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5期,原文标题《第二章:来惠利》,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1)

三堡船闸的桥上,两位市民趴在桥边,遥望远方的城市灯火(蔡小川 摄)

拆迁的好处

“拆迁”这两个字,从2003年开始落实到三堡村,人们有了真实的体验。个人的价值,在这里以家庭为单位,平均每人大概能分到 55 平方米 的住房(此外一般还有5平方米左右的扩展面积),和数目不少的补偿款。在这里,一户人家几百平方米住房和几百万存款,是个常态。

时事变迁,对于三堡的村民,仿佛命中注定的财富,带来了人生的深刻变化。作为外来的采访者,不需要太过留意,我们就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如何对待“外边的人”,那种优越感,从不遮掩。

今年8月,杭州连续40多摄氏度高温。8月8日午饭后,下起阵雨。我们在三堡家园停下自行车,到一处车库躲雨。车库里没有车,杂物堆在墙边,两台电扇呼呼响,吹着一桌牌友,都是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除了手里抓着的扑克牌,还有旧扑克牌放在跟前,充当筹码,一张筹码代表10块钱。桌上另有两盒加水海绵,对角各摆一个,抓牌时蘸蘸手指,有助于抿开牌张。午后,尽管日头高悬,令人发昏,但在三堡家园小区里转一圈,却能数出十来桌打牌的。多半是妇女,多半在树阴下支张桌子,没有树荫的有阳伞。她们说,只有游戏能抵御高温。

按农村标准来看,三堡村的扑克打得真不算小,每人先来30张旧扑克作本钱,输一把是3张,相当于30块。在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里,也是老年人打麻将,也是准备30张旧扑克牌,可一张只等于1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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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起东路上,杭州清真寺前的施工工地。施工也是近几十年来,三堡所处地块的城市主题(蔡小川 摄)

陌生面孔在三堡家园无处遁形。这回一站到车库,不说话,她们一个个就拿眼睛不时戳你,你的自觉性立刻增强,明白必须解释两句站在这里意欲何为。话茬打开,她们立刻问我打哪儿来的,做什么工作的,结婚了没,没有的话,那么嫁个三堡人,嫁过来就算有福气——我们这里还有个27岁的未婚。看样子是很想给张罗张罗,我如实相告,说大概是不合适的,因为我年纪比他大。

还有一回晚上,我们坐在一栋楼门口的石头凳子上玩手机,隔一米远一位大婶也坐着,50多岁,趿双凉拖,彩条上衣,夏裤,双手抱一条腿将自己闲置在那里,打蚊虫的扇子都没拿一把。她也很突然地发问,你说说你来这儿做什么的。接下来把我们作为记者的人生履历打听了个遍,最后总结道:“你们这个年纪有点大了,你要是25岁,我给你介绍一门三堡村非常漂亮的亲事。”她继续说,她有一个一起上班的外地小姑娘,非常想嫁到这里,总磨着她给介绍一位男青年,但三堡村的男青年早就出清了,还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倒还空着,不过是二婚了。

我们没给她面子,直接宣读:今年1月14日,三堡村新增人口安置的大门就关上了,之后再嫁娶生娃都不作数了。她就不响了。我们问她在哪里上班,她说,这个是秘密。过后又聊了几分钟,我们捉到她一句话,问她,所以您做卫生是多少钱一个月。她沉默了一下答说两千。

两千一个月只能算平庸。来惠利曾在平安金融中心做清洁工作,不管吃,写字楼工作8个小时,月薪有3200元,隔壁商场工作14个小时,月薪4500元。这栋写字楼里异常洁净整齐,大厅除了前台与保安,没有多余之物,外人连电梯都无法靠近,一道门禁卡将人拦在外头。斜对面,则是高端商场万象城。钱江路与富春路两条路,夹住一块江干区新近发展起来的繁茂商圈,两条路与钱塘江平行,距离不过500米。来惠利大女儿则在万象城上班,母女二人的工作地点如此之近。

凉拖大婶是三堡人,婚嫁也在本村,她认为,别说4500的了,她猜测3000一个月的应该辛苦,她不会去,因为“那些地方极可能欺负外面新来的”。她说的那个“外面”,离三堡家园,步行不过20分钟。

