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山西人有闯关东的吗（闯关东与走西口）

“闯关东”与“走西口”，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两大事件。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闯关东”与“走西口”，也成为内蒙古东西部地区汉族人口的两大来源。

提到闯关东，人们马上想到的便是山东人和东北三省。闯关东里面的“关”，不同于历史上通常所指的位于今河南灵宝市境内的函谷关，而是指河北秦皇岛市的山海关，也就是万里长城东部的起点，所以关东也被称为关外，主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据研究，清朝和民国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人数达到2400多万。至于这里之所以要用一个“闯”字，虽然“闯”有“闯荡”的含义，但恐怕也与清朝前期实行的“禁关”政策有关。虽然在清初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的20多年间，清廷曾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招民垦荒，规定若有人“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但从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出于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的考虑，清廷开始对关东实行禁封政策，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于是内地汉人要进入关东地区，就需要“闯”了。

事实上，山东人“闯关东”，不仅仅只限于进入东北三省，与东三省接壤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现在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兴安盟等盟市，也是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重要目的地。如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内蒙古东部的喀喇沁（今赤峰一带）、土默特（今辽宁朝阳一带）二部地区，就有“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史籍上也留下了一些当时人口的统计数字，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喀喇沁右旗境内种地的山东人有8481口，占当地总人口的69.6%。乾隆二年（1737年），喀喇沁左旗境内汉人佃户有92户，其中原籍山东的有40户，占当地总人口的43.5%。而山东人中来自登州府的就达37户。乾隆四年（1739年），喀喇沁左旗浩图勒苏木12户种地民人中，山东人有10户，占83.3%，他们大都来自登州府的海阳县、宁海州；察嘎岱苏木的种地民人有30户，其中16户来自山东，16户中又有15户来自登州府；都嘎尔苏木种地民人有12户，山东人占10户；沙格吉拉喜苏木种地民人有14户，山东人占10户；贝子诺颜地有45户种地民人，山东人也占到了15户。

以上都是在清政府颁布“禁垦令”期间的统计数字。到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出于稳定边疆和增加税收的考虑，正式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经济，“闯关东”的山东人便更如潮水般地进入包括今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我祖上闯关东到内蒙古赤峰，据说老家是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火来火万家庄的，请山东的朋友帮忙提供现在的地址”；“我也是，我的祖上是山东烟台的，后来从海上去了东北，再后来就来到内蒙古至今，先是闯关东又是走西口。”网上类似此类的帖子比比皆是。而在笔者所熟悉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族人群中，其祖籍大都也都是在山东。

山东人“闯关东”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内蒙古草原带去了齐鲁文化，他们在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甚至语言等方面都保留着原先的传统，并形成一个个以山东人为主的村落，据说宁城县的八里罕、小城子；喀喇沁旗的楼子店等乡村，都是当年山东移民集中居住的村落，由此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八里罕方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移民的后裔们也多有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当地居民通婚联姻，其风俗饮食文化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成为色彩斑斓的内蒙古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闯关东进入东北地区的，也并不仅限于山东人，不少河北、河南等地的人们也纷纷涌向这里。但毫无疑问，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

最后还想提到一点的是，当年从山东文登县有一支丛姓的居民迁到了今赤峰、通辽一带。据说文登丛氏是匈奴人金日磾的后裔。而他们迁徙到内蒙古地区后，又多有同当地蒙古族、汉族通婚者，于是，出现了匈奴、蒙古、汉族等多个民族交融的画面，这也是中国民族交融史上的一段趣事。

以下是一组从网络上下载的“闯关东”的图片，形象地表现了当时“闯关东”人们的艰辛，若涉嫌侵权，请删除。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闯关东”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