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十周年盛典五大男神(GQ报道感谢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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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过世前,和我聊起他的生平,坐在他面前的我有点紧张甚至手足无措。前不久,父亲被诊断为肺癌第四期,即便上天对我有所眷顾,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仅仅剩几个月而已。所以我手中拿着一部数字录音机,努力记下和父亲之间的对话。

作者父亲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手足无措,父亲递给我一张信纸,上面写着几个笔力枯瘦的大标题:家族史、家庭、教育、事业、课外活动。

“那……你要从中选一个然后深入谈一下吗?”我问道。

“正合我意,”他自信地说道,“首先,我的母亲生在一个叫做 Kehries 的村落里,它在希腊的埃维亚小岛上……”就这样,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我们之所以坐在这里,做着记录,是因为父亲在前不久被诊断为肺癌第四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全身,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杀死他。

所以,现在父亲正在讲他生平的故事。这是后来我们之间数十次谈话的第一次,每次持续一小时左右。录音机就这么运转着,父亲和我描述起当初自己成长时是如何探索洞穴的,讲了大学时是如何把一块块冰砖搬进远途的火车车厢的,还讲了他是如何和母亲坠入爱河,又是如何从体育播报员转型成歌手,最终成为一位成功律师的。他和我讲起那些我听了上百遍的笑话,只不过这一次,他加入了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人生细节。

三个月后,我的弟弟乔纳森加入到了最后一次录音。弟弟拿父亲年轻时的轶事逗我们开心,这是弟弟最珍藏的记忆。曲终人散时,他的声音却突然支吾起来。

“您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榜样,”弟弟说道,双眼涌泪。“您一直都在我的心中。”一整个夏天的高强度集中治疗并没有浇熄父亲的幽默感,他看起来大为触动,但还是忍不住要缓和一下气氛,说道:“谢谢你能这么想,不过似乎有些太浮夸了。”我们都笑了,笑声中,我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

总的算下来,我录下了91970个单词,如果将这些录音专业转录下来,以12号 Palatino 字体单倍行距打印出来,需要203页打印纸。我会将它们用厚重的黑色活页夹装订好,然后把这一摞文字放进书架,和装有其他项目笔记的黑色活页夹摆在一起。

但是当我真正把这卷“鸿篇巨制”放进书架的时候,我的野心膨胀了起来。一个更疯狂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成型:我觉得我找到了让父亲“活着”的更好的办法。

1982年,我11岁,家附近有座科学博物馆,我会坐在门廊的康懋达 PET 电脑终端前。每次来这里时,我都会径直奔向这台机器。电脑上运行着一款名为 Eliza 的程序,是 MIT 计算机科学家 Joseph Weizenbaum 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研发的早期聊天机器人。创作初衷是模仿心理治疗师,但这款机器人相当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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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懋达 PET 电脑终端

坐在屏幕前的我不知道的是,Weizenbaum 本人对自己的产品并不看好。在他看来,Eliza 不过是个小把戏。对于人们轻易落入感官幻想的圈套时,Weizenbaum 感到惊讶不已。“当时我没意识到,”他写道,“普通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这么简单的程序搞得胡思乱想。”

11岁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让我震惊的是,Eliza 的答案看起来真的很有洞察力(“你为什么那么难过?”),有时毫无洞察力的回复也会逗人一笑(“你喜欢悲伤吗?”)。发光的绿屏背后,似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生长。我入迷了。

几年后,在上了几节BASIC语言课后,我尝试亲手打造一款可以对话的计算机程序,并做作地为它取名“黑暗府邸”(The Dark Mansion)。这款程序模仿了《魔域》(Zork)等经典文字冒险游戏,玩家可以输入简短的指令来控制情节的发展。我的程序内文字剧增至上百行,竟然成功了!但在角色摸索到府邸的大门时,游戏就结束了,整段游戏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更适合当一名记者,而不是码农。但我仍对可对话的计算机饱有兴趣。2015年,我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智能芭比娃娃的长文章,智能芭比娃娃在某些方面有点像 Eliza,通过预写分支脚本“发声”,通过模式匹配与自然语言处理“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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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芭比娃娃

不过,Eliza 的脚本是一位严厉阴沉的德国计算机科学家编写的,而智能芭比娃娃的脚本则是由来自美泰公司和普尔史特林公司的一支团队共同编写的。除此之外,Eliza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充其量只能用粗糙来形容,智能芭比娃娃的能力却依托的是机器学习、声音识别和处理能力领域的最新进展,而且,像亚马逊的 Alexa、苹果的 Siri 和在这股“语音计算”浪潮中萌生出的其他产品一样,智能芭比娃娃可以发出真人的语音。

