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老知青回忆（走过干燥的乌兰察布）

父亲照片和他劳动过的土地。

四十八年前，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我父亲和二大爷搭伴到内蒙乌兰察布丰镇插队。对于他们在内蒙的生活经历，我的家人大都不清楚，家书与照片都没有留存。如今我父亲和二大爷都已经过世多年。要想了解他们当年插队的事，就得去问我二大妈，因为她和他们曾在同一个地方插过队。

五月初夏，我访问了二大妈。二大妈家在上海徐家汇。她的父亲在民国时代是机场地勤技师，所以被划定了不好的成分。她记得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上海街头变得让人害怕：很多商店被砸，穿皮鞋的被剁掉鞋尖，发型梳得体面的被剔光半边，穿瘦腿的裤子被当街剪开，在街上常见到精神恍惚的人。她的家庭成分不好，也不愿参加红卫兵，闲在了家里。

一九六七年她报名去内蒙插队。出发那天，她坐在发往丰镇的火车，透过车窗看见站台上的家长们哭成一团。他们不知道孩子要去的具体地点，不知道会不会挨饿，不知道这一别是不是永别。车到丰镇站，她和另外七名上海知青被骡车接到红土台镇武家湾村。（红土台现在恢复了原名黑土台，文革时被更名“红土台”。）我父亲和二大爷插队的村子紧邻武家洼，名叫永善庄镇三十一号村，又叫东官村。她告诉我，在那有一个他们当年共同的朋友，叫蒙古，让我去了找找他。我想，怎么会有人叫这名呢？就在本上记下两个字：孟谷。

七月，我坐上一列终点是包头的逢站必停的慢车，踏上了丰镇之旅。列车在北京、张家口、大同和集宁之间迂回西行。火车驶近大同，窗外不时掠过残垣断壁，是明朝防御蒙古人而建的堡垒的遗迹。清对蒙古草原实行禁耕，允许蒙古牧民以鞭挞惩罚越界开荒的汉人。这条铁路线沿着千百年民族冲突的前线而行，只是不见了金戈铁马狼烟烽火，只见靠着机井房灌溉的农地，和不太富裕的村寨。丰镇的农业化应该是近一个世纪汉人迁入的结果，此前无数个世纪应是游牧民的草场。

大同附近的明代防御工事遗迹。

丰镇位于干燥少雨的蒙古高原南缘，海拔一千余米，霜降来得早，只适合种燕麦和土豆。丰镇的地势像涌动的海面，遍地的石头像浪拍出的沫子。羊群和驴子把嘴贴在地面用力啃食稀疏的草。农夫开拖拉机，农妇站在扒犁上，在平坦的洼地表面刻出齐整的绳纹，像祈雨的巫符。高坡上栽满用来防风治沙的柠条，七月里开满鲜艳的黄花。 村里废弃的土坯砖房院落比比皆是。老生产队长李福德说，七八十年代村里人口最多时有七百多人，现在常住的不到一百人，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高压电缆和心形的输电塔像两列士兵列队从东官村的北坡上鱼贯而过。出租车司机说，现在内蒙每个县都有煤矿和火电厂。

村里住的大多是老人。

放驴老人在三十一号村的石头地上打盹。

出租车沿着空荡的公路穿村过镇，终于拐下路肩沿着黄尘滚滚的土路又摇晃了几里，把我送到了永善庄三十一号村。我钻下车在尚未散尽的尘烟里四处打量，想要捕捉到一点我父亲当年的气息。村口围坐着十几位老人一齐疑惑地看我。我掏出父亲照片给他们看，说我是知青的儿子，老人们的目光转瞬就对我熟稔亲切起来。一边端详我一边说，没错，他爸爸也是高个子、大脑袋。聊了一会，我问他们晚上怎么住宿。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人对我说，我爸在这有个好朋友，他去过北京，在你爷爷家住过。于是他把我送到那人家里。二大妈没记错，这就是他们当年的老朋友王蒙古，村民们叫他：蒙古儿。

上了年纪的村民带我去王蒙古家，他与我父辈四十多年前的友谊人尽皆知。

知青的印记

王蒙古带我参观村子。

王蒙古是汉人，今年七十岁，谢顶的脑门下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钓鱼马甲，头顶棒球帽，少言寡语慢条斯理，像个退休职工。当年我父亲等五名知青的宿舍与他家相邻，他们年纪相仿成了好友。他说，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都爱和知青玩，因为知青是从首都来的，很有见识，比如很会唱歌。知青歌曲通过手抄谱传播，歌曲在传抄中，只要把地名改成自己的所在地，就成了写自己的歌。蒙古说丰镇出过一首原创的知青歌曲，叫《丰镇战歌》。回来后我在土豆网上找到这首歌的录音。这首歌曲调欢快，歌词表达出人在逆境的无奈，和对变革来临的盼望。对我来说这非常珍贵，因为它记录了我父亲曾经有过的心情：

