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姑娘成为妈妈(成为儿子成为母亲)

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编者按】

《离题》是澎湃人物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离题”,是写在报道之外,也是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一篇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一些沉思。

这篇手记来自《姚策:不要告别》的作者黄霁洁。在她看来,姚策的故事或许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看待和理解亲情的视角,什么是亲情,什么又是家人?

【一】

10月中旬第一次见到姚策,是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旁边的出租屋里,他和妻子、亲生父母住在一起,在一间50平方米不到的两室一厅,190块一晚,是合租的旧房子,对面也住着罹患肝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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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策10月中旬在上海治疗时租住的老房子。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在闲聊时跟我说,她不敢多买东西,烧了菜,放在盘子里只有一小坨,因为一个小小的冰箱里挤不下两家这么多菜;也因为房子只预订了一周,等待姚策检查结果下来,他们可能离开,可能留下。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和家人临时的生活。

最初,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姚策,也担心深度的采访会影响他的身体状况,感到多少有些残忍。但事实证明我多虑了,“你毕业了吗?你还挺显年轻的”,一见面,他就主动招呼我。

姚策健谈,简直是个话痨,闲聊时,能从教育体制谈到结婚后身材发福的心理学原理,聊到尽兴时,还直接催起我的婚。除了没有食欲而好几次拒绝了爸妈喊吃饭的要求,几乎看不出是个病人。因为不用出镜,他愉快地没洗头,就坐在被窝里和我聊天,我也自然地直接盘腿坐在床边。

但聊了几个小时下来,我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先遵循着可能是重要的节点作为提问和聊天的线索,例如国庆时两家的相聚、9月底回到河南故乡的旅行、6月份他和哥哥郭威的生日会。爆炸性的消息过去了,而在聚光灯照到的景象背后,我想知道,他和两边的父母是怎么生活、相处的,会有什么样细微的感受?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他似乎把这段时光当成是最后的日子,那些平常的时刻,对他来说,会变得更加特别吗?

姚策给出的说法大多书面而含糊,日程的安排、哪些亲戚朋友到场、准备的特产,他记得很清楚,但在这其中,我听不到他内心的声音和自己视角的体验。

后来我整理录音时,发现姚策常常说,“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即使在我没有发出质疑的情况下。比如谈到自己和亲生父母相处的磨合、母亲许敏去河南找亲生儿子等等,他也会随之给出一大堆解释,说明这些为何“正常”。我觉得特别苦恼和纠结,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也着急,文章缺乏细节和感受。

采访到第三天,我和他聊起养育他28年的父母,聊着聊着,姚策慢慢提到,担心和爸妈之间会有一个熟悉到客气的过程。我当时意识到,这或许是他偶尔冒出来的内心想法。但这些也转瞬而过,他马上说,“不过这跟熟悉不熟悉没有关系啊,你要为未来考虑。”

在这天,他谈的更多是“我希望”:“我就希望他们更多地能够投入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更加的开心”,“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来,因为未来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我聊到妈妈许敏在生日会时第一次说,担心以后会“孤独终老”(原话为“何去何从”,姚策在自述中记成了“孤独终老”),姚策沉默了,气氛有些低沉,他很快聊起其他的微信语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回避这个话题。

这给了我一些触动。我们之前聊天,他就多次提及死亡,当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我隐约意识到,他在谈论“未来”时,似乎没有把自己包括进去。很多媒体概括他的个性,“乐观”、“坚强”,那是他想留下的形象,给网民和自己的孩子。但更多的痛苦,他自己包裹起来。那天,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离开他家走去地铁站的路上,一直如鲠在喉,我想,采访是否完成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我想靠近和打开他的心。

【二】

11月初,我和姚策在杭州再次见面,他的病情不如从前。坐在病床边,我和他絮絮叨叨地聊着。姚策提到,网络舆论越来越凶猛,横在他和妈妈许敏中间,隔离了他们本来就微妙的交流。

事实上,舆论也一度影响到了这个家的每个人。不只是文章中提到的他俩,杜新枝和姚策妻子谈起这些,都有难言的怨气,“那个xxxx又发了xxxx”,他们都受到了这些外界信息的伤害。

我意识到,姚策当时总是提到的关于“正常”的解释,是在替家人和自己辩解,努力完成妈妈许敏的期待,他在对着网友说话;他说,“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来”,是在通过我,告诉妈妈和更多的家人,不要再沉浸在这些恶意中。