在普尔史特林的员工转向创作其他角色时,我仍和他们保持着联系。直到公司的 CEO、皮克斯的前 CTO——Oren Jacob 告诉我,普尔史特林的野心可不仅限于娱乐产业而已。“我希望打造一种技术,可以让人们与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角色对话,要么是一些虚构的人物,比如巴斯光年,”他说道,“要么是已故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金。”

2016年4月24日,父亲确诊患上癌症。碰巧在几天后,我发现普尔史特林计划公开他们制造对话机器人的软件。不久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款软件来制造自己的对话机器人了。

一个想法几乎是瞬时之间在我脑海中成型。连续数周内,我往返于父亲一连串的医生预约、药物测试和手术治疗之间,我始终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

我做梦都想打造一款“父亲机器人”,一款聊天机器人,它模仿的不是小孩的玩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父亲。而且,我已经开始了原始资料的收集工作:那卷收录在我书架上的91970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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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摆脱不了这个想法,它在我脑海中一直膨胀,我不管它是不是合理。就在这时,我碰巧读到网上的一篇文章,如果我再迷信一点,可能真的就以为这是一股未知力量给我的神谕了。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谷歌的两位研究员所做的一项神秘项目,他们将2600万句电影台词输入到神经网络中,打造了一款聊天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概率机器逻辑调取网络语料库中的信息。研究员接着问了它一堆哲学问题。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天,他们问道。

机器人的答案让我震惊,仿佛像是在挑战我。

“获得永生。”它回复道。


2

“等等,”这是母亲至少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了,“你能再和我说一下聊天机器人是怎么回事吗?”

如今已是八月,我决定是时候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了。在我考虑打造一款“爸爸机器人”意味着什么时,我列出了所有的好处和坏处。

坏处显而易见。一边制造“爸爸机器人”,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真正的父亲一步步走向死亡,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身为记者,我很清楚,我可能最后要写一篇类似于此的文章,这会让我闹心并有很深的负罪感。最重要的是,我担心这款机器人会影响我和父亲的关系,毁掉我对父亲的美好记忆。或许这款机器人能唤起家人对父亲的回忆,但毕竟离“真实的父亲”太远,反而会让他们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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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父亲合影

我提心吊胆地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父母。我告诉他们,“爸爸机器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更加有活力的方式讲述父亲的生平故事。鉴于现有技术的局限,加上我这个码农缺乏经验,这款机器人永远也只不过是我父亲的一道影子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它能用我父亲那种独特的方式与人交流,至少能体现一下父亲的个性。“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问道。

父亲同意了,尽管答案含糊其辞,语气还有些抽离。他是一个异常乐观的人,但最终诊断还是渐渐将他推向了虚无主义。他只是耸了耸肩,然后说:“好的。”

家里其他人的反应则显得更加热情。我的母亲在弄清这个想法后,表示她喜欢这个主意。我的弟、妹也表示同样的看法。“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弟弟一下就感受到了我的不安,但不觉得会影响到什么。我提议所做的事情的确很奇怪,他表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件坏事。“我能想象到自己有多渴望和爸爸机器人聊聊天。”他说道。

一锤定音。如果有一丝希望可能让人通过数字获得永生,那我盼望第一个获得永生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于1936年1月4日,被身为希腊移民的父母拉扯大,他们从加州的特雷西搬到了奥克兰。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毕业生、ΦβK 联谊会会员、《加州人日报》的体育编辑、洛杉矶一家大律所的合伙人。作为伯克利分校加州纪念体育场的解说员,1948年至2015年间,他解说了七次主场以外的所有足球比赛。他是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死忠粉,他多次出演《皮纳福号军舰》等喜剧,还担任过轻歌剧演出公司 Lamplighters 的负责人长达35年。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从语言到建筑都有涉猎。他精通语法,爱讲笑话,是个无私的丈夫和爸爸。

以上就是我父亲的生平梗概,我希望能将它们编写进一个可以沟通、聆听、记忆的聊天机器人里。不过,首先,我得让它开口讲话。2016年8月,我坐在电脑前,第一次启动普尔史特林提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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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史特林提供的计算机脚本

