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北方人虽丑但真实的样子：欧洲的北方人虽丑但真实

19世纪的法国美术理论家丹纳对包括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尼德兰人的描述较为感性，他把尼德兰人看成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把他们与以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主体的拉丁人作了比较。

在外貌方面，包括尼德兰人在内的日耳曼人身上的肉更白更软；眼睛通常是蓝色的，像意大利法安查陶器上的那种蓝或者是淡蓝，越往北，颜色越淡，荷兰人的眼睛有时竟然黯淡无光；头发是淡黄的亚麻色，小孩子的头发几乎是白的；皮肤是可爱的粉红色，年轻姑娘特别细腻，青年男子的肤色较深，带点儿朱红，上了年纪的人也这样；但劳苦的壮年人皮肤苍白，像白萝卜，在荷兰是乳饼颜色，甚至像腐败的乳饼。身材以高大的居多，但长得粗糙，各个部分仿佛是草草塑成或随手乱堆的，笨重而没有风度。脸上的线条也是乱七八糟的，尤其是荷兰人，满面的肉疙瘩，颧骨与牙床骨很凸出。在尼德兰，很难看到五官端正的长相，多半是粗野的线条、杂凑的形体与色调，虚肿的肉，赛过天然的漫画。

布鲁塞尔大广场

日耳曼人非常爱吃，喜欢烈性饮料，16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家奎恰迪尼提起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时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酗酒的倾向，他们嗜酒如命，不仅是晚上，有时连白天也狂饮无度。”阿姆斯特丹有的是小铺子，摆着铮亮的酒桶，只见人们把白的、黄的、绿的、棕色的酒精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酒里往往还加生姜和胡椒以增加刺激。晚上9点，布鲁塞尔随便哪一家酒店，在棕色的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的尽是卖蟹、卖咸面包、卖煮熟鸡子的小贩；顾客安安静静地坐着，各管各的，有时成双作对，多半一声不吭，抽着烟，吃着东西，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不时还加上一盅烈酒。

日耳曼人的外表有一个特点引起南方人(拉丁人)的不快，就是感觉和动作显得迟钝笨重，在咖啡馆、在火车上，大家都沉着脸，不动声色，叫人看了奇怪；他们不像法国人需要活动、说话，可以几个小时待在那里，跟他们的思想或烟斗作伴。阿姆斯特丹的太太们在晚会上装扮得花枝招展，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活脱脱是个雕像。少女也有一种幼稚而懵懵懂懂的神气。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情形恰好相反，女士挤眉弄眼，即使身边没有人，跟椅子也会说话；南方人一有思想，马上就会打手势。在日耳曼人的身上，感觉与表情之间的交流似乎受到阻塞，心思的细巧、情绪的曲折、动作的轻灵，好像都与他们无关。

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重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

再看宗教，所有的拉丁人，连最微贱的庶民在内，都保留天主教的信仰，绝对不愿意摆脱他们精神上的习惯，忠于传统，服从权威。他们醉心于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的仪式、教会内部井井有条的等级制度、天主教那种天下一统、永世长存的气概不凡的观念；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礼拜，表面上的修行，看得见的虔诚。

与之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成了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西班牙人打了几次胜仗，新教徒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上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取决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成附带的东西；礼拜、敬神、仪式等等也相对地缩减了。

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相比，虽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不会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