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国十大贡献人物（1949年末代云南王）

1949年12月9日，身处昆明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长，特务头子沈醉接到了一封请帖，邀请他赴宴为刚刚抵达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接风洗尘，落款者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地点就在昆明翠湖边，卢氏的豪华法式别墅。

对于这个卢汉，沈醉并不在意。

此人虽然名义上是云南一方主政官员，但他手下的两支云南人组成嫡系60军、93军分别在东北战场对共产党投诚或是被歼灭。

如今云南军队的控制权在蒋介石派来的汤尧手里，卢汉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主席。

而他沈醉手里则掌握着云南全部精锐特务，行事向来我行我素，从来不看卢汉的脸色，他曾经不点名地羞辱对方不该占着省主席的位置，双方矛盾人尽皆知。

不过张群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窗好友，几十年的至交嫡系，位高权重，沈醉万万不敢损了他的面子，只能准时赴约。

一到地点，沈醉仰天长叹，自己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小瞧了卢汉这最后一位“云南王”。

血战徐州

徐州邳州市戴庄镇禹王山，是个百米高的小土包，山顶有一个用沙包堆起来的大坑，山周围长满了荒林野草。

其实周围延绵数十亩的山坳林地下，几十年来当地农民翻种建设的时候，都会从地下挖出大量人体残骸，在山顶土坑之下，更是累累埋着4000多具遗骨。

这些看似大屠杀的牺牲者，并不是当地人。时间回到1938年4月8日，中国军队歼灭1.2万日军，赢得抗战以来第一个“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在禹王山北面山东境内，两地紧密相连，唇齿相依。

日军战败后陷入狂怒，调集30万主力和大量重型装备直扑台儿庄，国民党守军汤恩伯、孙连仲部抵敌不力，节节败退，阵地吃紧，台儿庄眼看失守在即。

危急之下，蒋介石和李宗仁交给孙连仲一支4万人的部队，令人意外的是，这支军队不仅装备了法国和比利时出产的先进武器，还有机枪、重机枪、迫击炮、高射炮，德国山炮等国外优质军备，与日军装备几乎不相上下。

这就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掏出家底调拨支援华北战场的精锐部队，滇军60军，军长是龙云的表弟卢汉。4月21日，火车将60军从河南陆续运抵台儿庄南部的车辐山车站，拉开了云南战士在台儿庄南独自大战日寇的序幕。

接下来的就是用云南人鲜血写在苏北大地上的光辉抗战史“禹王山阻击战”，几乎完全由滇军独立对敌作战，整整坚持了27天，歼灭日寇1.2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寇迅速占领徐州要地的战略计划，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撤退争取了至关重要的时机。

但滇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无法计算的。出发时4万人的部队，减员损失18844人，其中牺牲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战前齐装满员12个团，战后只能缩编为5个团。

禹王山顶的大坑就是当时滇军将士修建的地堡，60军在此部署炮兵阵地，打退了无数次敌人的冲锋，自身也留下了几千名英雄将士的遗体。

尽管如此，在当时对日战争中，滇军对日1.5：1的战损比，已经算得上是中国军队的理想战绩。日军在自己的战报中称“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实际在作战过程中，这支英勇的部队却产生了严重不满的意见，甚至有不少将士不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调遣，要求开回老家云南。

因为在滇军还未到达阵地接防之时，汤恩伯、孙连仲部队竟然急着逃跑，提前撤退，把驻守阵地拱手让给眼前的日寇，使得滇军接防当晚就遭遇日军精锐突袭，遭受了巨大的额外死伤。

