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状元府的目的（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

继位之初，便晓谕户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为此他一方面着手整顿亏空，另一方面严核财政奏销，整饬部费，积极治理国家财政积弊，足见他对国家钱粮之事的重视。

负责查核全国财政支出的会考府，在其存世期间，开展的钱粮奏销清查工作卓有成效。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开始，到雍正三年九月会考府被裁撤，将近三年里，会考府办理过“各部院奏销钱粮事共五百五十件，内驳回应改者共九十六件。”

驳回之事占所办事件的百分之十七。其中部分案件因涉及钱粮数目较大，前后驳查八次之多，仍未能完全奏销。

会考府上至主事大臣，下至部员认真履职，办事态度严谨，严格奏效，公平准确，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整顿了钱粮奏效的不正之风，缓解了部费糜烂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考府存世期间取得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为国家节省了大笔经费。

我将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八十三件汉文堂稿逐一整理，把会考府审核过的钱粮奏销之事分为河工海塘类、修缮类、运费类、丧仪祭祀类、日常消费类、公务花销类、以及按年或按月统计花销等七个部分，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会考府在处理钱粮奏销事宜的过程中，为国家节省经费所发挥的作用。

这八十三件经会考府审核的钱粮奏销案中，所涉钱粮总数高达一百零八万二千七百五十三两零二钱一分二厘，各部在奏销中浮报之处甚多，浮报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经会考府反复驳查，仅银一项便浮报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九两零一钱九分。浮报银两占到报销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九。浮报钱二百九十九吊零七百文。

会考府成立后，对于各种案件的奏销全部依照向例，公平准驳，一方面遏制了不交部费屡次驳回的陋规，另一方面依照奏销程序依法准驳，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开支。

在各项开销中，又以河工海塘类和丧仪祭祀两类案件浮报最多，河工海塘类浮报高达十四万零三百一十七两零五钱七分，丧仪祭祀类浮报高达九万一千四百五十七两零二钱八分，仅此两项便为国家节省银二十三万一千七百七十四两零八钱五分。

因河工之事，报销之弊甚众，只有亲自办理过河工者才懂得其中关窍，外行对许多弊端难以发现。

又因河工海塘工程的工期长，无凭查核之处甚多，物料价值不一，花样百出，河工海塘事关重大，不少官员往往通过虚报工程款项，或是同一工程，前后反复修理，但并不标明丈尺，弊端丛生，故而钱粮浮报甚多。

仅这十六件关于黄河海塘工程的用银堂稿中，会考府便清查出工部浮报银两高达十四万零三百一十七两零五钱七分，占奏销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并且在清查钱粮奏销之事的过程中，还间接地对各项河工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查核，并一一指出，命河道总督据实整改。

《荀子·富国》中提到“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后人将其总结为“开源节流”四字。

会考府成立后，在负责查核钱粮奏销之事时，为国家节省了钱粮开支，正是节流的表现。雍正帝在各部之上设置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之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部费糜烂，书吏任意勒索的行为，并且遏制了部院书吏与地方大员通同作弊，浮销国家钱财的不法行径。

雍正帝继位之初，国库存银仅有八百万两，到雍正三年，户部实存已有四千零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三年间库银积存直线上升，大大超过了康熙统治时期的库银积存数。

国库存银大幅度上升，一方面是雍正帝进一步集中财权，严格各省钱粮的报拨和借款制度；另一方面便是雍正帝大力清查亏空以及会考府严核钱粮奏销的结果。

冯桂芬说：“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吏之病根安在？只是案例太繁而已。”

此言一语道破了困扰整个清代发展的弊病，清朝自始至终都深陷吏治腐败、案例繁杂以及官员贪污牟取非法暴利的困境中，只不过因为每位君主的行政手段和行政作风不一，故而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清代十分重视“例”的收集和使用，它作为国家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康熙四十一年上谕：“国家诸务，恃有成例。苟无成例，何所遵行？”清代则例自康熙起开始制定，各部、院、府、寺、监都有本部门相应的则例，并且定期修订，陆续删除旧例，增添新例，以新例作为现行成例。

但是经过多次修改，补添后，便形成了案例累计如山，同一案例前后存在矛盾之处，致使部中定例不一，不知应该遵循哪一个的混乱情况。

各部院的主事官员又多不习吏事，一切上报审查的案件都需要书吏具体负责查核，故而形成了“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

这样的财政奏销局面，此种案牍办理模式，给各部书吏提供了极大的弄权空间。反映到钱粮奏销程序中，便使得同一物料工价，在奏销清册中价值不一，不肖书吏利用繁多的漏洞肆意勒索，百般刁难，索要部费，或收取贿赂，任意浮销，形成了书吏利用例的漏洞牟取非法利益的灰色链条。

会考府成立后，在公平准驳，严格奏销的过程中，对各部、院、府、寺、监“用例不一”的情况加以整改，在一定程度规范了各部在钱粮奏销上例的使用。

会考府设立的目的虽为整饬钱粮积弊，但是其最终却达到了整顿吏治和节省国家经费的双赢的效果，使得雍正初年的政治风气为之一新，财政局面也趋于稳定。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颂“世宗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又说：“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

章氏的评价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仍能从侧面佐证雍正年间吏治清明之景。会考府存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严格奏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开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充当了皇帝禁革部费、整饬吏治的指挥棒，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吏、例、利”三者形成的利益怪圈，使得当时的财政和吏治更加清明。

它带着皇帝的意图充当大刀阔斧改革的先锋，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其内在的震慑意义远胜于实际的办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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