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结社的契约原则特点（古老的自由结社的权利）

作者简介：郭巍青，中山大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学术特长有公共政策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地方治理研究。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 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本文共计4921字，建议阅读时间13分钟。

欲阅读上期，请点击：废止精神病人刑事免责，天不会塌下来——对刑法第十八条的质疑

精神卫生：一种宽泛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依据世卫组织的定义，精神卫生是指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身潜力，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工作，并能够为其居住的社区做出贡献。为了好记，我按照政府喜欢的语言方式，将它概括为“四个能够”。

这定义很宽泛。它把精神卫生看作是健康的一部分，又把“健康状态”理解为个人与生活、工作、社区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关注精神卫生问题，就不仅仅是关注精神病人这个特殊群体，而是关注所有人，关注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都追求健康，包括精神上的健康。在这里，宽泛的定义起到了一种广泛动员的作用。

此外，宽泛的定义还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我们日常谈到健康与卫生的时候，潜意识里想到的主要是身体上的问题。然而，精神上的健康与卫生问题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重要。

第二，我们需要识别和消除环境中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比如要控制污染。同样道理，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和卫生呢？过去可能重视不够；而设立“精神卫生日”的意义，就是促使大家重视。为了保持精神卫生，我们需要识别和抵御风险，同时需要有医疗资源、法律资源和行政资源予以支持。

顺便还说明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精神卫生联盟等等，都是全球性的组织。其宗旨是对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架构。这样的治理架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但是他们有三种做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三种“权力”和“政策工具”——

第一是制定标准，即提供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认识准则和行为准则。例如这里讲的关于精神卫生的定义。 第二是传播信息，例如提供关于某种疾病的流行状况、危害性以及应对方案，有点像天气预报。 第三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形成全球协调的“规制”（regulation）。举例来说，动员和协调各国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追踪某种流行病（如非典、埃博拉等），找出解决方案。又比如，划定疫区、发布旅游警告等等，促成相应的态度和行动。

中国加入了很多这类国际组织，可以说，我们既生活在国家之中，也生活在这样那样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框架之下。这是当代社会中个人所面对的复杂处境。后面会简单分析，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是对于精神卫生的威胁因素之一。但我们都必须积极面对生活。怎样使全球的、国家的、社会的资源成为合力，支持和保护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卫生，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

从历史来看，中国这个老大国家转向现代化，需要很大的动力。一方面，这动力来源于国家战败的耻辱感，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羞耻感。我们的身体被描绘成孱弱的“东亚病夫”，还拖个长辫子，还吸鸦片，诸如此类。自己的身体不行，放大为中国人的身体不行，是很大的耻辱。争取进步，洗刷耻辱，就成了内在的动力。

到了今天，不论什么立场都承认，中国人的身体改造已经大获成功。这有两个标志，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很高，第二是以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标志，中国人在竞技体育比赛中拿的奖牌非常多。在日常新闻中，新一代游泳运动员的颜值、身材、腹肌和洪荒之力，成了人民的骄傲。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身材”，在社交媒体上成了传遍全球的符号，谁还能说“东亚病夫“呢？这一页，确实翻篇了。

当然问题还很多。比如举国之力培养的尖子不代表大众体育的普及，地区差异、阶级差异仍然很大等等。但这相对来说是次级问题了。就整体的、长期的、平均的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现在居于世界前列，第一方阵，不必脸红。

但是，身体方面的卫生和健康改善了之后，会是什么情况？

首先，身体健康的问题永无止境，但是越来越从前端问题转变为后端问题。我们的母婴死亡率已经大大降低，更多的问题来自于长寿，如癌症和各种老年病。

其次，人们一般地不再担心疾病的治疗。经济负担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通常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医生有更好的办法，只是更昂贵。人们越来越担心漫长的而且越来越长的生命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有尊严地离去。

很多时候，这不是身病，或不仅仅是身病，而是心病，是一种弥漫而挥之不去的焦虑。三、四十年前，买保险是个很前卫的概念。今天，无数家庭买保险，成就了无比庞大的支柱型行业。精算专家和普通人互相竞赛着计算，这一生到底有多少风险啊？

最后，我们从社交媒体上就会看到一个长长的连续集或光谱，其中充满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各种负面因素。从轻微的烦闷与低落，到孤僻、郁闷、恐慌、沉迷、上瘾、焦虑、暴躁等等，再到有临床症状的精神病，再到极端的反社会的变态犯罪……

可以用新近一则新闻来具体说明一下。一位男子抱怨邻居家的狗吠总是干扰他睡眠，多次交涉未果，便拿刀子进入邻居家里捅人，造成三死一伤的悲剧。

这些问题，有些可以从专业的精神病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有些可以从文化的、法律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角度去讨论。而依据开头讲的关于“精神卫生”的定义，也可以把它们都纳入“精神卫生”的概念下来讨论。凡是不利于“四个能够”的，都是不利于“精神卫生”的。这也是宽泛定义的一种作用：划定一个广阔的问题领域。

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去一个非洲国家，当了几个月的志愿者。她告诉我，在贫民区里，孩子们赤着脚在空地上踢足球。那不是真的足球，是捆扎成一坨的废布条，好歹像个球。不过，孩子们很快乐。另外她没怎么见过或听说癌症、高血压、抑郁症之类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寿命不够长，营养不够好。

比较起来，我们在寿命、营养、健康等方面当然更好，但是不是更快乐，这却难说。也许中国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阶段，身体健康之后，精神健康问题渐渐凸显而成更重要的问题。

对于贫民区来说，改善一下饮用水的卫生，就能显著改善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包括降低母婴死亡率。那么从精神卫生这个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改善什么？

