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波简历（杨少波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文/杨少波

（电影《通道转兵》开机仪式全景）

1934年底，长征初期，湘江战役后，残存的三万红军来到湘南通道界内。此时中国红军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而另一方面，红军又不得不遵从共产国际不容置疑的指示。毛泽东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和天才的行事风格挑战权威，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在争取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力挽狂澜，从而使红军放弃北上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史称“通道转兵”。风雨飘摇中，毛泽东带领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描述：“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这一论述精辟地道出了“通道转兵”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年了，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穿越时空隧道，去感受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去探寻永载史册的“通道转兵”的辉煌篇章。

（湘江战役画面再现）

（一）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八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达湘西会合贺龙、肖克和王震领导的红二、六军团。

湘江一仗，虽然红军最后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被扔进湘江里了；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多人。民间有谚语：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面对惨重的损失和被鲜血染红的湘江，“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回忆录）。”被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劝阻：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小心走火。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肖合股之日”与“长驱入黔”的可能。当红一方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就更明确了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是：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分述如下：第一碉堡线：自新宁县城，经昆山、城步县城、通道县、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二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城步县城、绥宁城、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三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洪江至黔阳。第四碉堡线：自新宁路安心观、武冈、雪峰界、洪江至黔阳。

以上四线，计绥宁内砖碉十一座，土碉八十四座；黔阳县境内砖碉七座；靖县境内砖碉六座；城步境内九座；会同县境内九十四座，共计碉堡二百十一座。

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住了，要实现原来北上湘西的计划已经成为不可能。在南面，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急将十五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寥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在西面，贵州军阀王家烈，其主力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矸等地，无法脱身。由于黔军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平）、锦（屏）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内地的黔军兵力较少，装备差，防务也很空虚。

面对这种情况，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仍企图孤注一掷，那时毛泽东同志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每到宿营地，仍然像过去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那样，让警卫员为他搭起办公桌，点上马灯，铺开军用地图，对着战报，研究战场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李德《中国纪事》）”，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不难想象，如果红军不在通道转兵，仍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那疲惫的三万余红军，会遭到以逸代劳的国民党绝对优势兵力的沉重打击，损失会比湘江战役更惨，以至葬送中国革命。

（通道会议）

（二）一代伟人毛泽东重新崛起，红军长征从此处处有“通道”。

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影响着历史。1932年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左倾领导人排斥，被剥夺了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特别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据理力争。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对有关长征的重大战略没有发言权。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争取张闻天、王稼祥与自己在同一纵队行军，并开始了“担架上的计谋”。毛泽东因为患有疟疾，坐担架的日子多，而张闻天也由于身体不好，有时也要坐担架。这样，他们推心置腹地谈心的机会就更多了，谈的中心内容是关于红军军事上的指挥错误。红军的失败，是因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如果不从这样的作战方针中跳出来，红军也是难以摆脱困境的。张闻天基本上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对毛泽东的分析连连点头。两人因此越谈越投机，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便适时地向张闻天提出了要检讨中央军事路线的建议，张闻天也同意尽快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提出。

毛泽东在做张闻天的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对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长征开始后的红军指挥者之一的王稼祥做工作。取得王稼祥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王稼祥是博古苏联的同学，也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支持者之一。长征之初，王稼祥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受了重伤，被炸弹洞穿了大肠，刚做了手术，靠药品来减少痛苦。他俩有时同时躺在担架上，边走边谈起了对红军目前处境的意见和看法。

王稼祥逐步接受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与思想，便说：“老毛，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并答应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行军的前方通道县召开一次会议，决定部队的进军方向。

至此，中央的两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这样，担架上的“计谋”就水到渠成了。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终于钻出大山，红一方面军二师攻占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原县城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于是，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向湘西前进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自从毛在1932年免除军事指挥职务以来，权力中心能听他说并接受他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他能出席这次会议，只能归于湘江战役惨重的失败。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镇（县溪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

