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奴役的战斗（笑里的专制与反抗）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

（英）玛丽·比尔德/著

叶克飞/文

当脱口秀节目成为热搜话题时，有几个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谁发明了笑话？

玛丽·比尔德在《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中写道：“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第一个笑话’这一说（甚至在西方世界的小范围内也是如此）。任何有关‘笑话’肇始于何处的说法都会在面对定义的问题时土崩瓦解。笑话和其他口头上的逗乐究竟有何不同？一句诙谐的格言、一个寓言或是一句双关能算作笑话吗？如果笑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话，那我们能否想象在人际沟通的历史上，笑曾经并不是由语言引发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脱口秀节目的商品属性却由来已久，因为笑话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成了一种商品。

古罗马第一位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普劳图斯，曾在《斯提库斯》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革拉西穆斯（Gelasimus，即笑先生）的食客。革拉西穆斯想用一个笑话讨来一顿晚餐，他说“我在兜售笑话，来吧，出价吧。谁要负责我的晚餐……您在别处可听不着更好笑的笑话了。”

玛丽·比尔德写道，当革拉西穆斯站在台上说出这一切时，“我们便已经处在一个特色鲜明、一目了然的玩笑世界里了。这里的笑话成了某种商品”。这种商品属性延伸到了今日，无论是台前的脱口秀选手，还是卖段子给电视台的人，都是靠“笑话”这个商品为生。

即使我们抛开金钱因素，笑话也代表着一种交易形态，因为人类习惯交换笑话，比如饭桌上的“你讲一个，我也来讲一个”。

更早的古希腊时期，吃白食者靠逗乐饱餐一顿也不是新鲜事。不过直到古罗马时代，笑话才真正成为可供收集的商品。它摆脱了掌权者的意愿，成为一种文化范式。最大的表现就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显著差异，前者用于表示笑话的单词极其丰富，甚至充斥着大量没有必要的单词。

玛丽·比尔德这样总结：“它（指笑话）也是罗马帝国统治下文化商品化的一大标志。不管是在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方还是在罗马本土。罗马帝国里的任何东西都是有标价的。帝国的征服者们购买、复制、交换艺术品，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和估值。他们对风趣、笑话和玩笑也做了同样的事。”

笑话的商品属性只是罗马笑话史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作者解答了一连串的问题——什么会让罗马人发笑？谁在笑？什么时候能笑，什么时候不能笑？谁在制定笑的规则和文化？笑在罗马人生活、权力和意识层面扮演了何种角色？

所以，它并非单纯的“笑史”，也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史，正如推荐语所说——“从开着玩笑的演说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现了古罗马社会运作方式和权力体系，揭示笑在古罗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

玛丽·比尔德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古典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古罗马史、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文学史，亦关注女性权力等议题。主要著作有《罗马宗教》《罗马凯旋式》《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和《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等。

笑并不总是安全的，它甚至会带来危险与死亡。曾经两次担任执政官，还曾出任行省总督的卡西乌斯·狄奥就有这样的记录。他为人们所知，并非因为政治生涯，而是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他撰写了八卷本的罗马史，跨度达一千多年，并在其中一卷记录了强掩笑意的轶事——

公元192年，罗马皇帝康茂德主持了一场表演，五万名观众围观，贵宾区当然留给了元老们。但贵宾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巴不得躲远一点，因为“人们传言皇帝打算扮成赫拉克勒斯，往观众席发射致命的毒箭。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奴隶（或女人）坐在后排要安全得多。”

而且，“不管你是家财万贯还是一文不名，心惊肉跳还是无畏无惧，所有的观众都需要强大的耐力。整场演出会持续整整十四天。场内的座位很硬，那些有钱的聪明人一定会带着垫子、饮料以及野餐食物。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一定要为皇帝扮作角斗士、野兽猎手和神祇时的滑稽动作鼓掌。”

如此滑稽的场面，笑原本是正常的事情，可狄奥告诉我们，这时候被别人发现自己笑了可不是好事。狄奥只能把花环上的月桂叶摘下来放在嘴里嚼，还劝那些坐在旁边的人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嘴巴就一直在动，便能掩盖住在嘲笑皇帝的事实，“不然的话，很多人早就因为嘲笑皇帝而被当场一剑毙命了”。

这种经历其实很能引发今人的共鸣，因为我们都有过咬嘴唇，或是嚼口香糖甚至咬衣领和手背来强压笑意的经历，以避免落入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

在狄奥笔下，这种强忍住的笑其实也是对抗罗马专制和滥用权力的武器，暴力、阴谋和造反不是全部的回应方式，不当回事也算一种手段。

换言之，罗马各种权力关系的展现、协商、操控和争斗都是借由“笑”来完成。“每当你冲着独裁政府露出笑意，权贵之人就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回敬一个笑容。他们甚至会捉弄弱者，强逼他们笑出来。”

在古罗马社会有一条基本规律，后来流传演变为中世纪的“诙谐国王”传统。这条规律是：宽厚的明君所开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们从来不会用笑去羞辱别人，而且还能够大度地接受取笑他们的俏皮话；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甚至对没有一丝恶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压制，同时还会把笑和笑话当作对付敌人的武器。

在玛丽·比尔德的叙述中，“笑”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商品，显然要比作为一种权力靠谱得多。对于古罗马人来说，面对专制，经济能改变的东西比想象中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