在作战过程中，本地汉奸又多次为日军刺探军情，泄露军队动向，逼迫滇军不得不专门启用云南白族战士用民族语言通信，这才保证联络安全。

在残酷战斗中，滇军不顾危险奋勇作战，60军防地上没有一人投降，没有一个退缩，没有一个脱逃，将士们日夜都守着战友的尸体坚持作战，但是战士们的心却寒透了。

国民党军队形同背刺的扯后腿，以及同胞汉奸的出卖，让朴实的云南将士深深感到自己不被蒋介石和李宗仁信任，甚至是有意让日寇消耗滇军的实力，方便蒋介石将来插手云南事务。

在这人心浮动的危急时刻，有人站了出来，高呼：“我们不能走，这是民族战争，打日本！”这仅仅靠一句话，就让滇军内部的不满情绪应声而消的人，正是军长卢汉。

财政大佬

卢汉和表哥龙云两人都出身于昭通市一个彝族奴隶主家族，一起在大名鼎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1927-1929年间，经过多次军事政治斗争，龙云推翻了前任云南军阀唐继尧，消灭了胡若愚、张汝骥等反对势力，从南京政府手中取得云南省主席的委任状，正式成为第三代“云南王”。

期间卢汉一直是龙云最重要最得力的部下，多次带兵将龙云从九死一生之中解救出来，打仗治军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锻炼。

龙云执政后，委任卢汉担任云南财政厅长，财权加上原本的军权，卢汉在云南成了龙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

这个位高权重的财政厅长，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比起其他省份，云南省地理条件恶劣，生产力本就低下，又经过连年战乱，民众疲惫不堪，无法安心生产。

卢汉接手财政，面对的是一个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的烂摊子，龙云政府面临着根基严重不稳的危机。

卢汉展现了过人的政治才能，他首先从改革财政厅机构入手，把财政厅原有腐败低能的秘书、科长、主任等人事更换。

按照收（收入）、支（支出）、存（库藏）、稽（稽核）四类工作，重新成立相应机构，严格划清权责，并成立“设计委员会”以供咨询决策。

当时云南的税收，征收权为军人所把持，尤其是烟、酒、厘金等重要税种，龙云的省政府反而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

1930年初，卢汉任命其副师长袁昌荣兼任烟酒事务局长，并随即通电全省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税收改为招商投标包办，应一律交给中标人承办，如敢故违，即以军法从事!

这种“财政商业化”的路子，在军阀混战的非常局势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措施。

慑于卢汉的威势，素来骄横跋扈的大小军人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人敢于公开违抗，只能乖乖放弃不属于他们的特权回归军营。

也有人仗着和卢汉的特殊关系尝试“走后门”，比如卢汉的妻弟龙天如中标之后，迟迟不肯缴款；卢汉亲笔批示，立即取消其承办资格，杀鸡儆猴，终于让税收能够交给比较专业的商人来处理。

数月之内，省政府就收上了巨额税款，积欠债务全部清偿，收入还有剩余。

财政趋于稳定，龙云的统治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他可以放心在云南创办实业公司、开办银行学校，兴修水利等建设事业上大展拳脚。

在龙云治下的“新云南”，省内军政经文教各领域全面快速发展，为云南百姓营造了一个难得的安全稳定的家园，也为抗日战争保留了一个出至关重要的大后方。

滇军能够有足够资本引入欧洲先进的武备，近似日军的实力，也是得益于卢汉打下的良好财政局面。

1930年7月起，卢汉提出的为公务员加薪一倍半的提案正式实行。各级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卢汉在云南人民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除了龙云之外，他是唯一能被所有云南势力接受的人物。

末代“云南王”

1945年10月3日深夜，全国各地还沉浸在日寇投降，十四年黑暗抗战结束的喜悦之际，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邱清泉部按照长官杜聿明下令，依照早就演习好的路线，偷偷潜入昆明市区，解除了当地云南本地部队的武装，完全控制了昆明城。

龙云只能带一个警卫连仓皇逃到附近的五华山上，生家性命差点不保。

这是蒋介石对龙云背信弃义的最沉重一击。参与行动的第五军、第八军本来在滇缅边境负责对日作战。

龙云对民族大义毫不含糊，对中央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谁料蒋介石却借着调回远征军的名义来了个“假道灭虢”，一夜就结束了龙云十八年的“云南王”时代。

当时龙云在五华山上最想见到的人，一定是卢汉，那么卢汉又在哪里呢？

原来在1945年3月的时候，蒋介石把滇南边区总司令部扩编为中国第1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这一招却是“欲擒故纵，调虎离山”的先手棋。

