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良渚古城遗址入选教科书)

□陈寿田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二级巡视员)

因工作关系,我全程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入编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是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概念。可是,国际上很多人却不认为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那么悠久。原因是,在国际语境中,对于文明是有“标准”的,而且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得到“实证”的。在良渚遗址的价值被发现之前,只有殷墟的甲骨文和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才代表“中国最早的文明”,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是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改变了学术界的看法,国内外知名考古学家纷纷发表观点,承认53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良渚遗址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遗迹。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不仅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也为国际政府间组织所公认。这也是国家统编 《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载入史册的学术依据。从此,良渚遗址真的“改写了中国历史”。

那么,良渚遗址是如何进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呢?说来话长,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走过了整整10年的曲折经历,可谓来之不易。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始重视把考古研究结论入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2011年之前,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吴立炜等同志一直在为良渚遗址进入《中国历史》教科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只争取到在有关章节中提到“良渚玉琮”而已。

2012年2月,我一调到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工作,吴立炜同志就建议我参与到这件事中来。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于是,从那时开始,直到2019年良渚遗址以整整一页的篇幅进入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整整8年时间,我全程参与了其中。

后来,吴立炜同志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了,我就从他手里全盘接上了这个活儿。开始,没有任何进展,也找不到好的路径,只是“瞎忙乎”。后来,我的同事、良渚遗址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谢国旗告诉我,“原杭州大学有位余式厚老教授,他有个学生张廷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总编助理,具体分管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编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开心极了。因为,我在杭州大学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余式厚教授是教我们《形式逻辑》的老师。

良渚古城遗址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良渚古城遗址入选教科书)(1)

余式厚(1938-2022)

很快,我就把余老师请到了我的办公室。余老师一进门,我直截了当说明了原委,强烈要求余老师“帮学生一把”。余老师是个热心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隔了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与余老师、谢国旗等人飞赴北京。如果不是这件事特别重要,我是不会让年近80岁的余老师辛辛苦苦飞北京的。一下飞机,我们马不停蹄,直奔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拜访了余老师的学生——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助理张廷凯、《中国历史》教材主编瞿林东、副主编叶小兵、编辑室主任余桂元等相关同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述良渚遗址的重要性,恳求他们把良渚遗址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刚开始,他们对良渚遗址并不了解,听了我们的介绍后,他们终于答应“先去良渚遗址看了再说”。

过了不久,应良渚遗址管委会邀请,瞿林东主编、叶小兵副主编、余式厚教授等来良渚调研,他们仔仔细细参观了良渚博物院,实地看了良渚遗址,听取了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有关情况介绍。应该说,这次专题调研,彻底改变了国家统编历史教材编写组对良渚遗址价值的认识。“太伟大了,太震撼了。良渚遗址确确实实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确确实实应该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瞿林东主编说。

回到北京后,瞿林东主编很快就召集有关专家进行讨论。由于当时参与历史教材审定的史学专家中没有一个是搞考古的,所以,他们不了解还有良渚遗址这样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于是,我和同事们多次赴京“据理力争”。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教育部教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走访了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终身教授)、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资深教授)、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等知名考古学家,苦口婆心地讲述理由,极力争取他们的学术支持。在这个艰难过程中,八十多高龄的余式厚教授,数十次北京杭州来回飞,每一次都不落下,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飞过去,办好事情匆匆忙忙飞回杭州。

我真的为余老先生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天上午,我和团友准备从阿塞拜疆机场出关前往乌克兰访问。正走到阿塞拜疆海关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教育部教材司教材处李斌处长兴奋地跟我说,“陈书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标志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价值被国际公认,所以,‘有学者认为'几个字被删除了”。我抓住机会跟李处长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被世界广泛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建议把申遗成功的历史事件也记录在教科书里”。教育部果真采纳了,在教科书里补上了“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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