这种曲折、中介化了的表达,不是姚策一个人的表达方式。10月底,我在九江的酒店见到许敏,坐定不久,她就问,“姚策现在怎么想的呢?”我跟她聊了很多,姚策对爸妈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对妈妈和家的回忆,对未来的希望。许敏后来也直接说,有些话她不好说了,“只好通过你们外人来磨合。”许敏对姚策在过去媒体访谈中说的话记忆深刻,一下子就能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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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策小时候和妈妈许敏。受访者供图

10月中旬在上海的出租屋呆了两天下来,我也有隐隐的感觉,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出口。

姚策和亲生父母住在一间房,两张木床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而实际上,他们才刚刚成为亲人7个月。姚策偷偷告诉我,他特意把老婆抓过来,因为要换药,不方便。

日常生活中,姚策和亲生父母之间,还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关于他的疾病,家人也不会直接提起。

第一天晚上,我和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坐在一起吃饭,不等我开口,她就倾诉了很多,那天她刚去医院帮刚姚策拿最新的报告结果,发现病情又恶化了,走在上海秋天漆黑的路上,她说,“走着走着不想回去”,不想告诉姚策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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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策和妈妈杜新枝、爸爸郭希宽。 受访者供图

我终于发现,我之前一直忽视了网络、媒体,忘了他们也是在和这些力量的互动中生活的。过去的采访中,姚策对着镜头,留了很多眼泪,但不会袒露给家人。姚策说,哪怕是疼痛,哼唧一声能让他舒服一点,也得等家人都走了。这样的观察,我最后写在报道里,“他们互相沉默,隐忍,猜虑,关心,从故事的一开始,他们就是这样保护彼此的。”这因为病,也因为他们特殊的关系。

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其中情感的流露靠的不是言语,是行为。那些行为,也是很琐碎的行为,比如杜新枝刚成为姚策的母亲,她会在每天早上把姚策的床头的一杯凉水倒掉,再倒上热水,简单到可以忽略的一件小事。

采访过程中,我倾听和理解他们的关系,偶尔也安慰、调和,但仍不知道该怎么去介入、劝解,我害怕这超出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最终伤害到他们,至今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三】

采访结束后,我翻找过去的录音记录,也发现一些姚策在当时说起、但被我略过的心迹。说到若是父母不管他,他还是会难过,但是“长痛不如短痛”;说到错换事件后,和亲人的多次相聚时,他形容,“我就喜欢习惯性地戴着面具去处理一些事情,去张罗一些事情”、“其实你一个很小的动作会让别人很开心,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开心?”

这让我越发明白,之前在说到真挚的话题时,他的语言弯弯绕绕,可能是下意识的语言,这或许就是他的矛盾和挣扎。他给通往内心设置了很多屏障,不让其他人走到这个地方,也对自己暂时关闭了。当时,他记不起来那些聚会场合发生了什么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许就是因为他只顾着安排各项事宜,平衡各种关系。

我想起有一次,姚策躺在杭州树兰医院的病床上笑着问我,“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像我们年龄相仿,活着(想这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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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策在杭州治疗,给网友回复消息。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报道中,我加入了两位妈妈的思路,不只因为她们也是这个事件里重要的人物,也因为知道了她们的位置,她们的期待和失落,我更了解了姚策的处境,也让读者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理解各方。

其中,叙述更多的是许敏和姚策之间的经历。采访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许敏和姚策见证了彼此28年的人生变化,有着难以割舍之情,这在杜新枝和儿子郭威身上也是同样,他们是互相的镜子。杜新枝形容郭威,是“刻在骨子里的亲”,她说了两件事,因为篇幅原因我没有写在报道中:

杜新枝10月回开封处理官司的时候,回了一趟驻马店的家。按过去,郭威总会早早来接,杜新枝和丈夫在火车上,一路没有打电话。到出站口,望着很多举牌的人,她想,郭威会不会来给我个惊喜?但是儿子没有出现,即使知道他可能在忙,也说好让他们打车,杜新枝还是失落。

七夕时,郭威给爸爸郭希宽打电话,“爸,你给妈买礼物了吗?”杜新枝听到了,嫌弃地说,老夫老妻过那干啥,让她感触的不是节日,她最后发短信给儿子: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打的这个电话。

可以看得出来,一点亲情的影子就能让她安慰。但杜新枝也跟我说,“如果孩子选择回家,这是我的命,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只有这28年的缘分,没办法”,她听起来坦诚、直白,“回家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安慰,不属于我的,强求不来。”我能想象,这样的话,她应该早就一遍又一遍告慰和说服过自己了。