村民们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既然你是女性,我们这里拆迁户的福利这么好,你肯定是想削尖脑袋嫁进来。年轻女性有年轻女性的嫁法,年纪大一些、结过婚的,也是有门路的。你说自己不想嫁进来,那是假的。

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3)

三堡家园旁的大排档里,居民们在吃夜宵(蔡小川 摄)

来惠利的婚姻

初来甫到,我们就能感受到这里无处不在的以婚姻作为往上流动的常规套路,很自然,我们有疑问:来惠利是依靠姻缘而攀上高枝的吗?

直到今天,女性的娘家是什么样的,在这里也是有鄙视链的。一位姓罗的奶奶娘家在萧山,说起来很自负。说她同意嫁过来是听说三堡好,来了之后才知晓道听途说多坑人,穷得很,苦得很。五六十年代住草舍,后来台风刮掉房子,1972年才建得平房。种的菜,需得挑个担子,走上十几里地到城里去卖。远不如娘家萧山。所以她三个孩子一到暑假,就往萧山送,肉有的吃,假期结束都不肯回家。这是过去,但改革开放之后,三堡因为区位,优势显现了。

不过呢,来惠利1990年嫁到三堡时,是算不上“高攀”的。凉拖大婶在我们面前的优势,对于来惠利显示不了。来惠利的娘家章家坝村,与三堡只隔着一条运河,条件相当。来惠利结婚时,三堡村和章家坝都属于四季青片区,农民多数以种菜为生,比那些种粮食的地方稍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与三堡村一样,章家坝也开始了拆迁。婆家能有的,来惠利的娘家也差不离,甚至还反超。90年代农民私自加建房屋租给外来户,章家坝加建的握手楼连成片,三堡村却因为要做样板农村,被盯得死死的,农民加盖不了房子,错过了靠租金过日子的时候。待到拆迁,附近村子基本每家能选择一套房子作货币安置,比如一户本来能拿到5个分房名额,只要4个,其中一个换成现金。三堡再次因为样板农村,每家少了一次性拿到200多万现金的机会。

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4)

三堡北苑对面的景芳社区内,一位居民在夏夜里乘凉(蔡小川 摄)

2004年拆迁时,已经嫁过来的来惠利的利益与婆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与当时的公公、婆婆、老公、女儿,是一个五口人的家庭。这一片每个人的住房补偿面积是55平方米,独生子女身份的未婚者(包括未成年人),一人占两个名额,即为他们以后组建家庭额外给一个55平方米。所以来惠利这家人,女儿占两个名额,一共得到6个55平方米的房子,加起来330平方米。另外还有一次性的拆迁款,我们打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家拿了30万元,一种是50万元。

这330平方米的房子,是在接下来十几年的时间,随着周围土地腾挪出来,一点点建起来分给拆迁户的,每套房子大小不一,到手的时间不一。余惠林家失去老房子后,2005年上半年住进了一套近90平方米的回迁房。2007年他们分得一套三堡北苑的55平方米房子,当地人叫作“小套”,极有可能就是这次命案的发生地。

邻居们都知道,余惠林家,是老婆来惠利做主。按照农村人的习惯,既然这家人让媳妇当了家,这几十万的拆迁费,公公婆婆是不会要自己份额的,都在媳妇手里。几十万在2004年是大数目,但是拿到钱的家庭一般不敢随便用。比如余惠林分配到的第一套房子约有90平方米,需要拿出6万元左右购买。接下来拿到手的房子,也需要出一些钱,虽然价格与商品房的市场价迥异。刚失地的农民还是心里不踏实,毕竟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没了,“这几十万还是看得重的”。

来惠利在婆家是个获得财务控制权的媳妇,她的腰板是直的,她的婚姻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

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5)

景芳社区里的便民理发店(蔡小川 摄)

