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纪念日从哪一年开始的（烈士纪念日他们的殉道）

有一种气质用鲜血写就，即使时间能够冲淡记忆，这样的气质，也会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荣耀；有一些名字用不朽铸成，纵然岁月能够改变山河，这样一些名字，也注定成为永恒。

烈士日，让我们向3位不朽的名字致敬！

第一军情作者：贾永、曹国强、白瑞雪

他们没有参加长征，他们殉难却都与长征有关。

当他们的战友们还在那条向死而生的漫漫长路上艰难远征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在长征的出发地走到了尽头。

他们没有分享到80年前那个10月三军胜利会师的喜悦，也没有盼来他们曾描绘过无数次的美丽的新中国。

然而，当我们唱起《国际歌》，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带镣行》，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明媚的秋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彩色的花篮的时候，又怎能忘记这样3个不朽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他们，是未曾长征的长征殉道者。他们的名字与长征一样成了永远的丰碑。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之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在了江西苏区，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在长征前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走，均遭到拒绝。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与杨之华分别时妻子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同样留在江西的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凄然一笑：“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与瞿秋白一起被留在苏区的人，显然生路渺茫。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继五次“围剿”后更为猛烈的风雨，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瞿秋白选择了服从。

半年后，当生的机会摆在面前，视人格重于生命的瞿秋白再次选择放弃。

得知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国民党欣喜若狂。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也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拒绝，拒绝，还是拒绝：“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瞿独伊说：“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也正是父亲的内心所归！”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与他引为知己的鲁迅先生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鲁迅抱病将瞿秋白译著编纂成集。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痛心地感慨：“如果秋白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女儿瞿独伊，则用了长长的几十年来弥合失去爸爸的伤痛。

1941年，瞿独伊随母亲杨之华回国，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囚禁，直到1946年才被营救获释。

开国大典，28岁的瞿独伊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俄文播报了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50年3月，瞿独伊与丈夫一起重回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而她的父亲瞿秋白，也曾经在苏区做过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的领导人。

1982年，瞿独伊从新华社离休。两年之后，俄文名意为“柏树”的她，在父亲就义的罗汉岭栽下了一棵柏树。

春去秋来。如今，父亲就义处早已翠柏成林。瞿独伊老人的眼前，依然时常闪现36岁的父亲从容就义时的形象。

从容而死，父亲的内心多么的强大？！

方志敏。

方志敏戴着镣铐写出了《可爱的中国》。直到今天，女儿方梅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父亲遗作时的那种激动。

第一次读到父亲在狱中写成的《可爱的中国》的那一年，方梅年方十七。如今，84岁高龄的方梅老人，还依稀记得当时那份激动:“爸爸，那是我爸爸写的。”

虽然，儿时的方梅记忆中并没有父亲的影子，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奶奶曾经告诉她，父亲长得清秀英俊，小时候被村里的人叫做“正宫娘娘”。养父母也曾告诉她，他的父亲善于演讲，他一讲话，大家围过来听上半天也不嫌累。在乡亲们的传言中，父亲的形象更是高大：骑白马、挎双枪，威风凛凛，来去无踪……

很长一段时间，在各种说法中拼凑起父亲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亲不在世了；赣东北的老百姓也不相信，方志敏已经牺牲——虽然关于“方志敏下场”的告示就挂在各村村口。乡亲宁愿相信，那是国民党造的谣。

天天盼着那个英俊的父亲回到自己身边的方梅，出生在国民党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的1932年冬天。那一次“围剿”，国民党出动近40万兵力，蒋介石亲自担任“剿匪”总司令。

炮火就在不远处爆炸，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缪敏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然后把这个哭声像小猫一样的女孩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夫妻俩最后一次去老乡家看望女儿时，缪敏担心这孩子太弱养不活，方志敏却说：“严冬的梅花，生命力最强！”

战火岁月中出生的5个孩子分别寄养在各处。方志敏为他们取名松、柏、竹、梅、兰。方梅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父亲最爱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刚刚出发，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告别妻儿，也告别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率红10军团踏上了孤军北上之路。

虽然是同样的“北上”，走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主力红军面临的是一次向死而生的远征，那么，担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任务的红10军团，却几乎是一支把活路堵死的死亡军团！

在20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部队屡屡受创。1935年1月，红10军团退至赣东北边缘，决定进入苏区休整，不料敌人早已设置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线。

一番浴血征战之后，原本，方志敏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800多人率先冲出了封锁线，但大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在方志敏召集的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他坚定地说，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先走。遂调转马头、复入重围。

多年以后，粟裕将军还记得方志敏当时的决绝态度：明知凶多吉少，依然毅然决然。

回到苏区的几百残兵在粟裕率领下突出重围，后来发展为中国工农革命挺进师，而与2000将士苦守怀玉山的方志敏，却在漫天的大雪中不幸被俘。

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本以为会发大财。谁知，在方志敏身上，他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怎么会呢，这么大的官，会没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方志敏怒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美联社记者这样记录国民党“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的场景：“带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

