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好友突然率部逃跑（叶挺好友突然率部逃跑）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国民党左翼蔡廷锴在好友叶挺的拉拢下参与其中。

8月3日，按照中共中央原定的计划，蔡廷锴率领第10师作为先锋部队南下，但就在当天晚上，蔡廷锴随即就和几位心腹密谋试图脱离共产党。

在驱逐完队伍中的共产党员之后，蔡廷锴便带领第10师选择了脱逃，迅速投靠了蒋介石。由此一来也就大大削弱了南昌起义部队的实力，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创。

但就是这样一位“叛徒”，事后却又因为一仗成为了众人拍手叫好的民族英雄，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这是怎么回事？在这前后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带队脱离共产党

辛亥革命之后，蔡廷锴加入了粤军队伍，之后随着粤军的改编，蔡廷锴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10师的师长。

1927年7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下达了“东征讨蒋”的命令，张发奎率领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向九江进军。在这之中，叶挺所在的第24师为前锋部队，蔡廷锴所在的第10师归叶挺指挥。

占领九江之后，叶挺就对既是同乡也是好友的蔡廷锴说到：“我们攻下南京，也属于互相残杀，对革命前途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我们一同回粤休养”。

叶挺的提议得到了蔡廷锴的附和，蔡廷锴本身就是广东人，对他而言，带粤军子弟回粤的主意正中下怀，此时的叶挺也并未将南昌起义的事情告知蔡廷锴。

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是打算在争取张发奎之后，将队伍和平带到广东，但短短几天之后，张发奎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渐右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好果断放弃张发奎，更改回粤计划，先在南昌发动起义。

随后，叶挺率第24师和蔡廷锴的第10师来到了南昌，与此同时，贺龙的第20军也如期抵达，起义前夕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就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战斗胜利结束，驻扎在南昌城内的敌军全部被歼。

因为第10师暂时归叶挺指挥，自然算是共产党的友军，并不是起义军攻击的目标，然而，第10师第28团却故意与起义军发生冲突，借此接连击毙了起义军第20军的一名教导团队长和学生，并收走了后者的所有马匹，这令贺龙很是恼火。

此时身在九江的蔡廷锴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在8月1日上午迅速赶往了南昌与叶挺、贺龙等人洽谈，见蔡廷锴态度真诚，贺龙的怒火这才渐渐消了下去。

一番探讨之后，蔡廷锴表示同意合作，一起参加起义，并吩咐手下返还了起义军第20军的所有马匹。

8月2日，位于南昌的所有部队进行整编，蔡廷锴的第十师和第24、25师合编为了第十一军，蔡廷锴担任第十一军的副军长兼任军事参谋团委员，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蔡廷锴还是十分信任的，但蔡廷锴转身就让共产党的信任扑了空。

8月3日，就在第十师南下刚行军不到60公里时，蔡廷锴就将最知心的第29团团长张世德叫到了面前，表示：“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的行动，应该有一个妥善的计划。叶挺、贺龙为共产党，恐怕不能长期合作，如今只有先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才能做下一步打算。”

张世德长期跟随蔡廷锴，随即表示十二万分服从。

5日上午，待部队抵达进贤之后，蔡廷锴召集来了全团领导和政工人员讲话：“为保全全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职员暂行离开。”

紧接着，他便让副官给每位共产党员分发了物资，并护送他们离开。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之后，蔡廷锴便带领部队去到了福建，与陈铭枢、蒋光鼎等人汇合重建了第11军，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

蔡廷锴的率军脱逃无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武汉和南京的反动派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大放厥词，进行虚假宣传，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共产党有了误解。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蔡廷锴的第10师经历过北伐战争的锤炼，实力强劲，这样一支队伍的脱逃，极大地削弱了起义部队的力量。

再者就是直接导致了起义军在汤坑战斗中的失利，致使起义军没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在东江站稳脚跟。

与蒋介石产生分歧，成为抗日名将

而投靠蒋介石之后的蔡廷锴先后参加了多次军阀混战，并在蒋介石的调遣下，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可以说在此期间，蔡廷锴始终都是蒋介石的的得力干将。

“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率部队在赣州宣誓，要求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他带领十九路军驻防上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不断向上海增兵，进一步制造事端。

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要求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对于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蔡廷锴坚决不同意，于是，军政部长派出了何应钦前来和蔡廷锴面谈。

何应钦说到：“现在国力尚且不充足，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政府”准备采用外交的手段解决。对于日敌的这一无理要求，我们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现十九路军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撤防以西地区，重新布防。”

“驻地是我国领土，没有理由撤退。倘若“政府”要撤，那就不要仅限于敌方的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蔡廷锴回答。

何应钦碰了壁之后，张静江又找到了蔡廷锴，再度对其好言相劝，希望蔡廷锴不要和日军发生冲突。

蔡廷锴听闻，瞬间义正言辞道：“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权驻扎在上海，与日敌无关。只要他们敢来，我军当有守卫的职责”。

蔡廷锴的一番爱国发言让素来颇具权威的张静江面红耳赤，丢了颜面。

1月23日，蔡廷锴与蒋光鼎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抵抗日军的决定。

1月28日当晚，日军悍然向闸北一带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力反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在此之后，日军不停地对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乱炸，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蔡廷锴也亲自去到了前线，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为国立功，并在随后向全国各界发出了“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公告。

战事一直持续到2月4日，日军展开了第一次总攻，不料却在闸北地区遭到了守军的包围歼灭，于是，蔡廷锴决定乘胜追击，完全粉碎敌人的总攻。

然而就在这时，何应钦却下令撤退，并质问蔡廷锴：“谁叫你打仗？”大战在即，蔡廷锴已经不再将何应钦的命令放在眼里。

2月10日，他冒着敌机的扫射来到了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士兵，请他们务必守住驻地：“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在与蔡廷锴的交锋中，日军并没能占到任何便宜，见状，日本政府便派出了更加专业的正规军，扬言要将第十九陆军打退。

