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哥唐牛儿（小人物郓哥唐牛儿）

郓哥和唐牛儿是《水浒》中的小人物。两个人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处。

说他们小，自然有年龄小的意思。郓哥才十五岁，唐牛儿与他差不多。与《水浒》中那些成年人相比，他们只是社会少年。二人的故事，都体现出小孩子的特点。如果是成年人，人家宋江在自己小老婆家中，你夜里闯过去干嘛，被闫婆打出来，那是很自然的事。西门庆和潘金莲正在幽会，你过去找他，能有什么好结果！这些事，在小孩子那里，就可以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了。

说他们小，更在于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而不是官家或巨商的公子哥儿。由于出身的原因，他们早早地走向社会，承担起挣钱养家的责任。郓哥本姓乔，本不是阳谷人，因为上辈做军，他生在郓州，因此呼他“郓哥”。郓哥的父亲年迈，自己无力养家糊口，还要靠郓哥卖梨弄点钱过活。唐牛儿是郓城县一个卖糟腌的，也就是卖淹咸菜的，他和郓哥最多算个小商小贩。

他们没有条件读书，不可能有较高的文化思维，更不可能有知始察今的深远眼光和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他们浸淫于世俗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是世俗观念，甚至沾染不良习气。唐牛儿就常常赌博。那天夜里，他正是“正钱输了，没做道理处”，才去阎婆惜处找宋江的，没想到被闫婆打出来。

他们做点小买卖、用点小聪明糊口养家，也就心满意足了。“唐牛儿时常在街上只是帮闲，常常得宋江赍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诉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郓哥卖梨“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那天，他正是“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才找到王婆处，发现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武松让他当证人，他可以当，但首先提出养老爹的事。得了武松的银子，他才感觉“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待他吃官司也不妨！”武松也看到了郓哥的这一点，所以他对郓哥说：“兄弟，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却才与你这些银子，且做盘缠。我有用着你处，事务了毕时，我再与你十四五两银子做本钱”。在这种情况下，郓哥才把捉奸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们二人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郓哥的形象要比唐牛儿的形象丰满得多，也可爱得多。唐牛儿是为赌弄钱，郓哥却没有恶习，他只是苦于生计，只要养得了老爹，就什么也不想了。唐牛儿粗疏些，郓哥则精明些。郓哥不直接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情告诉武大郎，却开玩笑似地主动引着武大郎来问他。武大郎要送他炊饼，他却说：“炊饼不济事，你只做个小主人，请我吃三杯，我便说与你”。见武大郎心急，郓哥冷静地说：“且不要慌；等我一发吃了，却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自帮你打捉。”武大郎闻知奸情就要去捉奸，郓哥却分析利害：“你老大一个人，原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恁麽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见你入来拿他，把你老婆藏过了。那西门庆须了得！打你这般二十来个，若捉他的不着，乾吃他一顿拳头。他又有钱有势，反告了一纸状子，你便用吃他一场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结果了你！”他向武大郎提出了一个智取的方案：“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我便来叫你。你便挑着担儿，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来打我，我便将篮儿丢出街来。你便抢来。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叫起屈来”。正是此计，使他们真的捉奸成双！

郓哥的故事要比唐牛儿的故事写得充分，写得妥贴。唐牛儿夜里去闫婆惜家，对故事的发展不产生逻辑上的影响。即使没有他出现，宋江一样杀掉闫婆惜。宋江杀惜被闫婆扭在县前，是唐牛儿帮宋江脱身，但，没有唐牛儿，宋江一样脱身。作为一个练过武的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想摆脱一个女人的拉扯，宋江自己也能办到的。郓哥的故事则不然，那是自然融入武松为兄报仇的整体情节中的，是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郓哥，武大郎就不知道奸情，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捉奸。如果没有郓哥，武松为兄报仇时就不可能掌握捉奸的祥情。

郓哥的结局要比唐牛儿的结局好。郓哥作为捉奸事件的见证人，当完证人就被释放回家了。唐牛儿本来对宋江杀人一事并不知情，只是记恨闫婆头天晚上打他才帮宋江走脱。宋江逃脱了，唐牛儿却被收在监中，差点成为官府掩护宋江的替罪羊。最后，还是被“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

郓哥、唐牛儿虽然只是世俗社会的小人物，无缘成为英雄，但对他们的描写，却拓展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使其更全面、更丰富、更精细、更好看，也更有说服力。如此说来，小人物自有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