在狱中，方志敏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他争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鹏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前者辗转4次从狱中送出了方志敏的手稿，而后者则把方志敏脚上的镣铐从10斤的换成了3斤半的。

正是这副镣铐，在20年后成了当地政府最终找到烈士遗骸的重要线索。

1955年，在方志敏就义处——江西南昌下沙窝，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副棺木、很多骨头和一副镣铐。经凌凤梧等人辨认，镣铐和棺木正是方志敏受到的特殊“待遇”。血样对比之后，9块遗骨被认定为方志敏的遗骸。

又过了22年，方志敏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方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细雨濛濛，尔后碧空如洗，当灵车经过市区时，街道两边站满了含泪送行的老百姓……”

母亲缪敏没能等到送别爸爸的这一天。就在父亲遗骸安葬仪式的一个月前，曾经与父亲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母亲，匆匆辞世。

方梅说，小父亲10岁的母亲名字里的“敏”字，也是父亲送她的订婚信物。成婚那天，父亲曾给母亲取了一个化名，叫“李详贞”，与父亲直到被捕时还在使用的化名“李详松”，又是天成的一对。

方志敏被捕后不久，缪敏也落入敌手，被囚禁于与丈夫关押地只有一墙之隔的南昌女子监狱。当方志敏望着报纸上妻子被捕的照片难过时，劝降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以跟缪敏见面作为“发表一个倾向声明”的交换条件。

方志敏当然说不。后来，他曾流着泪对凌凤梧说，缪敏是巾帼英雄。两年后，缪敏被党组织保释出狱。夫妻俩曾经近在咫尺的相隔，终成生与死的距离。

方志敏被俘后大义凛然英勇不屈。

母亲渐渐年长，一天天长大的方梅也从母亲身上深深感受到了这对红色夫妻间那种刻骨的思念。方梅回忆，性格刚强、“一不对就会掏枪出来”的母亲，一提到父亲就会泪流不止。结婚时父亲送母亲的“英雄”牌钢笔，母亲一直用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一直用到了笔头磨得溜光。

母亲把对父亲的思念，写成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红色风暴》，还在51岁那一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后来在颠沛流离中遗失的那封信，母亲在后半生还一直在寻找。

方梅与母亲直到全国解放那一年才得以相见。与被母亲带到延安、后来上大学并留学苏联的两个哥哥方明和方英相比，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母亲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母女俩几乎同样的倔强。母亲不得不把女儿锁在屋里，逼着她读书学习。就在这时，方梅第一次读到了父亲的遗作《可爱的中国》。

“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一遍遍朗诵着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刚刚识字不久的方梅欢呼起来：从此我可以讲我的家史了，从此我懂得“祖国”是什么意思了——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

从被俘到就义的日子里，狱中的方志敏戴着镣铐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等30多万字的文稿。才情、激情、真情，这囚禁中的文字，成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

同样从农村走来的毛泽东，欣赏方志敏靠“两条半枪”打出了两个红10军的才干，他称赞在敌人重重“围剿”中屹立不倒的闽浙赣苏区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和农民问题上，两人更是早有共识。

蒋介石同样看重方志敏。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时，蒋介石多次设宴款待已经成名的方志敏。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还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但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既然一代英才不能为己所用，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

1935年8月6日，距37岁生日仅半月。被押解至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上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猛地一转身，说：“来吧！”

大雨之前的风，吹动着方志敏的长发。枪声响起的那个日子，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正迎着狂风暴雨，在川西茫茫水草地上艰难跋涉。

方梅后来常常问自己：父亲最后想了些什么呢？

已经八十又四的方梅说：“那几分钟里的思绪，父亲想的肯定是他梦中的新中国。”

刘伯坚。

负伤被俘，被敌人押解着走过大街的刘伯坚吟出了慷慨激昂的《带镣行》。44年后，他散落在各地的三个儿子才第一次聚在一起。

“众目睽睽，毫无惧色，戴着手铐脚镣，几乎七步成诗，那是一种怎样的坦然和勇气啊！”刘豹一直把父亲刘伯坚的遗照带在身边。照片上的父亲西装革履，儒雅洒脱——老人甚至很难将照片上的父亲和那个戴着手铐脚镣，昂着头走过江西大庾青菜街的父亲联系起来。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1935年3月11日,国民党押解着负伤被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从人潮涌动的大街上移狱，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摧毁他的意志——没成想，却让这位心底坦荡的革命者当街吟出了不朽的诗作《带镣行》，“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读到父亲这首诗的时候，刘豹已经是20岁的小伙子了。1949年秋初，当挥师江西的解放大军来到瑞金农村，刘豹才从他们的口中第一次听到了“刘伯坚”这个名字。在这之前，被养父母取名“邹发生”的刘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捡来的“野孩子”，会在赣南的山林里一辈子放牛、砍柴。

