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家房客里讲的真实故事 一部用喜剧揭示旧上海底层民众生活的滑稽戏

1958年上海人民滑稽剧团为响应新中国"大搞现代戏创作"的号召，由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等几位老滑稽艺术家，以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为素材，写就了轰动一时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

《七十二家房客》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某弄堂一幢石库门房子为背景，以一群住在这里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与代表旧上海黑恶势力的二房东等人的斗争，展示了四十年代旧上海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

大饼摊的老山东、苏州老裁缝、洗衣作坊小宁波、小热昏杜福林、卖香烟的杨老头、小皮匠、舞女韩师母、金医生等"七十二家"房客虽然过得很贫穷，但是他们守望相助，共同反抗黑暗势力、弘扬社会正义风气。这部戏通过把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奇闻怪事和街坊们的悲欢离合，以诙谐滑稽的艺术形式浓缩在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中，表现在观众面前，使得这些房客们一个个性格鲜明活泼，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七十二家房客》来源于生活，是民国时期上海在物价飞涨和人口激增的历史环境下，普通底层人民不得不蜗居于方寸之地，承受着各种反动势力的压榨这种真实情况的反映。一栋小小的石库门房子里，居住着各式各样的皮匠、裁糙、丫头、舞女、洗衣女、卖香烟的、走江湖的等等下层小市民, 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 却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挣扎。

与此同时，以二房东为代表的上海那些黑暗势力，却挖空心思对这些普通的劳动者进行压榨。他们提高房子的租金，将房子面积隔得更小，趁火打劫。《七十二家房客》就是用艺术的手段，揭露并批判了这种黑暗的事实，充当了维护底层百姓利益的喉舌。

这出滑稽戏一开始，便用几个细节展现了四十年代上海底层人民的苦难：物价的波动,对这些房客们的生活影响极大：对于皮匠来说，同样的钱，前一天可以买一包香烟, 第二天就只能买六支了；对洗衣匠心独来说，肥皂涨价了，到底为客人洗衣服，用多少肥皂呢？卖大饼的小山东也在想，面粉涨了一倍, 是把大饼价格涨一倍，还是把大饼的大小减小一倍呢？

但是这个问题对二房东来说并不是问题，直接涨租金就是了。所以十九块钱买来的房子，每个月租金居然要二十八块，反而说自己是为国家分忧，是爱国行为；难怪房客们说他：“爱国？你的良心都像黑炭了！”

这个细节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是真实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筹集军费，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又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也导致无数“国统区”的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前一天可以买一包香烟, 第二天就只能买六支了”的现象层出不穷。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一切都以物质利益作为最终目的的城市，而连年的战乱、混乱的金融体质和国民党的横征暴敛，使得上海的物价指数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剥夺着底层百姓的生存权利。

在《七十二家房客》中，有一个场景就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月底到来的时候，二房东突然对这些房客们说：“下个月不收房租了！”正当众人都不知二房东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二房东说出了原因：“现在金圆卷比草纸还勿值得铜钿，下个月改用米来交房租！”。这并不是这出滑稽戏编造的笑话，而是四十年代上海货币贬值真的对每一个当时生活在上海的小市民生存的考验。二房东为了避免自己的财富缩水，将货币进行物化，也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一种物化关系，失去了人与人的情感。

同样的一幕还有剧中的警察“三六九”向房客敲诈“壮丁费”时，“三六九”直接提出只要“袁大头”，其他任何货币都不要，这也是真实反映了四十年代上海货币秩序的极大混乱和金融秩序面临崩溃的真实情景。拿不出“袁大头”的杜福林，面临儿子生急病却一筹莫展，在上海这座城市中，钱决定了一切，不管这个钱是合法所得还是欺压、剥削民众得来的，总之，有钱就有一切。

在面对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的局面时，房客们有着不同的反应。唉声叹气者有之，听天由命者有之，麻木者有之， 愤慨者更有之。卖梨膏糖的杜福林编了一首歌: “卖的倒是梨膏糖 , 吃的末是黄莲汤；含着眼泪讲笑话 , 人家开心我悲伤，卖糖为仔要吃饭 , 警察还要敲竹杠； 卖糖人过勿着甜日子 , 苦头勿晓得要吃到啥辰光。” 这不仅是杜福林的想法，也是房客这个底层群体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