所以，通道不仅是地理上的通道，也是历史的“通道”，一代伟人毛泽东重新再此崛起，红军长征也从此处处有“通道”。

（军委第一纵队在崎岖山路中行进）

（三）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和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道转兵的实现，不仅挽救了红军和党中央因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到了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赞同，从而为黎坪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最终解决红军领导权及战略方针等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战略方向问题，并决议召开遵义会议。在此会议上，军事顾问“太上皇”李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从而使长征，也使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顺利发展的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湖南长征途中所开展的细致的思想统一工作，为遵义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组织准备。

通道转兵的胜利实现，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促成了黎平会议的召开。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先声，它和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一样，都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也不可能有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在通道转兵，也就没有黎平会议的召开，这也符合历史辩证法，符合历史是由曲折前进的过程，通道会议而决定的通道转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战胜“左”倾领导者的形而上学。正如陈云同志四十五年前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基于在湘南和通道的争论而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通道会议而形成的“通道转兵”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永载史册。

电影《通道转兵》的编剧杨少波与毛泽东、张天闻、王稼祥在一起（剧照）。

二.通道转兵的时代价值

通道转兵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好通道转兵的时代价值。

（一）通道转兵是理论武装突出地位的有力佐证。长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通道转兵的胜利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提出的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他是党内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中国化的第一人。而“通道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否定，作出了转兵贵州的生死抉择，不但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最危急的行军方向问题，还把“实事求是”的思想武装路线活生生地推向成熟。如果说，长征之前，红军遭受挫折；长征本身，红军出于无奈；长征之初，红军面临毁灭之险，饱尝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苦果；那么后来红军摆脱险境，争得主动，赢得胜利，则是在品尝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确立和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甘甜。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中，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道上，始终坚持通道转兵推波助澜形成的“实事求是”行动纲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久必能实现。

（侗寨百姓欢迎红军）

（二）通道转兵能够在党的建设中提供启示。红军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就是因为我们党在长征中始终注意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注意使全党全军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层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大局观念、保持建立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铁的纪律和坚强团结。而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通道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最终还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通道转兵启示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形成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长征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本色, 而通道转兵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为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更多的启示。

（三省七市州文艺家重走长征路“占领”娄山关）

（三）通道转兵具有良好的革命理想教育功能。8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集挑战、搏斗、考验、洗礼于一体的革命大熔炉，熔铸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核心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种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长征是人类的奇迹，长征精神震撼世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与升华。新世纪新阶段，全省全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新的长征”路上，弘扬长征精神，并获得得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一定能够实观科学跨越发展。而通道转兵作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完全可以“现身说法”，发挥其强大的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功能，让后人重温党的历史，缅怀先烈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继续传承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目前，通道会议旧址已经是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火箭部门驻湘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共和国开国元勋后人和党政军高级领导都先后实地参观和怀缅通道会议旧址，每年来此接受理想信念教育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通道转兵之地通道老县城县溪镇）

（四）通道转兵是革命先烈留下的宝贵发展资源。红军长征山河壮，通道转兵扭乾坤；一代伟人重崛起，中华民族大转运。通道与中国革命结下了历史之缘，红军长征通道会议促成的通道转兵，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序幕。这是80年前中国共产党和一批批革命先烈留给湘西南边城——通道的宝贵发展财富。作为“老、少、边、穷”县，通道县交通区位不明显，基础设施条件相对滞后，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目前，通道转兵发生地——通道县县溪镇凭借红色旅游，迎来了汹涌磅薄的发展浪潮：继2005年成为全国30条红色旅游资源精品线路之后，又借力红色文化底蕴入列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镇，当前还在全力创建国家红色旅游特色小镇，会议旧址恭城书院已经成功入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通道转兵纪念馆成功申报国家3A级景区。近年来，县溪镇先后承办了湖南省红色旅游文化节、共和国将军书画展、长征精神红色旅游火炬传递活动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仅2015年县溪镇就接待游客80万人次。2016年10月份，县溪镇将承办全省全国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完全相信，通道转兵一定会打造成为全省全国红色文化旅游的精品品牌。

（国保——恭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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