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时期离现在多少年 古史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又是怎样崩溃的

“三皇五帝”流传版本之一

以“三皇五帝”为核心内容和框架结构的中国古史体系肇始于西周，培育于春秋战国，成形于两汉之际。

春秋时期，对于夏商周三代以上的上古史并没有一套大家认同的说法，甚至在现存文献中都还找不到有关“三皇五帝”这个名称的任何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郯国国君郯子在讲述少昊氏以鸟命官的故事时，最先提到了少昊氏、黄帝、炎帝、共工和太昊五位“古帝王”名号。《国语·晋语》记录晋国司空季子语，提到了少典氏、有蟜氏、黄帝和炎帝四位古帝王。而孔子删定《四书》《五经》，则是断自唐尧、虞舜，这也成为先秦儒家建立古史体系的开端。

《周礼·大司乐》记载，西周有 “六舞”，分别是黄帝的《云门》、唐尧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都是歌颂各个朝代贤明圣君的古典乐舞，是国家“三大祭”所用的大型祭祀乐舞。

周代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这些“古帝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形成的华夏民族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整理、修饰这份共同记忆。所以，西周时期国人关于共同祖先的记忆尽管已经开始被唤醒，但仍然无法形诸文字，或者说，由于书写载体的珍贵和书写的不便，导致了某些记忆流传的缺失；

二是因为周人在山东地区封建了齐、鲁、滕等国，东夷族群大部分正在融合，或者说是已经融合到了华夏民族当中；

三是周人本身来自渭河流域，严格来讲，也属于“西戎”系列，而其始祖后稷则是羌戎族群的姜嫄氏，同来自东夷族群少昊后裔帝喾一支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周人也是东夷族群少昊氏的后裔；

四是同周人有上千年姻亲关系的最重要“异性”——姜姓，在西周时期就有齐、申、吕、许四国。而姜姓不但是戎狄中的一支——“姜戎”，而且还是炎帝后裔的一个重要分支；

五是作为周王朝“国人”重要组成部分的殷商子姓遗民、夏姒姓遗民等，又同黄帝、尧、舜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密切关系。

我在《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一书中从考古学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炎帝族群滥觞于渭河流域，黄帝族群诞生于晋南黄河流域，共工部族承蚩尤族群崛起于豫北冀南地区，而太昊、少昊两族群则先后形成于海岱地区。这五位“古帝王”恰好就是西周初期几个主要族群——统而言之，就是华夏民族在最初形成时的共同祖先记忆。

《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太昊、少昊、炎帝、黄帝和共工五位“古帝王”才能被最先提出来，而黄帝的《云门》、唐尧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才能成为西周王朝法定的“三大祭”所用大型祭祀乐舞。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相鸣放，“古帝王”名号一下子涌现出好多，譬如《管子·封禅》和《庄子·胠箧》就分别提到了12位，其名号和顺序也都不相同。《庄子·天运》还首次提到了“三皇五帝”，但仅是一个名称，并未具体说明是哪“三皇”、哪“五帝”。

至韩非子时，情况有了变化，《韩非子·五蠹》篇把“古史”时期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并且重点提到有巢氏和燧人氏，还通过记述他们的事迹，说明远古文明演化的进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易·系辞传》有另一套说辞：

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尧舜氏作。

黄河风景区炎黄二帝塑像

在这里，五个古帝王之间也有了明显的时代排序。将《韩非子·五蠹》和《易·系辞传》两个说法结合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的古史体系开始初具雏形。

战国末年，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人编撰的《吕氏春秋·古乐》首次提到了“五帝”，分别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和颛顼，但这五位帝王是配合五个方位的“五方帝”，和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不大。

先秦虽然为大家所认可的古史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各家言说不一，但重要的是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古帝王时代排序轮廓。这为后世古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中各家提出的“古帝王”也都成为后世传统古史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两汉时期，古史体系逐渐成形。“三皇五帝”在目前能看到的文献里都开始露面了，不过，各家所提到的“三皇五帝”具体人选，还是不尽相同。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意识到其中有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于是亲下田野考察和访问，以图找到历史的真相。他最终采纳了《大戴礼记·帝系》里“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说法，作为他搭建《史记·五帝本纪》古史体系的基本框架结构。这个体系以黄帝为首，并说此后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及商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弃都是黄帝的直系血缘后代。这成为后世尊黄帝为华夏民族共祖的滥觞。