三十一号村第七生产队的五位知青居住的宿舍。

歌词：

离别了繁华的京城，告别了故乡的亲人。劳动在荒凉的山林，忍受着刺骨的寒风。朋友啊我们何时再相见？亲人啊我们何时再团圆？在这孤独的深夜里，我们独自等待黎明。

离别了火热的北京，告别了青春的美梦。徘徊在无边的田野，忍受着无言的苦痛。朋友啊总有一天会相见。亲人啊总有一天再团圆。在漫漫的长夜里，我独自等待天明。

当地人传说这首歌的作者是时任国家总理方毅的儿子方小东。他在红土台乡插队，也就是我二大妈插队的镇。自一九六零年始中苏开始敌对，苏联不断批评中国政策，包括上山下乡。这首歌当时广为传唱，有人穿越边境把歌谱带到蒙古国，又被送到莫斯科，被录成了唱片，在苏联对华广播里播放了。此事一出，当局立刻对这首歌展开调查。所幸这位创作者是国家领导人的儿子，不但没有像《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那样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折磨，反而提早结束了知青生活，告别了农村。

王蒙古对我说往事。

那天下午，蒙古一边放羊一边领我参观了我父亲当年住的宿舍。蒙古说，六八年十一月知青来时，村里没有现成的房子给他们住，就暂时住进农民家。第二年开春，村里给知青盖了眼前这排房子。这排房子所在位置是当时村子的北边沿，四十八年后，这排房子的北边只增加了两所房子，村子的大小基本维持着当时的规模。根据村会计李浮云写在我本子上的名单，住在这里的知青应该是第七生产队的五位知青，他们是：张大均，李大雄，刘瑞普，赵东林，赵健英。我的二大爷是赵东林，我父亲是赵健英。

现在，只有西边两间宿舍保持着原貌，东边的几间被后来的住家拆掉翻建成大房。仅存的两间宿舍是拱券结构，像西北的窑洞和罗马斗兽场的拱门。房子的主体建材是土坯砖，用木方格翻模，再摊在太阳底下晒干制成。拱券结构对木材的需要很少，只有窗框用的是很细的木条，因为木材曾是农村昂贵的建材。从这两间房子可以看出当时村民房屋的工艺和质地。宿舍里，里面半间是土炕，炕的左角连着灶台，和现在当地人家里炕灶相连的结构一致。两间房里现在堆着邻居家牲口的草料。屋外的院子中间有一个井状的窟窿，望下去深不见底。蒙古说这是存粮食的地窖，过去农民一整年的口粮都在里面。

父亲住过五年的房子。

蒙古说好陪我到处转转访问老人，但又忙着放羊。我索性自己在村里随意走走。路上遇到的每个人在知道我是知青后代以后，都把我当成老熟人，乐于向我讲过去的事。

村里的消息神奇地传播着，我和李德福见面时，他已经听说有个知青的儿子回来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二岁的生产队长李福德和村民一起赶着马车敲锣打鼓地把北京来的十三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从镇上接到村里。每个村接收多少名知青是在乡公社开会时自愿申报的。他的第八生产队申报了八名，七队申报了五名。他说，知青来了以后，从没给安排过重活。我问知青会不会参加批斗地主富农。他答没有，原因是知青来以前地主富农已经被打倒了。我想，阶级敌人被打倒了就不再批斗或许不是真的，如果是那说明农村的阶级斗争气氛的确比城市要宽松。

身材瘦高的李福德今年八十岁。他穿一套工人套装，腰杆笔挺，笑容满面。他家的房子高大宽敞，堂屋的墙上贴着两张硕大的相，侧墙上贴着习夫妇合影。他说，“从知青来的时候至今几十年，村里的面貌没有很大变化，但现在开始改变了。国家准备给村里修条水泥的通村公路，这都是因为现在的领导好。”他伸出大拇指称赞道：“因为当过知识青年，他最了解百姓疾苦，所以他能比前几任做得好。”在两张照片前，我给他拍了张照片。在左右两双的慈祥目光的注视下，他的眼神里也放射出自信和希望，完全不同于普通农民。

老生产队长李福德。

李福德把我引见给他的邻居李浮云。李浮云今年六十五岁，是现任的村会计，等于村长。李浮云给我开门时，笑得像个兴奋的孩子。但只要我一举起相机，他立刻收起笑容，显示出郑重。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欢迎回来！你爸爸好吗？” 好几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不愿回答，我希望他在村民心里还活着。父亲三十二年前就已过世的事实让李浮云非常吃惊和难过，他和我父亲是同龄人。

