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术语表达

王安石变法北宋时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的变法。北宋建国已百余年，旧有的制度导致“积贫积弱”的现象，为扭转这一局面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财政经济的改革以富国为目的，主要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以强兵为目的军政改革，主要包括：保甲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以育才目的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编纂和颁行《三经新义》。新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特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加强了军事力量，有积极作用。但新法一部分大官僚、大贵族的既得利益，变法派内部出现分歧，再加上一些变法的弊病为得到及时纠正，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学者观点：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共有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等六项举措，这样就限制了商人投机倒把，使人民负担有所减轻，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国家也可增加一笔收入。变法首先把改革的中心放在经济改革上，而且措施又切实可行，所以变法很快就在经济上取得成效。二是军政方面的改革，其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这些改革都是针对北宋军队战斗力下降进行的，将兵法改变了过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而且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裁减了大批禁军，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对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三是教育改革，主要措施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学校等。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讲，经济改革是核心，军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强国，教育改革是为整个改革选拔人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进行概括）——熊光慈：《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熙宁保甲法是宋史研究和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经典课题，学界已有很多重要的成果，涉及基层管控、军制建设与役法等各个领域，在保甲法的制度因革、实施细则、政治意义和利弊得失方面论述已经非常充分。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延伸出两种研究取向: 一是深入基层治理的细节中，更精细地考察保甲法在当时地方行政、治安、社会管理方面的运作机制；另一种思路是着眼制度的顶端设计与宏观战略，分析保甲法背后的学术理路特别是经学内涵，从而揭示经学、法度与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内在逻辑。——俞菁慧：《《周礼》“比闾什伍”与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1.王安石变法破坏了皇帝和士大夫的权力制衡，导致了国家权力中心逐渐向皇帝身上移，封建皇权的专制型逐渐加强。皇帝的专权，让身边的奸臣有机可乘，在宋神宗在位期间，曾经就出现有人假造御笔的现象。面对王权的不断专断，宋朝的社会制度出现了问题，一些官员想将国家拉回以前的情况，却有心无力。2.王安石变法使国家监察机构逐渐变为政府附庸工具。监察机构原本是国家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有监督作用。新法实施后，监察机构逐渐成为王权的附庸工具，掌权者利用监察机构不断打击敌对、剥削士大夫的权力。宰相可以利用其权力任意妄为，造成腐败现象的不断出现。其中，蔡京、秦桧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久而久之，权臣的出现，使得宋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并最终走向了衰亡。3.王安石变法导致了政府用人不当。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后，官场的风 气变得越来越坏，官员可以通过政治投机、趋炎附势而不断得到晋升。也正因为这样，使得更多的官员投机取巧、结党营私，官场的贪污受贿现象非常严重。4.变法内容中的强势手段使其失去民心。——吕鸿翔：《基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分析变法的消极影响》，《兰台世界》，2014年第3期

从政治思想史上说，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曾长期蒙诟病，但近代以来国人祈向“富国强兵”，遂对王安石的评价有了转机。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在1949年后的史学研究中，因史家多引列宁所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所以对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而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则被王安石所掩。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汆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额与王安石的“道不同”，此“道”之不同就在于王霸、理欲、义利之辨。由均输法、青苗法引发的朝臣政见之争在熙宁三年发展成为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这种党争本来是程颍所要避免的，所以他与王安石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在王安石重用的新党人物中，有品行不端的“小人”，王安石本人就吃了这方面的亏。而章惇、蔡京等“小人”执政，则把北宋引向了灭亡。 （王安石变法评价上的转变）——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北宋徽宗时期，应是（王安石）新学形式上最受尊崇、社会普及面最广、社会影响也相对广远的时期。北宋徽宗时期，在朝廷“非王氏经术皆禁止”，“内外校官，非《三经义》《字说》，不登几案”等强硬统治高压下，在大观、政和间，就已形成士人“唯王氏三经义说是习”的事实。上述现象的出现，虽离不开新学本身的学术价值及其特色，但在当时绝非新学自身学术价值及其特色损益、创新发展的结果。据宋人岳珂《桯史》卷十一 载，执政期间极力“绍述”王安石变法的宋徽宗，其实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并没有真正认同: “然徽祖圣孝根心，每以裕陵笃眷之故，不忍以王安石为非”。显而易见，徽宗并没有真正认可王安石及其学术，他大力抬高王安石的学术、政治地位的真实图谋，可能和蔡京一样，是“借正论以成其奸”，在他们内心深处，不过都有各自的小盘算。自宣和七年( 1125 ) 十二月至靖康二年( 1127 ) 五月“靖康之变”，在北宋随时有灭顶之灾的非常时期，宋钦宗朝依然“争法新旧，辨党邪正” ，视消减王安石政事、新学的现实影响，为其巩固统治、立国驭民的要务。宋钦却旗帜鲜明地贬抑新学。宋钦宗在在位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在金人入侵、围剿的喘息之间，再次掀起学术之争。而其所执行的对王安石政治、学术的政策，几乎是元祐更化时政策的翻版，贯彻之下，何止严重动摇了新学的地位及其影响，也损耗着对当时极其宝贵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及保境安民的统治力。宋钦宗与其臣僚的上述言论及其作为，不仅严重动摇了新学的官学地位，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为开脱徽宗罪责，都或明或暗推定王安石及新学败国的论调，为新学在北宋之后的嬗变埋下了不可逆转的悲惨命运。——范建文：《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学者观点：

北宋“重文轻武”政策，使宋朝的军事战斗力急速下降，但文化事业异常繁荣，留下众多的史料，使史学家能够较全面的认识宋朝，宋史研究在是中国史学史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北宋重要政治改革的王安石变法，历来是宋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从变法的内容及实施的效果，影响、评价的更迭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熊光慈就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进行梳理及点评；俞菁慧以保甲法为例介绍了王安石变法内容细则的细致研究，吕鸿翔谈了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李存山介绍了王安石变法评价的更迭；范建文间接介绍了封建社会对王安石变法诟病的原因，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