拆迁户们

当来惠利成了广泛关注对象,我们尝试了解她的一切,不免对比我们过去经验里的其他农民或拆迁户,她的境况即使不让人艳羡,也至少让人感叹其中上程度的收益,以及好命运。不过,这只是外来者的视角。来惠利在她婆家或娘家的人际关系里,这种过得好,又是泯然众人的。大家都忙着拆迁相关的事情,时间早晚而已,彼此能有多羡慕,是谈不上的。虽然村里的媳妇有本地和外地之分,但是拆迁这个过程,又是让所有人利益均沾的过程。有了“拆迁户”的新身份,原本的出身就被抹去了。这个群体的财富故事,说给外人听跌宕起伏,让人称羡,但是在群体内部,巨大的相似性,又掩盖了个体的骄傲。

我们在三堡采访邻居们,试图了解来惠利过往的生活。在三堡的不同回迁房小区内,我们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进出出,找人聊天。大家能给出的答案,完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她是哪一家的人,她家能分多少房,那一年的拆迁款是多少,划算还是不划算。个人首先被家庭代表了,甚至这个人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反正她是一个名额,三堡村户籍上的一个人,拆迁时一个有经济价值的数字。个人被毫无察觉地符号化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很难看到差别。如果是一个内心有着强烈自我的人,这种淹没或许是让人窒息的。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采访做得不够,怎么一个从1990年就嫁到三堡村第9组的女性,个人面目是极为模糊的?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杭州东郊人,村庄概念深入人心,极少有人选择主动离开。谁家的经济账簿是什么样的,邻居们可是清楚得很。但是随着一次次聊天式采访的开启、结束,我们逐渐发现,在这里要了解一个人,是尤其困难的。他们表达不熟悉的方式是“我们不是一个组的”,杭州江东的这片土地很平坦,所以过去村民居住很分散。但就算在一个组里,他们谈论一个个体的方式,仍然是“她是哪家的,分了几套房……”。在被拆迁改变人生的20年里,如果不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一个人,三堡的人,完全是失去语言的。

与来惠利年纪相当的大叔大婶们,做的工作,与他们的资产乍听起来也很不相称。比如家里的几套房子加起来有三四百平方米,但工作是守小区的公厕,钱不多,可实在是清闲,并且打交道的都是熟人。真正去几公里外的“外边”找份工,光这份勇气,就是不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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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堡家园旁的五福苑小区门口,一对情侣正在吵架(蔡小川 摄)

在走访一个个回迁小区后,你会突然觉得,人们仿佛居住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宿舍里。小区格局相似、提醒居民谨防各种诈骗的宣传板相似、不同人闲聊的话题惊人地相似,哪场都没有离开“房子”“结婚”“离婚”这些关键词。一家一户,似乎无非是这套房子有130平,那套房子是90平的区别。抱怨与烦恼也相似。它有时让人产生一种疑惑:这是谁捏出的一个个小人儿,在这里那里,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发出的却只是一个声音。

抱怨和烦恼,对诉说的人来说,是真切的。他们讲给自己听,讲给同是拆迁户的邻居听。

比如三堡村里读过一些书的老人刘青生(化名),在拆迁日记里写,“三堡村的发展落后三叉村近20年”。“三叉”这个名词,无论在章家坝,还是三堡,村民们频繁提到,主要原因是这个村子拆得早,商业项目多,所以村民年底分红多,这是三堡人羡慕又不满的。但具体多少,他们也说不上来。

与这里多数拆迁村庄一样,三堡村村民有一种人口股,每人4.6万股,2019年底,村里人每股分到2毛8,算下来每人就是1.228万元,这个数字每年能增加千把块。这样的股东,三堡村有3259名。

2012年老房子拆掉后,村里每个月能发600元过渡费,后来涨到900,2020年7月过渡费停止发放之前,达到2200元。刘青生这个月正在给新房子装修,140多平方米,他妻子坚持要去住大房子,老太太说自己苦了一辈子,配得上。他们家有些邻居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最开始挤在三堡家园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里,老房子出租,后来即便剩下的房子也发到手,也还是继续这样挤着住下去,“省钱嘛”。