其实，兄弟三人中，刘豹是留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蒋介石20万大军团团围住了越来越小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一个个县城相继失守。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准备突围——挑在箩筐里随部队行军的孩子不能再留了，只好送给一户姓邹的船家。

从江西农村匆匆来到首都北京，对于这一切懵懵懂懂的刘豹几乎来不及细想“父亲”和“牺牲”这样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记住了在省城南昌第一次见到了电灯，记住了走进华北小学一年级课堂时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尽管那个班里的孩子参差不齐，刘豹依然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个子比老师都高。”

慢慢地，被北京的叔叔伯伯们喊作“豹子”的刘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虎、豹、熊，儒雅的刘伯坚为三个儿子起的名字个个都透着虎虎生气。上学期间，除了父亲那张珍贵的遗照，刘豹还把父亲的遗书拍成照片带在身边——怕照片发霉，常常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

刘豹老人说，对于父亲的千言遗信，“那时候读不懂，读了一辈子也还没完全领悟。”

被毛泽东称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生于四川平昌，25岁赴欧洲勤工俭学，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联学习政治、军事。回国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担任政治部部长，亲自为西北军参加国民革命起草了通电宣言。1931年12月，刘伯坚成功策动“宁都起义”，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原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加入到了红军队伍。

刘伯坚的最后足迹，也最后留在了刘家的祖籍地——江西。就在送出孩子后的几天，刘伯坚在向赣南油山突围时，腿部中弹被俘。

像对待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一样，国民党对刘伯坚同样使尽了软的硬的手段。但刘伯坚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在信中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或许是善于做思想工作刘伯坚争取到了国民党看守的同情？或许是他挥毫而就的《狱中月夜》等诗篇获得了他人的共鸣？他的那些写给兄嫂或请转妻子的信是如何从禁备森严的监狱中安然寄出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正是从这些信件中，人们读到了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者的坚定与豪迈。

生命的最后一天，刘伯坚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80多年过去，信上的字迹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签名“LIU”依然洒脱。

时时回响在刘豹耳边的，是父亲给母亲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一句话，填满了刘豹断裂了20多年的父亲记忆——一边是森严的杀场，一边是从容的留墨：“父亲在走向敌人屠刀时，是怎样的凛然与镇定啊！”

刘伯坚与妻子王叔振。

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妻子王叔振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几乎是在刘伯坚牺牲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王叔振，被害于福建长汀。

这对恩爱夫妻的爱情故事，曾在北伐军中传为佳话。在他们当年的婚礼上，曾经出现了于右任等许多国共著名人士。战斗的岁月里，夫妻俩聚少离多。1931年，独自在闽西苏区工作的王叔振生下第三个儿子熊生后不满两月，便送给了一户老乡。

妻子留给孩子的话几乎与丈夫留给孩子的话如出一辙。把孩子留给乡亲们的同时，王叔振给孩子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不过，母亲还是心存重逢的希望，她把“承先启后”4个大字撕为两半，另一半随自己带走，作为日后相认的凭据。父母牺牲整整30年后，母亲留下的契约被发现，熊生才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里目睹那永远无法完整的一页时，已经半百的虎生、刘豹、刘熊生抱头痛哭——那是三兄弟第一次聚首。大哥虎生在父母牺牲后被亲戚送到延安，后来留学苏联，成了著名的军工专家，而三弟熊生则一直在母亲当年送出他的小山村陪伴养母一家——为了保护熊生，黄家的男主人牺牲，养母甚至卖掉了亲生的骨肉，供给熊生上学。

如今，大哥与小弟已经先后辞世，只剩下年过八旬的刘豹孤独地守着父母留下的红色往事。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这是叶剑英元帅1962年为这位密友写下的挽诗。作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刘伯坚打电话报告张闻天，才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得罪了极左主义当权者的刘伯坚被留在了苏区。

叶剑英路过于都时，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上级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又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但同样没有被批准。于都河畔的这一幕，竟成了荆轲离易水般最后的告别。

1935年3月21日，40岁的刘伯坚在江西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那一天，中央红军正在第四次渡过红土高原上的赤水河。

又过一个月，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人包围。子弹打光，他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张浸染了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那是毛泽东29岁的三弟、与刘伯坚一同留在苏区的毛泽覃。

遵义会议后，险象丛生的长征在毛泽东指挥下绝地逢生，而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以及毛泽覃等和许许多多留下来的人，却在那个多雨的春夏，倒在了生命的终点。

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就要到来——他们，与千千万万长征英烈的名字，早已镌刻在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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