姚策的故事原本是一件看似狗血猎奇的事,但我觉得,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或许是,它提供了一个看待和理解亲情的视角。什么是亲情?什么又是家人呢?事件发生以来,有一些声音特别喧嚣,例如“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觉得这样的声音用简单粗暴的逻辑割裂了人和人,也忽视了父母和孩子因为时间而创造的情感和陪伴。

我们的社会新闻中,一面是亲生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儿女对老人的弃养,另一面,是看起来“新型”或者“非主流”的感情关系,例如这几年有不少讨论的意定监护、伴侣动物,包括今年受到很多关注的国产剧《以家人之名》,讲述的是原生家庭各有问题的几个大人孩子重组家庭,搭伙过日子。

这些都是在血缘为纽带的单一家庭结构之外,探寻新的关系。

在采访的间隙,我也去看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如父如子》,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错换的故事。

主线的剧情是,一个全身心顾着工作赚钱而忽视家庭的男人良多,有一天发现6岁的儿子庆多并非亲生,而亲生的孩子琉晴性格更刚硬,不似庆多那般柔弱,更符合他对“儿子”的想象。于是他千方百计把孩子换到对方家庭生活,把亲儿子接过来。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琉晴对这个各方面严苛要求他的亲生爸爸良多并不买账,即使良多的家境更优,琉晴还是更想念养育他的、愿意陪伴他玩耍的那个父亲。而良多也慢慢发现庆多之于他的意义,在离开爸爸良多时,庆多留下了一部相机,很久之后良多打开,里面都是儿子拍的自己的照片,睡觉的爸爸、工作的爸爸、偶尔陪他荡秋千的爸爸,良多被触动了,他决定找回儿子庆多。

虽然片名是《如父如子》,但实际的日文原片名含义是“就这样成为父亲”。影片想表达的意思是,父亲、母亲、儿女都不是天职,而是一个“成为”的过程,是儿子让父亲成为父亲,是父亲让儿子成为儿子。

这不是说血亲不重要,在我看来,姚策与杜新枝、郭威和许敏的感情,也不仅仅是靠血缘创造的。他们都提到了一起生活时的点滴,比如许敏回忆,郭威带着自拍杆带他们去山里吃农家饭,拍了好多照片;杜新枝记得,她发现姚策虽然不说疼痛的事,但会用手撑着膝盖,她料想这个时候他其实很疼。我想,应该是这些创造了回忆,而回忆产生了新的联结。

【四】

采访中,我更深的一个感受是,他们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和儿子。跟所有母子一样,他们之间有代际的差异,错位的爱和理解。

比如,姚策高中喜欢文学,写了厚厚一本诗集,但爸妈希望他读理科,大学也在父母的期望下读了医,因为好找工作,爸爸妈妈也希望他学习医学知识保护自己的肝。

毕业后,姚策原来在医保局工作,但还是想去闯荡一番,做了电商创业,从体力活干起,扛货、送货、卸车、装车,再后来做运营,睁开眼睛就是在工作。而对许敏来说,儿子不在身边,她更煎熬的是,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在外面有没有喝酒抽烟,会不会太累。

母子间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和理解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许敏去河南看姚策姥姥,她特意打电话跟姚策解释,是怕孩子误会她去找郭威;但姚策更介意的是,“她总觉得好像我很脆弱,是个孩子。”这让我联想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误会往往来源于,父母一方过度的关注、保护和期待,子女一方则迫切想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可以和他们比肩的大人了,有自我的感受、理想。亲子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天平。

但许敏和杜新枝,两个妈妈不经意说的话都很打动我,不只是因为付出,还因为他们都说,和孩子在一起“很有意思”。许敏说起带姚策的童年,带他上奥数班、萨克斯,她用的词是“很有意思的”,姚策是家里的开心果;杜新枝也感叹,“我觉得,在抚养儿子的期间,你也得到了很多,从他的牙牙学语,到他走路,说一些很调皮的话,觉得生活很有趣”,她说生活的干劲都来源于儿子。

等孩子长大后,原来的天平倾斜了,父母从照料者,成了被照顾的那一方,这是亲子间权力关系的变化,父母把权力交给了儿女,我感到很残酷。在“错换人生”的故事里,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两边的父母在跟我闲聊时,都透露出很关注儿子未来选择在哪里生活的意思,因为他们不可能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生活圈子,付出了一辈子,希望换来回报,是人之常情。但现在,这个答案变得摇摇欲坠,父母的内心都是不安的。