《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二房东，就是旧社会上海滩流氓黑恶势力的代表。他先是改变房屋原有结构，丝毫不考虑到住户的安全问题，将房子擅自改装成一个个亭子间，以便尽可能多的收取租金；当房客不能按时交租时，他会采取断水断电、甚至用黑帮势力敲诈勒索的手段，逼得房客卖儿卖女，也要凑齐房租。

当再也压榨不出房客的钱财时，二房东居然会利用手中的钥匙，去偷房客的财物，房客的香烟、肥皂、吊桶，甚至连老裁缝的一块衣料、小山东的两个大饼也不放过。二房东的形象，代表的是旧上海那些盘剥、强占和敲诈底层百姓的黑恶势力。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本，但是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是旧上海寄生的毒瘤，用压榨老百姓的方式，给旧上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代表旧上海黑恶势力的二房东 , 靠着姘头炳根的警察科长关系，得到了以“三六九”为代表的旧警察的包庇,才能为所欲为的压榨底层人民。但是《七十二家房客》这部滑稽剧，通过对这些愚蠢无能的黑恶势力在同七十二家房客的较量中屡遭挫折的戏剧故事，引出了不少矛盾和笑括，从而达到了讽刺坏人的喜剧效果。

《七十二家房客》通过喜剧的手段，把旧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可笑现象加以集中, 发挥了滑稚戏的特长 , 用辛辣无情的嘲笑之笔, 让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了喜剧效果，让观众在笑声中，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伪警察“三六九”代表的是执法者，也是旧上海警察队伍形象的代表。众所周知，旧中国的警察与黑帮渊源极深，拿上海来说，大流氓黄金荣就做过警察局的总督察长，指望这些警察去维护旧上海的治安，保护人民群众，无异是白日做梦。

在《七十二家房客》中，“三六九”为了帮助二房东将敢于反抗的小皮匠抓进监狱，竟然授意二房东将皮袍子放到小皮匠的房内，然后贼喊捉贼，诬告小皮匠偷二房东的东西。《七十二家房客》反映的正是旧上海在国民党腐朽统治之下，社会治理中的腐败和黑暗，也客观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无能。

滑稽戏善于捕捉住每个人物性格上的喜剧性，能够利用喜剧矛盾去表现人物。戏中二房东的姘头炳根 ,就是一个充满了喜剧性的“白相人”。当房客之一的洗衣店老板烫坏了客人的衣服时，二房东趁乱偷走了裁缝的的一块布料，炳根想利用这个机会混水摸鱼，于是积极站出来主持搜查。他说:“这里的人都要由我搜，搜出来，我以前被偷掉的东西全要他赔 ！我从前被偷掉一只六十四钻的金表，三斤重的金链条，四套洋装，三件长衫两双皮鞋 , 一只梳妆台… … ”

所谓的“六十四钻的金表”等等，显然是炳根编造的谎言。《七十二家房客》用夸张的手法 ，将一个色厉内荏的炳根描写得入木三分。炳根本想借这个机会大敲竹杠，没想到查到后来，查出来小偷是自己的姘女二房东时，他的流氓本相暴露无遗: “ 你去打听 打听, 上海滩谁不知道我? ” 企图用威胁来震住房客们。《七十二家房客》用区区几句话，把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流氓本质刻画得栩栩如生，也增强了这出戏的喜剧效果。

《七十二家房客》中的这些小人物虽然贫穷，但拥有平实淳朴、助人为乐、团结向上的品格。《七十二家房客》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对他们既同情又保 护，这种对普通人人生经验的十分关照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同和肯定，引起了强烈的共 鸣和思想升华。

喜剧能够赢得观众的因素很多，创作者对于生活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如何将这种理解艺术化的表现出来，是衡量一部喜剧优劣的养分。生活的本质就是欢乐与悲伤并存，美好与丑陋相伴，尽管这部滑稽戏具有悲剧的情怀，但它仍然是不 折不扣的喜剧。戏中无论是幽默的对白，还是辛辣的讽刺，又或是大团圆 的结局，都是将叙事视角对准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展现他们的心灵和喜怒哀乐，以小人物的人生情感表现人民群众在那么黑暗的年代还能保持的高尚品性，将悲情喜剧中喜剧性与悲剧性达到高度统一，使《七十二家房客》更具有亲和性和艺术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