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友德最新讲话（回忆上海大学10年的美好时光）

看到朋友圈不断出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即将在10月24、25日举办建系40周年的活动，不禁想起自己25年前毕业来上海大学工作的美好时光。

本来，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曾有一个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的机会。因为当时主持论文答辩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叶世昌教授，他邀请我去他们那里工作。

而就在准备去复旦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麦夷教授，找到还在华师大的我，说他即将退休，希望我能去上海大学，接替他教授《城市社会学》课程。

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麦夷教授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毕业后到四川的南充工作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到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工作，在刚刚成立的社会学系教授《城市社会学》。也是在多年教授城市社会学课程的过程中，他编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城市社会学》教程。

身体不是很好的麦夷老师，居然亲自到华师大邀请我接替他的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加之当时的我，也很想挑战自己，看能否可以适应自己所不了解的社会学。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职业选择，就这样从“历史”转向了“社会”。

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后来到上海大学文学院担任校长的林炯如教授(也是我导师的学生)，也热情地邀请我到上海大学工作。曾经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吴铎教授也鼓励我，一定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学的教学要求，并且热情地为我介绍工作。他们都给了我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莫大的勇气。

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得到了当时系主任黄维梁教授，以及后来主持工作的胡申生教授的真诚接待。因为他们的热情，我不仅来到社会学系，而且还游说了同一届毕业的耿敬一起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今天，虽然我换了工作单位，但曾被我游说而来的耿敬教授，一直还在那里工作。从事他的民俗学、人类学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他指导的学生还曾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这在上海大学的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记得当年，与我一起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教授。那时，他从上海社科院调到上海大学工作。上海大学党委与校领导，对于他这位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来学校工作，也是喜出望外。

1995年，我们到校工作的时候，40年前创系的系主任袁辑辉教授等都还在系里工作。不仅这位袁教授在系里工作，另外一位袁教授(袁华音教授)也在系里工作，而他也曾担任过社会学系的系主任。

除了两位袁教授以外，还有编撰《社会学概论》的庞书齐教授、从事社会学史教学研究的陈树德教授、从事心理学教学的刘丙福教授等等。

包括给我帮助最大的，费孝通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关宝教授。他对我们这些刚刚来校的青年教师非常关心，不仅给我们介绍系里的情况，还介绍他当年跟随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读书学习的情况。让我们对费孝通先生，以及为中国社会学做出贡献的那一代社会学前辈，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在这里，我们有幸多次见到来系里指导工作的费孝通教授。

今年3月24日，在费孝通教授诞辰110年，逝世15年之际，我应费孝通教授当年社会调查的“江村” （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的邀请，为他们创办的费孝通“江村文化讲堂”举办了首次讲座。如果没有当年麦夷教授之邀，哪有今年到江村的这次讲座呢？

现在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当年也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李老师的办公桌与我的面对面。那时老师们都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开会。上课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个小团队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这些刚刚来学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倍感温馨。

满腔热忱，不负韶华

刚刚30岁的我，对社会学系的工作充满期待，对系领导分配的工作总是热情高涨。当时，社会学系只有四个班级，还没有招收研究生，我甚至同时担任三个年级的班主任。至今，我与1993级、1994级、1995级的同学们都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而我与同学们的情谊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下来的。

不仅如此，我还同时担任社会学系的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仇立平教授负责教学的工作。那个时候的我，对大学老师的工作充满了想象，很想多做一些事情，每天都不辞辛苦的工作着。

在仇立平教授到合并后的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处长以后，我接替了仇立平教授教学系主任的职务，负责社会学系的教学工作。后来，仇立平教授不在学校工作后，我又接替了仇立平教授在教务处的工作。

在上海大学工作期间，正好遇上上海大学2003年进行的本科教学评估。上海大学以自己的改革创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最早“吃螃蟹”的大学。选课制、三学期制、学分制都是上海大学最早实现的。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所地方大学越来越加快了自己发展的步伐，上海大学要努力成为与这所城市相匹配的著名大学。

那个时候的社会学系，教师们主要精力还都是忙于做好自己的本科生教学工作。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在1995年我们来系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

1996年，社会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记得，当时的系领导让我一个人面试研究生。而我面试的徐新同学，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同事，她还几次说起我为她面试的情况。