李浮云的家和李福德家一样宽敞明亮。他说到当年生产队为了照顾知青们年纪小且不善农事，为他们安排轻巧活，踩犁耙，打土疙瘩，捡石头。我问，干轻活工分怎么算？李浮云说，知青一人一天八个工分。我问，那时候吃得饱吗？他答，一年差不多能分三百六十斤粮食，三斤胡麻油，粮食是莜面、玉米和土豆，五斤土豆算一斤粮食。粮食和油如果不够可以从供销社买。我问，农民怎么挣钱？他答，可以把家养的鸡、蛋和羊卖给农业合作社。在六七十年代丰镇农民一年能分配三斤胡麻油，炒菜时必须用筷子沾油滴到锅里。

他告诉我，国家为每个知青，配发了四百二十元安置款，用于下乡第一年购粮食和盖房子。我看到现在村里农民都用拖拉机耕地，一个拖拉机手一天可以耕几十亩。既然有这么一笔钱，与其买粮食盖房子去安置没有劳动经验的知青，为什么不用来买拖拉机呢？

李浮云夫妇。李浮云正在整理村委会改选的选票。

现在的农民都用拖拉机耕地，养驴子是为了卖钱。

李浮云说那时耕地全靠畜力，乡里只有一台拖拉机，是救急用的。我上网随手查到一九七二年东方红拖拉机售价是一万三千元，那么三十三位知青的安置款等值一台拖拉机。知青总人数，最低统计数据为一千五百万，如果每名知青都有安置款，总计六十二亿元，可以买四十五万台拖拉机。邓小平说过：“我们花了三百亿，换来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可见实际支出远大于安置款。从财政拨款购买劳务来看，像罗斯福的以工代赈，但中国没有钱大兴土木，只有广阔农村可以容留那么多年轻人。 换句话说，就算一台拖拉机的确比三十三个年轻人干得好，那一万五百万知青又该去哪里找工作呢？

告辞时，李浮云要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工工整整地为我写下留言：

永善庄人民公社东官村大队三十一号七生产队知识青年：

张大均，李大雄，刘瑞普，赵东林，赵健英

三十一号八生产队知识青年：

金长庚，金丽英，杨秀云，杨立山，孙伯兰，杜俊兰，李凤英

中华民族定复兴

后代重游故地来

东官村 李浮云 2016.5.22

从永善庄三十一号村走到武家洼村，只有城市公交一两站的距离。我沿着三十一号村北边的柠条林和高压线向东走，就到了武家洼村。那里接待过包括我二大妈在内的八位来自上海的女知青。

村口坐着唠嗑的三位老阿姨得知我的来意，就把我带到知青宿舍前。宿舍原有五间房子，四间宿舍，一间小卖铺，现仅存西边两间。把小卖铺安排在女青宿舍旁边，是很合理的，因为比起农民来知青更有消费力。望着这几间房子，想起二大妈说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女知青，春节前没有回家，要响应中央一九七六年发出的号召，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转年，同伴们发现她越来越胖，肚子也越来越大，干起活来却越来越拼命。后来她们问出了究竟，原来春节期间小卖铺管理员用食物作交换条件，与女知青发生了关系，导致她怀孕，而她想通过拼命干活让自己流产。管理员是有妇之夫，女知青的孩子终于被打掉，回了上海就没有再回来。

我二大妈等八位上海女知青在黑土台镇武家洼村的宿舍。

住在女知青宿舍隔壁的一位老阿姨希望和我二大妈通个电话。我播通了手机，她们客套了几句，很快就无话了。我二大妈在电话里对老阿姨说，等有机会去看望她。但我知道，这个偏远农村在二大妈的心里是个很不堪的地方，她多次提到那里的经历让她痛苦，我想她不是真的想再回去。

村民的生活

我在蒙古家叨扰了两晚。第一晚他的儿子王德强专门去买了菜和豆腐，为我做了一顿晚饭。平日里他们不吃晚饭，只就着咸菜和炒黄豆喝点酒就睡。

王德强今年四十九岁，知青到来那年他刚好一岁。他爱读历史书，炕边窗台上摆着一本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本《中国历史五百个故事》，一本新华字典。我问王德强，知青下乡对村里发展有没有帮助。他说首先他非常感谢知青，他的小学启蒙老师金丽英就是一位“扎根农村”的北京知青。他回忆金丽英老师对学生很好，给他留下温暖的童年记忆。但他觉得知青下乡给农村造成了负担。因为知青务农没有经验，当不了重劳力，却同样记工分。我问，当时村民有没有排斥知青？他说没有，相反村民们同情知青年纪小，从享福的城市来到农村受委屈，会把家里做的饭菜的端给他们吃。