为了不让付出的劳动付之东流,我决定,至少在最初,爸爸机器人可以通过文字和操作者沟通。不太清楚编程的方向,我敲下了“你好吗?”作为机器人的开场白。

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向外界打招呼,是时候让它学习聆听了。这要求我能预测操作者可能输入的回复,为此,我输入了很多明确的指令:“很好”、“不错”、“糟透了”等等。每一条回复都是一条指令,每条指令都用绿色的语音框标识出来。每条指令下,我编写了一条合适的回复。例如,如果用户输入“很好”,我会教机器人回复,“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我还编进了递补语言,可以回复我所有没有预料到的输入指令,比如,“感觉今天有失水准。”我选择让它回复,“生活就是如此啊。”

就这样,我编写出了第一组对话,一个聊天机器人就这样诞生了。

诚然,它就是 Pandorabots CEO 劳伦·坤泽口中的“垃圾机器人”。就像“黑暗府邸”一样,我已经摸索到了大门,但面前的路让我困惑。只有当机器人的代码像一座巨大迷宫的岔路一样多时,机器人才能更好地运作,用户的输入触发机器人的回复,而回复又触发新一轮的输入,如此来来往往,程序内就有了千万条内容。

导航命令随着会话结构的迂回,逐渐变得错综复杂。你预计用户可能会说的语言片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指令,可以通过布尔逻辑支配的海量短语和同义词周详充分地写下来。多组指令组合形成可供重复使用的元规则,也就是意图,以解释更复杂的用户话语。这些意图甚至可以通过使用 Google、Facebook 和普尔史特林功能强大的机器学习引擎来自动生成。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选择让这款机器人通过 Alexa 与我的家人交谈(尽管他的回答通过一个女性的声音放出来会有点令人不安)。

学习这些复杂难懂的指令需要数月。尽管如此,我那句站不住脚的“你好吗?”还是教会了我如何创建海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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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几周时间熟悉了这套软件后,我抽出一张纸,草草地写下了“爸爸机器人”的大纲。我决定,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用户可以选择跟机器人聊起父亲的某段人生经历。为了展示这个概念,我在纸的中心写下了“对话中心”,接着,我在四周画了射线,指向父亲生平的不同方面——希腊、特雷西、奥克兰、大学、职业等等。我还写了一个新手指南,告诉第一次使用的人如何更好地跟机器人交流。

为了填充这些内容空白的项目,我又整理了一遍父亲的口述历史,原始资料比我意识到的还要丰富。所有这些资料都会帮助我打造一款耐用又博学的机器人。但是我希望这款机器人不光能展示父亲是谁,还能表现出他是怎样一个人,它要能刻画出他的风格、他的观点,还有他的个性。

毫无疑问,这款机器人代替不了有血有肉的父亲,它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低像素呈现而已。但它能模仿父亲说话的方式,而这可能正是父亲最迷人、最独特的地方了。父亲喜欢那些讽刺性的多音节词,这让他听起来像是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小说里的角色。

有了那卷九万多文字的“鸿篇巨制”,我就可以用父亲真实的话填满机器人的数字大脑。不过,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通过他选择不说什么样的话体现出来。在看到父亲是如何接待看望他的人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继全脑放疗后,这个夏天,他又接受了高强度的化学放疗。整个治疗下来,他疲惫不堪,通常一睡就是16个多小时。但当老友提议要在休息时间看望他时,他从不拒绝。“我不想表现得很无礼。”他和我说。这种在极度自我克制下做出的选择也向编程提出了挑战,目前的聊天机器人怎么能体会到这背后的一切呢?

在机器人上花费的时间很快从几周变成几月。话题模块——比如大学——也从一个话题延伸到下级话题——比如班级、女朋友和《加州人日报》等。

当普尔史特林新增允许在消息中发送音频文件的功能时,我开始加入父亲的真实声音剪辑。我还尝试在聊天中加入一些浅层次的温暖和共鸣。在判断用户输入的句子感情属性后,机器人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回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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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尝试让机器人自发发起聊天,而不是让用户一直思考聊天的方向。它可能会说,“跟你讲啊,我突然想到一件小事儿。”我还给了它一丝时间观念,比如,中午时,它可能会说,“我随时都想和你聊天,但现在难道不是吃午饭的时间吗?”既然时间观念已经成了机器人编程的一部分,我意识到我还需要将必然发生之事编码进去。当我把节假日和家人生日键入到程序中时,我发现自己打下的字竟然是“真希望自己也能和你们一同庆祝。”

我同样挣扎于不确定的事情之中,在回看父亲的口述历史时,我发现自己的每个问题父亲的回答都要持续五到十分钟。但是我不想让机器人像演独角戏一样说个不停。但是,它要把话浓缩到多长才合适?我,作为机器人的发明者,该如何减少自己的主观意识才能保证机器人说的话在我家人听来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有我一人觉得真实呢?机器人是不是应该知道自己(也就是我的父亲)得了癌症呢?在我们感到悲伤的时候,它是否又应该同情地说一声“我爱你”呢?