最近回老家，遇到35年前的一位学生，现在的江苏教育厅电教中心主任李静芬。偶然间说起她的同学徐新，当年从扬州大学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我这才知道，我最早一届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与我面试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位研究生，原来还是大学同学。说起来真是一种缘分。

那个时候刚刚毕业的我，对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总是怕辜负了所有关心自己成长的各位老师们的期待，于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教学工作中。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1997年，刚刚教学两年的我，就被学生以及听课的学校督导组的教授们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学校校刊记者也曾多次采访报道过我；甚至还让我在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做经验介绍，这些更是增加了我对这份工作的情感。我的许多荣誉都是在上海大学获得的。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上海大学的“名人”了。

关怀备至，深感欣慰

当年主管学校教学工作，后来成为常务副校长的周哲玮教授，一直关心我的成长。甚至在我离开社会学系十年后，还加了我的微信，邀请我回去聊聊天，问起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上海大学。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已经退居二线多年的周校长，还特地发来节日祝贺的短信！感谢周校长等领导对我多年来的关心爱护。

在上海大学工作的十年时间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工作的快乐。尽管工作任务很重，孩子刚刚出生，经济条件也很差，甚至因为没有房子而住在系主任办公室。但在这个小小的集体里，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系里的各位老教师们对我们的关心与照顾。

特别是麦夷教授，一直非常关心我，不仅工作，还有生活。当时麦夷教授生病，我去家里看望他的时候，他不是谈自己的病情，而是关心地问起系里的各种情况，我的家庭、孩子的情况，这让我非常感动。

现在，麦夷教授已经去世多年。每每想到在上海大学工作的十年美好时光，我总是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麦夷教授，想起关心我们成长的邓伟志、刘达临等等各位教授们。

正因如此，我一直与多位老师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袁华音教授夫妇，他们甚至将我的家属看做自己的女儿。每逢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他们家里拜访，听袁华音教授讲社会学系建系初期发生的各种事情。说起李友梅教授当年跟随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情况，他还希望关心小李的成长。这或许是费孝通教授推荐李友梅教授去法国留学的最早动因。

而我也因此对40年前社会学系刚刚创办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我这个历史学出生、社会学半路出家的人来说，了解社会学系的历史特别有意义。这不仅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最难忘的40年。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过去的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大的40年。正是有了40多年前的思想解放，才有了政治学、法学与社会学的学科重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第一家社会学系。当年最早的一届毕业生张钟汝教授、范明林教授现在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的班主任胡申生教授也已经退休多年，但他们仍然都在用他们的专业服务于社会。

我与胡申生教授还经常相遇在各种讲坛上，过去25年，我也与胡申生教授一直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2001年，我跟随胡申生、邓伟志等教授一起去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访学交流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在上海大学工作十年时光里，胡申生老师的大嗓门，以及他的讲话风格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2年，我还代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参加了在厦门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系主任会议。会议上介绍了上海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方法，以及将钱伟长校长的教育思想应用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快20年，但过去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在30—40岁这个最美好的人生佳季，我在上海大学度过了难忘而又美好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对社会学从不了解到了解，再到充满了情感，至今我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老师仍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我当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出生的女儿，也在《城市社会学》的诞生之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缘分。

现在在社会学院工作的张文宏教授、陆晓聪教授、张江华教授、张敦福教授、刘玉照教授等等，也都在我们之后纷纷来到上海大学工作。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与优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生态与师资结构。

现在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镇。新一代社会学院的老师们，我们的学生黄晓春教授，金桥教授等，也都开始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的青年学者。正是他们的成长成才，才使得上海大学社会学薪火相传。

结语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即将迎来建系40年的时候，不禁回忆起在上海大学工作十年的美好时光，怀念那些关心自己成长的领导与老师们。这其中，不仅有已经去世的黄维梁教授、麦夷教授，袁华音教授，沈关宝教授，还有很多其他的教授与同事。

前段时间还与美丽的华红琴老师聊天，感叹过去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又难忘。

40年改革开放的岁月匆匆过去，不禁让我们感受到岁月无情。但我们也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一届届学生的成长中，看到了社会学院美好的发展前景，而这正是作为教师的我们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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