10月份,和许敏在九江见面那天,我原本期待能听她说一些她和姚策相处的日常,但她一提起这些,讲的更多是作为母亲的心血,提供的条件,“无怨无悔”,再说到网友对她的攻击,情绪有些激动,话又多又密。我很难打断她,最后所幸慢慢听她说,也渐渐地理解了,这可能是一个母亲患得患失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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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策小时候在甘塘公园骑旋转木马。受访者供图

第三天,我去了一趟姚策从小长大的地方,甘塘公园,这里也是他知道身世的场所。一个很小的园子,有各种彩色的游乐设施,空气里飘着棉花糖的香味,很多年轻夫妇推车婴儿车,节奏慢悠悠的。门口有一个抓着熊气球的小孩,妈妈给他擦鼻涕、掖衣领,我出神地望了很久。我想到过去,姚策和爸爸妈妈也是在这里这样生活的,而这样的生活成为了过往,这些过往可能暂时很难再以快乐的方式被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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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甘塘公园的旋转木马。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距离公园没几百米,就是姚策读的中学,他们家过去的老房子就在公园对面,九江这座小城很宁静。这些信息对于读者和大众并不重要,我没有在稿子里多写。但到达这里,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生活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撕裂和冲击。

【五】

姚策的经历里最让人难受的部分,还是他的疾病。

病情的变化很迅速,是肉眼可见的。10月中旬我在上海见到姚策,我们还在小区里绕了好几圈,边走边聊,到了11月初,在树兰医院的住院部里,他去对面的大楼做检查,就需要坐着轮椅。我见证了一部分时光里他身体的变化,我不知道他自己、他的家人看着整个过程,又是什么感受?

杜新枝第一天进入树兰医院的病房,我注意到她在坐在另一张床上呆了很久,也没有跟姚策说话。后来她告诉我,她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看不见他了。”她刚到门口,看到姚策睡的床架高高的,他窝在被子里,瘦了很多,杜新枝第一眼没看到他的人。走出病房,她哭了一阵,才再次进门。

她记得,5个月前,姚策在上海放疗,他带自己和妻子去公园,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也一起来了,年轻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她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儿子的快乐。他们租了几辆大轮子车,姚策哼着歌,在风里说说笑笑。

现在,姚策的心态也和当时很不一样,既是因为病情的恶化,也是因为那些网络的舆论还在困扰着他。

姚策说,他有段时间在看季羡林的《活着自在》,也想过,病情要是不严重,就想一个人去云贵川当赤脚医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还跟我开玩笑,“活到三五年,都没死,哪天媒体忽然想起我来了,好像当年有个新闻当事人,已经成为当地一方神医。”

但他没法不操心很多事情,比如治疗的费用,比如家人的生活。

10月底,我和许敏在一起时,听她说,姚策有天在病房里跟家里人说,你们都回去,都去做事(上班)。她觉得揪心,不知道姚策是不是因为病情变化心情不好。在杭州我和姚策见面,他也好几次强调了不需要很多人陪护。

他想过最低限度的治疗生活,自给自足,他在医院订了餐,买了输液警报器,希望家人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在病床旁边,家人为他多做了一点事情,他就马上制止。

他身上还有很沉重的负担,当时我即使是坐在旁边,也能感受到这样的低气压,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话。更多的时候,我依靠观察,他在做什么,他的家人做什么。

我早就做好准备,这不可能是一次信息密度很高的采访;我也不像是一个记者,而更像一个来探望的朋友,接开水,拿外卖、拿药,推轮椅,摁着留置针口的创可贴,有一回差点被当成家属签字。

有时候采访聊天到实在疲惫,姚策会说睡一觉,就留我一个人听着病房里的电视机播放电视剧。在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知所措,但也感到,这是采访中才能体会到的,采访对象所交付的信任。

到最后,我不知道该何时离开,既是因为不舍,也是因为我明白,他的内心始终被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压抑着,这扇门在慢慢关闭,我也只是站在门口的缝隙短暂地望了一眼。

采访完,我从杭州回到家,感觉很不真实,似乎已经习惯了那个病房。我想,这或许就是浸泡在现场吧?可我终究会离开,我所逃离的那个“现场”,是他还要继续过下去的人生。

责任编辑:黄芳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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