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七步成诗（诗歌背后的历史之四巜七步诗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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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七步成诗

诗歌背后的历史之四

七步诗背后：权力下的兄弟情伤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今天我们都会把这首《七步诗》作为曹植的代表作品。但此诗在《三国志》、《魏书》等史书和《曹植文集》中并没有记录。它最早出现在南朝宋皇族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写的《世说新语·文学》中：

“文帝（指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就是说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想法迫害曹植，以曹植未能及时吊唁先父此大不孝为由，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令曹丕感到十分羞愧。后来流传的包括《三国演义》里的《七步诗》简化概括为仅有四句，即：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七步诗》纯以比兴的手法，语言浅显，寓意明畅，取譬巧妙，加上传说中是在刹那间脱口而出，更令人叹为观止。“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成为千古名句。

这首诗的明面写的是历史上曹丕和曹植兄弟的关系，而这首诗和相应的故事首先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主持编写的《世说新语》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当时刘宋皇族兄弟之间的力斗争的历史。

事实上，曹丕和曹植兄弟之间的关系，最初应该是非常和谐友好的。二人一母同胞，而且有共同的文学爱好，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如果没有所谓争储这件事，二人可能是最好的兄弟。这一点，从二人前期游宴唱和、文章诗篇中是有不少反映的。如魏文帝曹丕在《于玄武陂作》诗中，用直叙的方法，写同弟弟行游玄武池时所看到的景物和愉悦忘忧的心态：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

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

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

乘渚望长洲，群鸟讙哗鸣。

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再如，曹丕曹植兄弟曾经共游铜雀台并举行宴会，曹丕作了《游芙蓉池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而曹植则写了《公宴》：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这里的公子即指曹丕。

从这此活动和诗歌唱和，我们可以看出其兄弟是其乐融融，欢乐和谐的。

曹植对曹丕的太子之位也是高度认可、尊敬和依恋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带曹植西讨马超。曹植写了《离思赋》：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忆恋，遂作离思赋云。

在肇秋之嘉月，将耀师而西旗。

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

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

念嗣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

欲毕力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

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

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这里的嗣君、我君均指曹丕。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带曹丕、曹植兄弟东征孙权，回军途中带兄弟回到老家祭祖。曹丕在《初学记》卷九中作序写道:上（指其父曹操）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赋。

从这些文章和活动中都可以看出，其兄弟之前是相敬相爱的。

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使这兄弟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呢？这种变化，一是发生在曹操选择接班人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二是发生在曹丕成为皇帝之后。

曹植真实并不是曹丕储君的真正竞争者。作为历史上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曹操是历史上唯才是举的真正实践者，也非常重视接班人培养的。他每次征战都把可能的接班人如曹昂、曹丕、曹植、曹彰等带在身进行历练培养。建安二年，曹操的长子曹昂在征讨张绣时不幸战死，其最看重的神童儿子曹冲也于建安十三年因病夭折。曹冲死后，曹操曾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丕后来也常对人说：“若使仓舒（曹冲）在，我亦无天下。”之后与曹丕竞争接班人地位的就只可能是曹植和曹彰。建安十六年，曹植、曹据、曹宇、曹玹等儿子均被封侯，唯独曹丕和曹彰并未获封，直到五年后曹彰才被封为鄢陵侯。后来曹操在《告子文书》（又称《立太子令》）中说：

“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大意就是当初封侯的时候，曹丕未获封还成了五官中郞将、副丞相，就是预备太子的意思。可以看出至少在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甚至更晚一些时间，曹彰才是曹丕的主要竞争对手。而此一时期，丕、植兄弟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只是到后来，曹操认识到曹彰“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认定他的这个“黄须儿”曹彰不过是个将才，不是合格的政治接班人。

从上文提到的《离思赋》可以看出，在建安十六年的时候，曹植就已经承认了曹丕的太子地位，并且是和曹丕处于同一阵营，而不是曹彰一个阵营。史书中并没有显示曹植主动参与争夺储位，反而他手下人杨修、丁仪兄弟不停闹腾，想要通过扶曹植上位来谋取利益。

曹植成为曹丕的竞争者，是在曹操没有下定决心的时候，曹植身边的人推动的结果，没有更多的迹象显示曹植主动参与竞争，兄弟之间更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曹操将曹彰排除在储君人选之后，才有了丕、植兄弟间的夺嫡问题。

建安十七年，曹植一篇《登台赋》惊艳全场。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记载，曹植 “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一度让曹操发出了“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的感慨。正是曹操对曹植这个有才儿子的赞赏和宠爱，加上曹操长期对立储事孤疑不决，让手下的众臣似乎看到了所谓成就拥立之功的机会，也让曹植被动地加入到了争储对立之中。我们在正史记载中及兄弟二人文章中，很难发现曹 植个人直接和主动的争位迹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二人身边仍然分别形成了相应的支持者。支持曹丕的主要有毛玠、崔琰、以及贾翊、荀攸、荀彧、张范、邴原等曹操身边重臣。试图拥立曹植的是杨修、丁仪、丁廙兄弟等曹植私人好友或少数投机分子。