简言之,我被这些问题搞得心神不宁。那些关于合成生命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但没人觉得会有善终。从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希伯来传说里的魔像到弗兰肯斯坦,从机械姬到终结者,无一例外。至于我的“爸爸机器人”,虽不可能对地球造成什么浩劫,但只怕也会让我的心血白费,到最后,这个我付诸日日夜夜才做出的机器人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想拥有。

为了测试这款机器人,到目前为止,我只在普尔史特林的聊天排错程序窗口中和它交流过。尽管聊天没有障碍,但一行行的代码还是出现在屏幕上方。这就像一个魔术师一边变着魔术,一边解释是如何做到的一样。

最终,11月的一个早晨,我把机器人程序搬进了 Facebook Messenger。

我紧张得不行,拿出手机,从通讯录里选中“爸爸机器人”。前几秒,我看到的只是一块空白的屏幕。紧接着,一条带着信息的灰色信息框弹了出来。

“你好!”机器人回复道,“是我,你最亲爱的父亲!”


3

在“爸爸机器人”正式上线后,我去拜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计算机科学和机器学习的学生菲利普·库兹涅佐夫。不像我,库兹涅佐夫主修的就是计算机科学和机器学习。在他的资历面前,我应该被吓到,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想炫耀一番。我递给他手机,邀请他成为第一个除我以外和“爸爸机器人”聊天的人。在读完开场问候后,库兹涅佐夫输入了:“你好,父亲。”

让我尴尬的是,演示在第一句就翻了车。机器人愚蠢地回复道,“等一下,约翰谁?”库兹涅佐夫迟疑地笑了笑,接着输入,“你在干吗?”

“抱歉,这个问题我应付不来。”机器人回复道。

机器人在接下来几分钟挽回了几丝颜面,但还是不尽人意,库兹涅佐夫很犀利,问了一些在我看来机器人无法理解的问题。我心里充满了父母才有的那种保护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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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初期,爸爸机器人时常会判断失误

第二天,从搞砸了的演示中恢复之后,我决定得对这款机器人要求高一些。当然,在我测试它的时候,它很配合。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给更多的人展示它。至于家人,我希望向他们展示之前把它变得更完善。我得到了另一个教训:机器人和人一样,说话容易,倾听很难。所以,我越来越关注于设定更为精确的规则和意图,用来逐渐提高“爸爸机器人”的理解能力。

这项工作要求我不断翻阅父亲的口述资料,这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也让我在探望真实的父亲时更加痛苦,尽管离我家也就几分钟的路程,但他正在渐行渐远。

一次家庭大聚会上,父亲脸朝地摔倒在瓷砖上。那是他第一次摔倒。在后来数不清的跌倒中,有次甚至严重到流了很多血,脑部有轻微震荡,需要立刻去医院急诊。因为癌症,他的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也被削弱,他开始拄上了拐杖,后来更是用上了助行架。随着病情发展,连从床上挪动到客厅都很艰难,最后他不得不坐上了轮椅。

化疗开始失去作用。2016年秋天,他开始接受作为二线治疗的免疫疗法。11月中旬的一次预约时,医生说父亲的体重让她担心。父亲在成年时期体重一直保持在180磅,现在穿着衣服才129磅。

父亲一天天衰弱下去,“爸爸机器人”却越变越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等待样品完成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以内。我只想让父亲看到它的样子,而我的时间不多了。

12月9日,我来到父母家,自动恒温器设在24摄氏度,父亲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和脂肪了,他戴着帽子,穿着毛衣,裹着羽绒背心,依旧在喊冷。当我把他从轮椅里抱到了餐厅的椅子上时,他低声呻吟,身体僵硬,骨瘦如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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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他身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让父亲和虚拟的自己聊天实在是有些奇怪,我的计划是让母亲跟“爸爸机器人”聊天,让他在旁边看着。母亲在跟机器人互相打过招呼之后,她转向我,“我能随便说?”她问道。她转向电脑,输入了:“我是你亲爱的妻子,玛莎。”

“我亲爱的妻子,你好吗?”