王德强在家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做。

王蒙古放羊。

蒙古家养着十几只绵羊，是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蒙古已开始领低保，每月能拿到三百多元，解决了生计问题。这是内蒙境内随处可见的宣传口号“十个全覆盖”的具体落实。土地刨食，养殖换钱，这种收入结构和公社时期的收入结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农民被允许外出打工。蒙古家这几十年最大的变化是八十年代末翻建的砖房。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因为他已故的妻子长期治病花了很多钱，当时农民还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福利。

在村子西边遇到正在开拖拉机犁地的老人李文千。现在他的工作是开拖拉机给别人家犁地，一亩收费三十元。我见土地表面泛着一层白霜，问他何故。他说这片地在我父亲插队的时候还是一个水泡子，现在是村里最好的地。我问水泡子什么时候干的。他答，是从毛主席去世的那年干的。我问为啥。他说，毛主席是真龙，龙管水，龙一死水就没了。我问为什么毛主席是真龙？他说因为他坐了江山是“真龙天子”。我问，后来的领导人也坐了江山，不也是真龙吗？他严肃地说，毛主席打下了江山，别人可没有。

农民拖拉机手李文千。

我见到王爱梅时，她正盘腿坐在田边的坡上吸烟。她家种了二十亩地，她雇李文千给他犁地，犁一亩三十元，二十亩六百元。我说她家地可真不少。她说种上百亩的也有，现在地多，想种多少只管租。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她说莜麦最多。我问为什么不多包些地种。她说，种地的成本很高，她家没本钱。她家种二十亩莜麦，亩产二百多斤，能卖一万多块钱。人工、种子、化肥等成本是三四千元，年纯收入六千多元。这里种地完全“靠天吃饭”，降雨量和收成成正比。草原的深层地下水降雨无法补偿，且有电费成本，无法灌溉田地。

王爱梅的丈夫呼吸困难，失去体力干不了活。他曾在仓库做了十几年搬运工，工作环境有粉尘，我推断他可能患有尘肺病，但他们两口子都没听说过。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还没有对象，小儿子二十七岁今年春节结的婚。为给小儿子在丰镇市区买房，王爱梅借了五万元高利贷，自己又凑五万一起作按揭首付。高利贷是二分利，来年春节还六万。小两口的工资还完月供攒不下钱，而王爱梅的年收入只有六千。

王爱梅坐在田边抽烟。

在村子南边遇到赵翠枝。她和丈夫李后生都记得我父亲。她说我父亲很会哄哭闹的小孩，小孩一听见他陌生的口音，看见他的大高个，立刻就不敢哭了。他们的邻居王生亮当年是工分记录员，我父亲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家。我父亲刚到村里的那个冬天，临时住在赵翠枝家西边第二家，主人叫张毛眼。李后生带我去看我父亲住过的屋子，主人一家已搬走多年，房子几近坍塌。和村里人一样，她当年总托我二大妈从上海带东西，上海造的衬衣、裤子、头巾、袜子，都比当地供销社卖的质量好。如果农民没钱，也可以用胡麻油付账，知青吃油从来都不够。当时一斤胡麻油三块钱，一块头巾两块多。

赵翠枝留我在她家吃午饭，村里没有饭铺，我只得叨扰。她家的房子比蒙古家要老旧。正房中央贴着毛主席像，侧墙贴着主席夫妇合影，合影对面的墙上有两张基督教海报，一副画着红十字架，另一副描绘天堂景象。她信耶稣已十三年。她用抹布把炕上的塑料布擦了一遍，把笼屉从炕边的锅上端到炕上。笼屉里一半是莜面卷土豆丝，另一半是掺着苦菜的散土豆丝。苦菜是一种野菜，吃起来并不苦。李后生坐在炕上，用开水、醋、盐、葱叶冲了三碗酸汤。我饿了，莜面沾酸汤吃得喷香。她说我父亲当年也很爱吃莜面卷土豆丝，而且还学会了搓莜面卷，但有的知青就吃不惯。可见四十多年来赵翠枝家的饭菜没多少变化。

赵翠枝不识字读不了圣经，饭后她拿出圣经请我帮她朗读。她说自己年少时村里人大多不识字，女孩更没机会上学。

赵翠枝和李后生。

在永善庄三十一号村停留了两天，第三天我打电话给送我来的出租车司机来村里接我回丰镇火车站。这一天村口停着几台挖掘机在平整路面。这应该是李德福提到的政府给村里修水泥路的工程，是三十年来村里面貌的第一次大提升。只是两天来，送我来的出租车是方圆几公里我见到的唯一一辆汽车。我想这条路会在春节前后繁忙起来。

村中景象。

来源：薄文

新媒体合作与侵权举报请nmg13948846337

责任编辑：王婧

转载必须注明来自“健康卫视乌兰察布”，投稿邮箱：nmgxsw@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