四川攀枝花颛顼龙洞景区颛顼帝塑像

西汉后期，刘歆又编撰《世经》，梳理出了他所认定的古史体系，其古帝王的先后排序是：

帝太昊炮牺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唐帝（即帝尧）陶唐氏→虞帝（即帝舜）有舜氏→伯禹夏后氏→成汤

《世经》的古史帝王顺序表是按照时间顺序结合木火土金水“五德相生”的原则来排定的。

此后的《汉书·古今人表》《潜伏论·五德志》等，都以此为基础，并把《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晋语》《庄子·胠箧》《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古乐》，以及《史记》所引《管子·封禅》等所提到的古帝王都排进去，进而形成了以伏羲氏为最高排位、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史体系。

以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这样一种古史体系显然是错讹百出，根本经不起科学的拷问和推敲。其主要问题在于，一是把神话和历史混淆；二是把上古时期不同的族群、部落首领捏合到了同一个血缘体系或同一个朝廷中；三是对所谓的“古帝王”无限拔高溢美或丑化贬斥；四是先预立“三皇五帝”框架，再来填补内容，正是所谓的依照公式“创造”历史；五是认为华夏文明源出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他少数民族不过是未经开化的“蛮狄夷戎”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传入中国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就首先意识到了其中的荒唐和愚昧，遂以“演化论”作为武器，对传统古史体系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疑古思潮由此兴起。

考古证实为尧都的陶寺早期小城宫门复原图

疑古思潮后来能全面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是和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崛起分不开的。该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自1926年至1941年，发表、出版了300多篇文章和书籍，对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系统清理，指出传统所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互相矛盾，破绽百出。

这其中尤以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最为著名。顾颉刚一针见血地指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谓的“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经不住推敲的。

在古史辨派用文献记载互为矛盾“事理俱实”的逻辑推演下，被古人奉为圭臬的传统古史体系轰然倒塌。

疑古派虽然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但由于他们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推演，并没有考古文物的支撑，而且他们对传统古史体系只是简单地予以推翻，在新的古史观建树方面乏术可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无意变成了“中华文明西来论”的敲鼓手。

考古证实为舜都的陶寺中期城址观象台复原建筑

事实上，传统的古史体系也并非像古史辨派那样说的全是伪造，其中也不乏反映历史真相的合理内核。

首先，从春秋至秦汉，虽然后出的“古帝王”越来越多，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古帝王”是后人无中生有的编造。因为上古时期并没有文字能够记录下来这些“古帝王”及其相关事迹，所有文献记载的“古帝王”都是从民间传说中梳理出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科学门类日益细化，人们才有闲暇专门从事某项研究。

从春秋至秦汉，“古帝王”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古代史学家们对上古史的调查、研究、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精细这一状况的折射反映。应该说，这套体系是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在经过漫长时间调研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虽然其中不无因时代和个人认识局限等所造成的虚假因素，但我们要看到其中的合理内核，而不能轻易地予以全盘否定；

其次，透过所谓的“三皇五帝”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漫长“古史”纵横交错的立体影像，其中的“三皇”“五帝”和其他“古帝王”并非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在不同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部落、酋邦、古国的名称或是其数代首领的统称。譬如，由孔子删订的《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等篇，在叙述中原主要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间的关系时，就把帝尧、虞舜、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大禹，乃至商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弃等原本属于不同族系的邦君或部落首领安排在了一个朝廷里，组成了天子（君王）与朝臣这样的关系，从而建构了儒家最初的华夏古史观体系。

再次，以“三皇五帝”为框架建立起来的古史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呈现的是这个漫长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坐标点——这些“古帝王”都应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表征语，在总的历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确的，这也是从西周至秦汉，以至于到唐宋时期，无数的先贤在经过无数次呕心沥血的研究后才奠定的框架结构，因此在今天考古学成果不断涌现的年代，不但没有人能把它完全推翻，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古史体系大框架的正确性。

陶寺早期小城大墓所出代表尧“帝王”身份的龙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十年如一日，借助于考古学和其他多门学科，完成了我的上古中国三部曲——《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在历史上首次大体完整地揭示了从黄帝至周初这300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

其中，《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揭示的是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揭示的是尧舜建国以及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对这个阶段近800年的历史，结合文献，做了独立的阐释，既有继承，也有对历史文献的纠错和发展，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气势宏伟、波澜壮阔而又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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