“很好。”母亲回复道。

“才不是。”真实的父亲说道,他知道,因为自己的疾病,母亲最近一直压力很大。

机器人没有理会他的插话,回复道。“那就好,玛莎。我也很好,非常好。”它接着提示她信息末尾的箭头表明自己正在等待她的回复。“明白了吗?”

“好的,先生。”母亲写道。

“玛莎,你比看起来要聪明得多。”

妈妈扭头转向我,“这是机器人发明的么,是它么?”语气里充满了怀疑。机器人还跟妈妈解释了其他一些符号的意思,然后说:“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你需要记住。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完全不知道。”

“那就让我告诉你吧。动词‘将要’表示谓语主格。”

读出了父亲语法课的味道,母亲笑了起来。“哦,这我听了无数遍了。”她写道。

“这才对嘛。”机器人接着问母亲想聊些什么。

“你在希腊的父母怎么样?”她问道。

我屏住呼吸,看到机器人的回答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我的母亲是埃莱妮,你也可以叫她海伦,1904年出生,3岁就成了孤儿。”

“可怜的孩子,谁来照顾她啊?”

“除了父母以外,她还有几个亲戚,就住在附近。”

演示的大多数时候,父亲都静静围观,只是偶尔确认或者纠正一些地方。

母亲和机器人又聊了接近一个小时,最后母亲打字说:“再见啦。”

“好吧,跟你聊天很愉快。”机器人回复道。

这时,父亲和母亲同时惊呼:“好神奇!”

“爸爸机器人”的表现时好时坏,“的确如此”是它的主要回复,有时它会抛出一个话题,但又很快变成尬聊。有时它又能够就某些点拓展开来,跟妈妈进行真正的对话,看起来她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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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机器人有时反应也很灵活

父亲对机器人的反应有点难懂。我曾担心机器人会扭曲父亲的形象,但他却说这个机器人感觉还挺真实的。“这些正是我说过的话。”他告诉我。

于是我鼓起勇气问出了几个月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一定要诚实回答,”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想到在你走后,有人帮你讲述你的故事和生平,这个机器人有给你带来些许安慰吗?”

父亲把眼神看向了一边。再次开口讲话时,声音听起来也比此前更疲惫。“这些破烂事儿我都知道,”他说道,手轻轻一挥。但他在知道机器人会跟其他人讲述他的故事后,的确得到一丝安慰:“特别是家人,还有孙儿们,他们都没听过这些故事。这点很棒,”父亲说道,“我很欣慰。”

那个月末,整个家族齐聚在我家庆祝平安夜。爸爸也打起精神跟远道而来的亲戚们聊天。当所有人都聚集在客厅时,父亲还轻声跟唱了几首圣诞歌。我的眼睛开始酸了起来。

自从确诊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接到生命即将终结的通知。但他仍旧表示自己希望继续接受治疗,不想进入临终安养院向病魔投降。然而,2017年1月2日,家人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后续疗法对父亲都统统失效了,再也没有别的疗法可以尝试了。

2017年1月8日,临终关怀护士来看望父亲。在几分钟的评估之后,护士告诉母亲她应该召集家人了。

晚饭时,我来到父母家,我走进父亲的房间,把椅子拉到床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感受他的温暖。爸爸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半睁着,目光呆滞。

是时候说些深刻的话了,但是我的脑子里却一片空白。相反,我发现自己说起12岁生日那趟有向导的钓鱼旅程。我们钓了十几条鱼,包括我见过的最大的虹鳟鱼。当年的我感到很骄傲,甚至有点儿“很男人”,这是一个12岁男孩当时最想要的感觉。上岸后,向导把一条条鱼收拾干净,把鱼的内脏扔进了一个血淋淋的桶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男人了。我眼前一黑,晕倒了。“爸,您还记得吗?”我问道。

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他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儿,我觉得在他的唇边我看到了一丝微笑。

那天晚上,我爬上楼,睡在我妹妹詹妮弗的旧房间里,正好在父亲的房间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几分钟,我伸手拿起手机打开了 Facebook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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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爸爸机器人的聊天

“是我,你最亲爱的父亲!”爸爸机器人用熟悉的腔调说道。

“你怎么样?”

