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史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语录：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这是孟子教导弟子景春的一段话，一个人想有所作为，就要做到财富当前不贪婪、困境之中不动摇、强权之下不软弱。对于长期受到儒学思想影响的华夏民族来说，这几句话早已刻进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

可师生间的这段对话又是因何而起呢？原来：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夫子听罢，赶紧对年轻而单纯的弟子进行了一番思想品德教育。那么，这二人真有“一怒而诸侯惧”的能力吗？孟子又为何不认可公孙衍和张仪呢？

公孙衍和张仪都是先秦时期有名的优势，此二人一个多次建立合纵联盟，在当世被誉为“犀首”；一个两度入秦为相，以横破纵，留下了“张仪舌”的著名典故，俱是能够凭借智谋和辩才左右国家之间军事和外交关系的能人。

然而，和同时期大多数游士一样，他们国家观念淡薄，政治风格务实，朝秦暮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在以忠、孝、仁、义为道德标准的儒学家看来，这种有才无德的人显然配不上“大丈夫”的荣誉称呼。

不过，时势造英雄，战国社会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滋养了大批的游士，他们活跃在各个诸侯国间，通过游说施展政治抱负，一言兴邦的事例层出不穷，写就了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战国史册。

1、西周没落贵族的士与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庶民合流为新时期的士。而在各诸侯国间游走，以才学求取俸禄，行游说谋划之事的人才就是游士

西周时，贵族阶级中最末的一级被称作士。游士的士，与之相关，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随着周王室衰微，贵族等级制度瓦解，士的地位急剧下滑，不再享有统治阶级的特权。

与此同时，官学下移又使一部分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庶民社会地位有所上升。这两部分读书人，就合流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士。

不过，游士一词的重点更多要放在这个游字上面。字面理解，游即出行，指游走于各诸侯国间；从游士以游说四方实现政治理想来解读的话，游也可说是游说；若从游士凭才学求取官职的谋生动机来看，游还有干禄之意。

刘向《战国策叙录》中有一句话一针见血的道出了游士的本质：

“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提取其中之意概括下来，游士就是游说谋划之人才。

2、贫苦的知识分子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主观诉求促使先秦社会产生了游士群体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不论是没落贵族阶级之士，还是读书识理的庶民之士，都不具备用以谋生的生产资料。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

是当时大部分读书人面临的窘境。两度入秦为相的张仪曾因衣着寒酸被疑盗相君之璧，受掠笞数百；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助秦一统天下的范睢曾因家贫无以自资而在魏国受尽屈辱，被打的折胁摺齿，佯死才得脱身。

以狡兔三窟之计为孟尝君谋得高枕无忧的冯谖曾因贫乏不能自存而寄人门下……于是，这些不甘于目下情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外出，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才干，谋求生计，改变贫苦的生活现状。

可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受到当时尚权谋、尚富贵的世风影响，希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换得“黄金万两”。

3、诸侯国广纳人才的需求及通过辩论、游说发掘谋略人才的方式造成了游士之风的盛行。

适逢游士们纷纷外出，谋求生计之时，曾经热衷于扩张领土，争相强大的诸侯国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以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统治为目标。在这一形式下，广纳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成了各国君主们高度关注的事情，揽士养士之风日盛，“得士者昌，失士者忘”正是当时人才危机的生动写照。

秦国日后之所以能够从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完成统一霸业，便得益于不遗余力的延揽人才之举。一方面，诸侯国对谋略人才的需求如饥似渴；而另一方面，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下又无法建立起人才选拔系统的闭环，他人举荐和自我推荐就成了任用人才的主要方法。游士们通常会以辩论和游说展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谋略水平。游士之风遂日益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官府之学分散流落到各诸侯国。自孔子首开私学先河，诸子百家学说也随之各成气候。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渴望以知识在乱世中改变命运的年轻学子们纷纷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在《史记》的记载中，一众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游士远赴他乡求学的事迹不胜枚举：

“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蔡泽者，燕人也。游学于诸侯小大甚众”……

外出游学，成为游士们游历四方的第一步。在游学过程中，掌握了过硬本领的游士，为自己日后的干禄之游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游士们在游学中，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技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理论终是需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的。怀揣着各自的政治抱负，学业有成的游士们开始游走于各诸侯国。

他们之中，虽不乏一举成名之辈，大多数人还是会屡遭碰壁，就连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也曾“出游数岁，大困而归”。但这对于执着追求政治理想的游士而言，并不是坏事。在不辞劳苦的反复游历之中，他们对各诸侯国的军事力量、风土人情、君王的性格喜好及朝中重臣的优缺点都了然于胸。只待一朝受到某位君主的赏识，便可厚积薄发，一言兴邦。

游士们的战略眼光、政治眼光也来源于游历四方时对诸侯国的认真观察和潜心思考。《史记·苏秦列传》中分别列举了苏秦在游说韩王和齐王时的说辞。对于韩、齐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现状苏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般。

试想一下，国君面对这样一个比自己还了解本国国情的高士，又怎能不另眼相看，对其政治见解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可以这样说，苏秦能以一人说服六国国君而促成合纵联盟，与他出游数岁的游历经验是分不开的。

在先秦时期，游士往往是没有十分强烈的本土观念的。公孙衍和张仪，都是魏人，也可以去事秦、事楚、事韩。蔡泽本是燕国纲成人，却在秦任职四朝。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上升到道德层面去批驳。

诸侯国虽称为国，在百姓心中，也不过是周天子分封的一个地方政权，类似我们今天脑海中地区的概念。不论东北人、西北人、还是南方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另外，游士们的游学过程也早已打破了国土界限。孔门弟子三千，或许鲁国人居多，但其他诸侯国的学子也不在少数。有教无类，又有那个思想流派的宗师不希望自己能桃李满天下呢。

因此，本土观念淡薄的游士们，在选择所效力的主公时，并不会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首要考虑条件。

他们在游学和游历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各诸侯国的国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向各国游说时，也会有意识的选择政治主张接近的国君来效命。当然，决定服务于某国后，因为逐渐发现政治主张出现分歧或是不再受到国君信任重用，甚至是因为别国以更好的条件延揽，游士们也可以一走了之。

可见，前秦时期，游士与主公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而且，对于一些声名远播、才能出众的游士来说，更是占据了择主的主动权。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下，受到国君高度认同的游士们，便能够大展拳脚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为奔波于各国的游士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为谋生计，他们不得不游历四方，但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却是满腔的政治抱负。游士们中的佼佼者，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体，一言兴邦，就是时代给予他们最好的评语。

参考文献：

《国语》

《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