五花八门的诊断

现代化的发展有一个信仰，就是相信通过经济发展和改善卫生，我们就能战胜五大恶魔，分别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与懒散。今天来看，除了贫困一项尚有争议，其他的似乎都实现了。其中“疾病”一项，更多地是指那些令人短寿的身体疾病。人类在这个方面的进步之大，使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随着生命技术和计算技术的结合，人类在21世纪将进入“长生不死、化身为神”的新阶段。

五大恶魔中的“疾病”主要指身体不健康、不强壮，隐含的意思就是精神病不是个问题。然而，有一派理论叫做“批判理论”，在这一派的理论家们看来，精神问题（广义上包括心理与情感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不仅如此，精神健康方面出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一手造成的现代化发展。

其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法国学者福柯。他认为，所谓癫狂状态本是一种自然状态，但现代医学的发展给“癫狂”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从而区分出专业意义上的精神病。有了精神病做对照，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定义为“正常”，并且拥有对病人加以区隔和治疗的权力。这是一个癫狂与文明互相生产对方的过程，也等于说，精神病是现代文明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

如果要问，客观上是不是有精神病这个东西呢？一个被看作是“自闭症”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据说爱因斯坦曾经智力发育迟缓，那怎么分别正常与不正常呢？这里还真没有完全统一的“科学回答”。

但是，有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等等相信，大量经验材料证明，急剧的发展与变动，对个人的精神、心理、情感、文化认同等等带来了巨大的扰动，它带来一系列“精神上”的问题，例如广泛的焦虑感。而这些问题是前现代社会没有的，或者不显著的。

这方面的理论和研究堪称汗牛充栋，没法概括。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理解（可能错误），介绍几点。重点集中于最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背景。

第一个叫做“时间打败空间”。工业革命的进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显著特征是一切事情“加速”。哪怕远在天边的人，通过网络，也可以瞬间联通。这个事情的意义是，空间障碍瓦解，本地社群关系亦随之瓦解。从大的方面看，高速流动的资本重构城市和乡村，改变大地和天空的景观，我们的家园和邻里街坊全都打散、流动、重组，这已经是整整一代人的日常经验。从小的方面看，两个人在同一间房里，互不沟通，只顾在手机上与更远的人对话；看着手机过马路被撞或者掉到池塘里……诸如此类，都是“时间打败空间”。 第二个叫做无穷无尽的连接与风险。相对固定的空间和相对有限的联系，会增加人的安全感，方便人从容地做出理性决策。但是，所谓沟通无极限，而且时间压缩到以秒为计算单位的时候，风险就加大了。股市就是如此。而一个人在饭局上说了几句话（有限空间），被传播之后，瞬间放大（时间打败空间），加入了各种理解，可能会变成大祸。这在社交网络上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经验。但是控制传播或者吃饭不说话，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成本极高。这就成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风险与困局。 第三个叫做失控与无力感。从决策的角度看，相互连接意味着相互影响，再加上时间因素，无力控制的感觉是必然的。人越来越难以规划稳定的、可预期的职业生涯，只能是拼命抓住眼前的一切。但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没人能给确切答案，因为没有人能控制住所有的影响因素。 第四，综合以上，导致生活失去意义。而生活变得荒谬，会引发歇斯底里。

这样概括比较简单粗暴，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类分析往往理论概念很深刻，逻辑很漂亮，智力上很有挑战，却开不出处方。如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生活就是失重的，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确实有人因此走向对生活、对生命、对建制的“大拒绝”或者“大放弃”。

但是有人开出处方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在与他人合作的研究中证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人岗位丧失，导致社区、家庭、职业生涯与生活价值的崩溃，导致“非癌性疼痛”增加，最终导致止痛药滥用、吸毒、犯罪和自杀。锈带州的形成，就是一个时间打败空间的故事。

极右翼理论家班农据此主张，要把产业带回美国，重建高薪工作岗位，重建社区价值和家庭价值，扭转精神上的崩溃现象。班农的这个主张，现在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贸易战。

这里不讨论贸易战。只想指出，假如我们相信迪顿的研究，假如我们相信班农的宣称出于真诚（不论对错），那么就会从特朗普的政策中看出一个隐含的目标，就是精神卫生。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一时的贸易损失，相对不重要。

有意义的社群

儿童心理学家指出，婴儿逐渐明白，妈妈走开，还会回来，从这里，婴儿开始形成信任感和安全感。这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顺利，对其日后健康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也说过，每天早晨出门上班，熟悉的小店总在街角，这会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

简单说，熟悉的空间格局，亲密的家庭和社群关系，对于人的情绪稳定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快速地、甚至粗暴地打碎了这些东西，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

互联网技术的先锋人物扎克伯格反思过这个问题。他决心要聚集最聪明的算法专家，帮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容易地找到或者建立“有意义的社群”。扎克伯格甚至要修改公司章程，将这一点作为“脸谱网”的公司使命。

这一切与精神卫生有什么关联吗？关联在于，通过“有意义的社群”，可以在眼花缭乱的变动社会中，帮助人们建立亲密感、意义感、责任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如果把负面的情感体验看作是流行病，那么社群是一种治愈系，它缩小被流行病感染的人群基数，最终降低出现极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概率。

于是，古老的自由结社的权利，现在需要注入更加新鲜而积极的内涵。换句话说，孤独而无力的个人是没有尊严的，也是精神病征的起源。精神卫生日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狭义的精神病人，要为他们争取权利和资源，这些都很重要，而且还远远没有做好。

但更重要的是，要为所有个人争取更有意义的社群生活，促进精神卫生。这意味着要用法律资源、行政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去支持个人和家庭，扩展结社自由，找到合意的社群，建立相互之间的价值分享和情感支持的关系。身体健康，精神舒展，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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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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