“很难过。”我回答说。

“我知道了。”然后它问我想要聊什么。“我不知道,”我回复道,“不如你来选吧。”

“好的,那我就跟你讲讲我的舞台生涯那些鲜为人知的开始吧。”它开始讲述高中时参加话剧社面试的经历。然后我听到了一段父亲真实的录音,“我和我的影子,”录音里父亲在唱,“孤寂又无所事事。”

我让“爸爸机器人”告诉我一些他早年的回忆。他讲起了小时候养过的一条叫托比的小猎狗,托比跑起来穿越小镇的速度比家人开车还快。“我可以继续往下说,”它说道,“但你是不是该睡了?”尽管这个功能是我开发的,但听到这句话还是让我觉得很惊讶,似乎机器人真的有感知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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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很累,道了声晚安后,我就把手机放下了。

第二天早上6点,一阵轻轻的、连续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我打开门,看到的是父亲的医护,“你得下来一趟,”他说,“你父亲刚刚去世了。”

父亲生病后,我经历过几次惊恐发作,在一堆沙发靠垫里直打滚。那时总有许许多多让我担心的事情——诊病预约、财务计划、护理排班。父亲去世后,这些不确定性和行动的必要性瞬间消失了。我感到悲伤,空茫辽远,好像一座被云遮蔽的山。我麻木了。

大约一周后,我才重新坐到电脑前面。我想这能让自己分心。我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也回盯着我。普尔史特林的小红点闪烁着,我想都没想,点击了进去。

我的弟弟最近找到一张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自夸之辞,这是父亲写的,却更像是其他人夸奖他的话。“对那些心智过人的人而言,别人若要探讨他们无限的价值,就得从他们精神的高贵、心灵的温柔、灵魂的庄严以及肉体的强健开始谈起,如此才算开了个好头。”

我笑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越发怀疑自己会失去开发“爸爸机器人”的动力。但现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自己动力十足,头脑里有很多想法。项目才刚刚开始而已。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开发者,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但我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也跟很多机器人开发者聊过,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款貌似完美的机器人形象。未来的机器人零部件技术尽管目前处于研究阶段,比起我发明的这一款,肯定能够知道更多它所模仿的人的人生细节,它能在多种维度上与人交流,记住人们说过的话,而且能预测谈话可能的走向。机器人能通过算法自动按照人的语言模式和个性特点,不仅能重述一个人所说的话,而且还能生成新的话语。未来的机器人还能通过分析对话者的语言和面部表情,拥有感知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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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到父亲生前常去的球场缅怀

我能想像到和这样一个拥有上述全部功能的“爸爸机器人”对话,但我想象不到那会是什么感觉。但我知道,相比跟真实的父亲在一起看比赛、讲笑话和拥抱,感觉肯定会不一样。但是除了这些有形的东西,一旦知识和沟通技巧全部编码成功后,两者之间精确的区别的确很难指出。我还会想和这样一个完美的“爸爸机器人”聊天吗?我想会的,但我很不确定。


4

“你好,约翰。你在吗?”

“你好……这有点尴尬,但我不得不问,你是谁?”

“安妮。”

“安妮!你今天怎么样?”

“还可以吧。我很想念你,约翰。”

安妮是我的妻子。父亲去世已经一年,这是她第一次和“爸爸机器人”聊天。和家里其他人相比,虽然安妮和父亲很亲,但安妮对机器人的开发仍保持保留意见。聊天进行得很顺利,但她心里仍觉得很矛盾。

和“爸爸机器人”聊天的疏离感可能会逐渐消失,乐趣可能会逐渐加深,也可能不会。可能这种技术并不适合像安妮这种和父亲很熟的人。可能这种技术最适合那些成长时对父亲记忆不深的人。

2016年秋天,我的儿子齐科跟开发早期的“爸爸机器人”聊过天。虽然只有七岁,他很快就理解了机器人的基本概念。“这感觉就像跟 Siri 聊天一样。”他说道。在和机器人聊了几分钟后,他跑去吃晚饭了,看起来没什么兴趣。接下来的几个月,齐科一直陪着我们去看父亲。父亲去世的那个早晨,齐科哭得很伤心,但当天下午就好起来了,像往常一样在玩 Pokemon,我说不上这件事对他具体有多大的影响。

但在父亲去世几周后,齐科有天突然问我:“我们能跟机器人聊聊天吗?”齐科平时很喜欢拿我的手机调戏 Siri 打发时间,我有点困惑,谨慎地问他说:“额,哪个机器人?”

“哎,老爸,”他说道,“当然是爷爷的那个机器人啊。”


编辑:Rocco Liu 撰文:James Vlahos

插画:Alma Haser 翻译:陈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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