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后记（谁写了光怪陆离的山海经）

提起中国历史上最有神秘感的先秦著作，恐怕非《山海经》莫属了。这部充满怪兽、鬼神和奇闻异事的作品，不仅用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玄幻世界，而且非常具体地描述了上古中国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科技医药，甚至巫蛊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这部著作的价值，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山海经》就是一部奇谈怪论，胡编乱造的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巫书，是对巫术理论和效果的记录，鲁迅先生就持有这种观点。

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虽然《山海经》里的故事荒诞离奇，但却提供了大量上古中国社会和生活状况的信息，对全面认识上古中国的思想形态和生存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并不亚于《史记》。

比如西汉时期的刘歆，他在给汉哀帝的奏章中就充满感情地把《山海经》称为：

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看来在这位通才硕学的大儒眼中，《山海经》的价值是和参与百家争鸣的，各位贤明的思想等价的，不仅有价值，而且还真实可信。

虽说《山海经》一直被人们看重并研究着，但它的作者，却和这部著作一样充满了神秘感。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很多版本的《山海经》都会在作者处，标注佚名。几千年来，学者们对《山海经》作者进行了坚持不懈地考据，并且不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有些学者推测，最早编写《山海经》的人，很有可能是被舜流放到幽州的共工。理由是作为水利工程家族的继承人，共工应当是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而且从古代传说看，共工是水神，是最容易与神鬼怪兽这样的灵异事件有牵连和沟通的，况且他到幽州以后，也没什么事情，有大把的时间坐在拒马河畔写书讲故事。

不过这只是个传说，没有可靠的依据，再说共工那个年代，是否真的已经有了可以用于记录的文字? 如果没有文字作媒介的话，就算共工有著书的心思，也没有实施的可能，顶多也就是把故事讲给周围的人，然后口口相传下去。

汉代的大儒们，对《山海经》的推崇，似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在他们心目中，《山海经》就是出自大禹之手的帝王之言。西汉的刘歆曾上表对皇帝说：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言下之意：《山海经》就是大禹和伯益两个人一起写的，是确有其事的圣贤之书。

二百年后，东汉的王允在《论衡》中为刘歆的结论提供了论据：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益不能行远，山海不造。

大禹和伯益这对治水工作上的好搭档，一个负责治理水患，一个负责记录奇风异俗。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千山万水，看遍了世间百态风情，所以才能写出《山海经》这样的作品来。

但是汉代大儒们看似天衣无缝的论证，很快被后世的学者看出了破绽：《山海经》中的有些地名，如：“长沙”、“零桂”等都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地名，几千年前的大禹和伯益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大禹有后知五千年的预测能力，那必定是汉代大儒们对书稿做了策划和编辑。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来《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楚人编写出来的。理由是，楚地被认为是保留了夏朝的巫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巫术都非常盛行的地区。既然大家对《山海经》是一部巫书的说法并不否认，那么由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延伸和优化，也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于是，有些喜欢上纲上线学者开始飘了，宋代的朱熹就公然表示《山海经》乃附会《天问》之作。不知道屈原大夫听到这个论点会不会发愣，毕竟从《山海经》的内容看，的确是更贴近于大禹时代，如果说屈原在写《天问》的时候，借鉴了《山海经》，可能会更贴近实际情况吧。

也有另一个比较微弱的声音说，《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大阴阳家，齐国人邹衍编写的。但不管怎样，《山海经》的内容，在战国时期被完善了的观点，还是被现代人所认同的。

争论到了清代，似乎学术界有了折中且统一的认识。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写道：

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

也就是说《山海经》内容的来源，始于大禹和伯益（或许会更早），在周代和秦代一直广为流传，到汉代时研究达到了巅峰，而到晋代已经基本上定型了。

到了近代，普遍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以浪漫玄幻风格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历经了漫长创作过程的作品。全书18卷中，有14卷定稿在战国时期，4卷定稿在西汉。

虽然《山海经》被认为是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但它的创作过程，却历经了数千年的时间，被无数无名或有名的作者编纂和修改过，一个“佚名”包含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才华，传承的过程满是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