在这样的氛围下,来惠利实在不引人注意,直到她开始坚定地闹离婚。回迁户们的相似性,这种绝对一统的集体性,对某些人来说是安心的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或许是让人窒息的坟。一个人内心的起伏,如果没有外化为损失了一套房、被骗了上百万,似乎说不出口。房子和钱得到了嘛,那就是高兴的。要想骄傲一些呢,如果家里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或者买了商品房,那是一定值得说的。商品房多少价钱,装修花了多少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每一样是什么价格,那是要细细说的。这是他们生活中区别于周围人的,为数不多的标签。

像来惠利这样的三堡村媳妇,到处都是,在她主动逃脱这种生活前,没什么人注意到她。她没有可供炫耀的成绩特别突出的孩子,或是在外买了商品房。在她离开这种生活惯性后,大家其实也没有关注她。这一片人们讲起自己的身份是骄傲的,“上海啊,那我们是不去(发展)的”,“四季青服装城啊,离我们很近,看着它生意做起来的。但我们是不去(做生意)的,那是外地人的事”。

来惠利出生地(第二章来惠利)(7)

球山村里,一户人家正在拆掉旧房(黄宇 摄)

拆迁户中的女性

出嫁前的来惠利,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姑娘吗?我们在章家坝试图找寻来惠利的生活痕迹,却发现一样被轻易消解了。

章家坝绝大部分人都声称,自己跟来惠利“当然算是熟人”,但当我们试图询问有关来惠利的性格、能力、特点时,她又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三兄妹中,来惠利和哥哥长得像爸爸,模样清秀好看,爸爸曾经是章家坝第三生产组的组长,据说因为出身好,顶替了原来能干的组长。来惠利的妈妈从萧山那边嫁过来。来家的漂亮女儿,邻居觉得人品不错,依据是“他们这户人家本质上还是挺好的,比较老实”。不光是她,当我问到与来惠利同龄的女性中,是否有人读书格外好,做生意格外能干时,也同样没人能回答上来,最多的评价是“一般般”。

出落成大姑娘的来惠利经常笑眯眯的,很随和,不是那种“千色色”(杭州话:卖弄风骚的意思)的。虽然也有外来媳妇记得,来惠利十八九岁的时候人颇高傲、爱打扮,但无论哪一类人,都不能具体说出,青春期的来惠利是什么样的,成年后又具体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做过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什么样的姑娘,才是让章家坝人能够展开描述的呢?她年轻时在村里有小姐妹吗?“那是有的嘛,女孩子嫁人,四分五散了呀。”这是叙述女性的另一个难处。对于村里男性来说,根基一直在这里,生活史是连续的。但是女性的历史是由婚前和婚后两部分构成的,嫁人意味着与过去熟识的人际圈子告别。

来惠利与那些嫁到附近不同村庄的小姐妹相比,也是差不多吗?章家坝的人说,的确是这样的,婆家村子拆迁政策好,户口就留在婆家,不够好,就迁回章家坝。除了那种拆迁政策一直不明朗,观望中错失迁户口时机的少数人,其他确实没什么不一样的。话题又回来了,个人仍然是被家庭代表的,个人的价值,还是你分的那些房。

来惠利在三堡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小学毕业。她与身边多数人一样,没有走靠读书或自我打拼谋生的道路,这在当地几乎是多余的,甚至都不被看作一种选择。个人只要在拆迁集体的这条大船上等着,就是最好的。不发挥主动性,结局才是最优的。

当“拆迁户”和“女性”两个身份叠加在一起,来惠利更加面目模糊。

所以来惠利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成长细节,是她小时候有气管炎,母亲用土方子给她穿老姜衣服,就是衣服浸了姜汁,穿上后不停地揉搓全身。穿老姜衣服不舒服,来惠利为此常常哭,这是村里人为数不多的对她记忆深刻的事件。但据说后来她的病的确好了。

仅有的一点对来惠利个性的形容,来自村里一位开小卖部的同龄人。她是外地嫁过来的,对当地人有一种打量的目光,开社区小卖部又需要相当不错的情商,这使得她多了一些当地人不具备的敏感。也就是她,觉得十八九岁的来惠利爱打扮,有一点高傲。这种对一个人个性的一点描述,已属难得。

来惠利内心那个希望被人看见的自我,一直到她将近40岁时,在一个彻彻底底的外来者面前,才有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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