根据盟军安排，越南北部、老挝的日军受降由中国负责。此处距离云南很近，蒋介石顺理成章地把这事交给了云南省。

分布在越北的日军仍有三万兵力，还有大量武器装备，这是彰显滇军威风，获得补给的好机会，龙云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失去了理智的分析。

他不仅让卢汉带着20万滇军前往越南，还把留守昆明的滇军第19师、第23师等部也派了出去，昆明只剩下极少的部队。

于是卢汉在越北风光受降的同时，杜聿明一击得手，龙云不得不接受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先赴重庆，再赴南京，龙蒋两人至此貌合神离，实际上彻底闹翻。

按照蒋介石的算盘，他当然想用一个亲信接任龙云的位置，不过龙云在云南18年的杰出治理遗留下来的巨大威望，不是他轻易就能撼动的。

为了安抚云南省内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卢汉。1945年12月，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职位，成为民国时期第四代“云南王”。

卢汉执政期间，由于他的政治手腕，蒋介石依旧未能完全实现控制云南省大权的目标，但是他成功地把滇军60军、93军两支主力调往东北战场打内战，想要彻底借助共产党之手实现对滇军的完全控制。

对于牢牢把握民族大义的卢汉来说，他又怎会不洞悉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怎能忍心与同胞自相残杀。

回云南接任之前，卢汉找到亲信曾泽生，特意嘱咐：“我回云南后，省主席位子坐得稳不稳，就靠你们了。你们一定要设法保存实力，提防蒋介石瓦解滇军。”

共产党方面素来钦佩滇军抗日的巨大功绩，也知道龙云卢汉兄弟对蒋介石的戒备之心，早就定下了要争取滇军弃暗投明的统战方针。

1948年10月17日，传来滇军93军主力被歼的消息，面临蒋介石不信任，对解放军内战失利，军心动摇的不利局面，经过地下党员全力争取，曾泽生将军率60军将士在长春前线光荣起义，成为了解放军第50军。

12月8日，卢汉最牵挂的老大哥龙云乘飞机逃出南京，到达香港，脱离了蒋介石的魔爪。

不久龙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宣告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决裂。

卢汉本就是个深明大义的聪明人，他眼看着蒋介石在内战中不得人心，惨败如斯，早已暗中开始接触地下党，为自己和云南百姓谋取一条和平的后路。

当然，这也势必意味着，才执政短短4年，他就将成为最后一个“云南王”，比起国家的利益，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9年2月，卢汉和正积极争取他的中共华南局建立了稳定联系，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云南起义。蒋介石也不是笨蛋，依靠严密的情报网络，他获知了卢汉这一不安的动向，加紧取卢汉代之的部署。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宣布“云南起义”。蒋介石唯恐云南“失守”，于8月24日亲自飞到重庆，连续电召卢汉见面。

卢汉称病不去，蒋介石又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昆明催促，桂系军队也对云南虎视眈眈，万不得已之下，卢汉被迫于9月6日飞重庆，隔天才有惊无险地回到昆明。

蒋介石派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带领一批特务进入昆明，与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丝毫不顾忌卢汉的颜面，在昆明全城搜捕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仅一天一夜，被捕就达400多人。

9月12日，毛人凤也从重庆来到昆明，准备随时刺杀卢汉。

为了躲避暗杀，卢汉只能躲在防守森严的家中，加紧策划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巧妙地利用李宗仁和蒋介石的矛盾，设法释放了徐远举逮捕的人员。

事实证明，沈醉这样的特务头子在卢汉面前，只能沦为空有小聪明的小人物。

1949年12月9日，卢汉借着张群的地位施展“请君入瓮”妙计，仅仅用一个警卫营就扣押了包括沈醉在内蒋介石安插在昆明的全部重要军政人员，全面掌握了云南局势。

晚10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同时向全国发动云南起义通电。

解放军进入昆明城之后，卢汉将自己在昆明多年积累下来的房产拉了一个清单，全部充公，其中就包括今天成为重要历史文物的翠湖畔卢公馆。

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逝世。“你在云南起义，为了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这是伟人对卢汉将军的至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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