰曾借着安娜的口说出：「我可不愿意拿石头去砸她。

托尔斯泰曾在撰写《安娜‧卡列妮娜》之前给Strakhov的私函（未寄出）中为娼妓的存在辩护，也曾在1882年参与莫斯科社会调查时为娼妓说话而赢得娼妓的好奇与好感。

而他却不愿意在小说中表白自己对信仰的态度，因此把列文跟神父的对话改写四次，以便让读者无从判断他对列文和神父的真正态度。

如果我们重读一下《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再读一读《安娜‧卡列妮娜》中：“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

那么，从这些个细节。我们或许大概能够解释，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安娜，或许正如格非先生说的，托尔斯泰是“被蛰伏在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直困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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