听闻，蔡廷锴二话不说，对着日军阵地就是一阵接一阵猛烈的扫射，用实际行动很好地对日军进行了回应。

与此同时，更是有外国记者劝诫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应当及时撤兵。”

对此，蔡廷锴坚定地表示：“坚守国土乃是军人的指责，即使日寇来十万人，我们也应当誓死抵抗”，话毕，他更是反问该记者：“假设日军无缘无故进攻贵国，贵国的军队也撤退吗？”

2月19日凌晨，日军的飞机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第十九路军驻地的上空，对后者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下午5时，日军陆战队发起强攻，但被守军打回了原地。

次日，敌军再一次接一次地发起了进攻，大炮、坦克部队等齐头并进，来势汹汹，对此，蔡廷锴采用了“先疏散开，等到敌机停止轰炸后，再回到原阵地，动作迅速敏捷，多布置伪装及散兵”的打法，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使其没能前进一步。

但纵使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也扛不住日军不断增兵，数次卷土重来，敌众我寡之下，浏河最终落入敌手，由此一来，守军的侧方和后方均受到了极大威胁。

无奈之下，第十九路军只好退守待援，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即刻停战，于是蒋介石决定与日方和谈。

就此事，蔡廷锴对蒋光鼎说到：“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我表示反对，身为军人，本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倘若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当势不两立”，可见，一向有着爱国情怀的蔡廷锴已经开始与蒋介石有了分歧。

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纷纷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海内外同胞共计捐出了七百万余元。

中国共产党自然也是不甘落后，位于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第十九路军的支持工作。

一时间，蔡廷锴也就受到了全国上下包括众多海外华侨在内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于第十九路军在作战过程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他们“一律不予补给”，针对蔡廷锴等人的多次支援要求，南京政府始终是无动于衷，坐视不理。

何应钦更是直接下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出于爱国意图，但也会受到抗命处分。”

与此同时，驻留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更是与日寇达成了双方舰队均不出手的协议。

淞沪会战之后，第十九路军便被蒋介石强势调到了福建对我军根据地发动进攻。

不久，蔡廷锴便识破了蒋介石试图让第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的阴谋，因此，他决然停止了剿共，开始“反蒋抗日联共”，这也就有了1933年11月20日的“福建事变”。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瞬时间慌了手脚，倘若蔡廷锴的5万军队和10万红军联合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想到此，蒋介石可谓是坐立不安。

再三考虑之后，蒋介石认为消灭第十九路军迫在眉睫，于是在事变发生后，蒋军对苏区的“围剿”暂时告了一段落，将精力全部放在了打垮蔡廷锴上。

第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原本为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但博古等人没有抓住机会，更没有正确配合第十九路军对抗蒋介石，由此一来就使得第十九路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在蒋介石十几万大军的进攻下，福建事变失败，第十九路军完全解体，随之而来的也就是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政治立场与意识的彻底转变

但纵然此时的蔡廷锴对蒋介石百般失望，他却依然没有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和在南昌起义中带队离开一样，蔡廷锴虽对国民党有着种种不满，但与此同时，他也有着强烈的政治信仰，认为自己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在根本上有着一定区别，主张亦异，因此，在南昌起义时，蔡廷锴才会选择离开，而在这次福建事变失败之后，他也是去到了海外各国游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二次合作，见状，蔡廷锴回到了国内，决心无条件跟随“中央”抗战，然而这次，蔡廷锴再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背叛。

蒋介石出尔反尔，打着抗日的旗号，却给了蔡廷锴一个闲职，蔡廷锴自然不满，身为军人应当奋战前线，而不是在后方苟且偷生。

等到了1939年3月，蔡廷锴终于如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副总司令，开始了戎马生活。

但随着战事的进行，蔡廷锴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种种不堪，士兵难以调动，缺乏牺牲精神，没有作战决心，更没有协作精神，以这样的不入流状态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于是在1940年，心如死灰的蔡廷锴向“中央”请辞了军职，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立场开始有了转变。

此后，蔡廷锴去到了多地巡视，在此期间，蔡廷锴亲眼见到了国民党管辖下的百姓的生活困苦，身处在一片水深火热中，这让为蒋介石卖命了三十余载的蔡廷锴不禁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来自以为的爱国究竟去了哪里？自己的立场究竟是对是错？而这一答案随着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显而易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视百姓迫切需要和平安定的愿望，发动内战，将人民再次置身到了战事纷扰中。

种种举措都使得国民党日渐失去了民心，共产党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这种日益明朗的客观事实面前，蔡廷锴自然也是认清了国共两党最本质的区别，开始响应共产党的一系列号召，为推翻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奔走相助。

至此，蔡廷锴才彻底完成了政治思想上的转变，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位。

自始至终，蔡廷锴其实都不乏爱国之心，只不过在早期的时候没能对共产党产生深刻的认识，“道不同不相为谋”让蔡廷锴选择脱逃，但随着革命不断地进行，国共两党之间区别的日益显现，让蔡廷锴逐渐清醒过来:只有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才能为民族建设美好未来。

而也正是基于蔡廷锴始终有着这样一份爱国情怀，他才能够在最后审时度势，有了正确的站队，真正为百姓做了实事。

这也让很多爱国人士再一次认识到，民族主义为向来都是与阶级立场彼此联结的，纯粹的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在坚守报国热忱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有着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爱国情怀与政治立场的统一，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社会主义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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