正是看到争储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毛玠、崔琰等都直谏曹操甚至以死拥挤曹丕。《三国志·毛玠传》载：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寮会，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甚至声称愿意以死拥护曹丕。《三国志·崔琰传》载：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毛玠以袁绍废长立幼为戒，而崔琰则是以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反驳，打消了曹操存在的立曹植之心。

所以，支持曹丕的是主流，支持曹植的是支节。曹植更是被其父和身边的人及投机分子卷入争储斗争的，而且这个时间还非常短，整个事件也没有造成兄弟关系的隔阂。建安二十年( 215) ， 曹丕尚托曹植索玉玦，建安二十二年( 217)兄弟又一同宴饮。恐怕也正是担心曹植受到如杨修等的裹携，曹操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天，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处死了杨修。

事实上，从建安十六年曹丕成为事实上的太子以及建安二十二年正式成为太子，曹植对曹丕不仅是认可，而且对他这个哥哥也是非常有感情、非常尊重甚至有点崇拜。在曹操死时，曹彰有抡班夺权的迹象。《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生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在那个时代，询问玺绶就如同楚王问鼎一样，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怀疑曹彰居心不良。《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则进一步记载：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这里的爱子指的是曹彰。而且据裴注魏略曰：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说明曹彰不是个安分的人，试图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但曹植此时的头脑却是清醒的。

从曹植所著的《白马篇》、《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曹植虽是文人，但其的理想却是做一名征战疆场、慷慨赴死的将军。那么，基于曹植的才名、抱负，其身边是不是有人也想趁乱拥立呢？从曹丕即位就迅速处死丁氏兄弟来看，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但作为曹植个人来说，应该是没有积极主动参与的实际表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十月，曹操立曹丕为魏太子，大约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后的建安二十三年，曹植写有一首《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

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

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

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曹丕正式成为储君，曹丕曹植兄弟的关系仍然是不错的。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曹植在曹丕正式成为储君后不得不曲迎奉承的可能，但也不能就此说二人因争储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从历史记载的事实来看，丕、植争储根本不算惨烈，两个人一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即使有争，也是文明之争。曹丕在正式成为储君前曾时有抱怨和担忧，曹植还一再给予支持和安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曹丕继王位，曹植时年29岁，还作了《上庆文帝受禅表》、《魏德论》等。

丕、植兄弟关系的重大改变主要出现在曹操死后，尤其是曹丕从汉献帝那里接受禅让成为大魏皇帝之后。曹丕为了稳固权力，不可能容忍曹植身边存在一个与皇帝二心的曹植党，无论其兄弟感情如何好，从政治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拿曹植党开刀。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曹丕也在即位魏王后很快就将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又因为曹植不仅有才气，而且也有抱负，身边会聚集不少人。曹丕对曹植的打压，更多是对曹植身边的人的打击。所以曹丕才一再对曹植进行敲打。为什么？因为曹植是性情中人，容易为他人利用。

如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继位掌权，杀了曹植的至交丁仪、丁廙，曹植却无力相救，于是便写了《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一个作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一个作为有远大抱负的才子。曹丕对曹植及其身边人的防范，难免使曹植产生怀才不遇的憋屈、报怨甚至颓丧。曹植发服悲哭、私祭先王、醉酒悖慢使者、写《九愁赋等》，估计都是这种心态的体现。曹丕上位后，曹彰的封邑从五千户增加为万户，还特别好言嘉奖，但实际的兵权却被拿走。这说明曹丕对曹彰是忌惮的。曹丕称帝之后，因既往历史，对曹植及其身边有人必然有所防范和打压。曹植从万户侯削成两千五百，并数次徙封，曹丕还指使朝臣对曹植议罪。但这并不能说明，丕、植兄弟的真正感情关系达到了“七步诗”中所比喻的地步。曹丕的做法，恐怕主要是为了震慑植身边的人，让曹植与其身边的人分离，这对曹 植来说未必不是一种保护。黄初二年（221年），30岁的曹植被徙封安乡侯（今河北晋州侯城），邑八百户；当年七月又改封鄄城侯（今山东鄄城县），黄初三年（222年）四月，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也就是在这次被封王之后回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洛神赋》。黄初四年（223年），32岁的曹植徙封雍丘王。可以看出，曹丕对曹植的这种一年一次的不断徙封，存在着先降而后再升的。徙封的目的，除了打压防范之外，很难说不存在对曹植这种政治不成熟的文化人的保护。

据曹植《黄初六年令》 ，黄初三年( 222) ， 东郡太守王机、 防辅吏仓辑诬告曹植。曹植赴京陈诬告之罪。曹丕不听众议， 免植罪使归国。黄初四年( 223) ， 曹植徙封雍丘， 又为监官所举，亦未治罪。黄初五年( 224) 春正月， 曹丕下令曰: “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 敢妄相告， 以其罪罪之。 ” 联系曹植为监官所举的时间及黄初五年后曹丕对曹植的态度，这很可能是曹丕为保护弟弟曹植而下的命令。

事实上，即使到了人们所谓曹丕对曹植打压和防范的阶段，包括兄弟二人人生的最后阶段，丕、兄弟的感情依然是非常浓厚的。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南征归来，路过雍丘，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曹植甚至一度伤心欲绝哭晕过去，还写了《文帝诔》祭文回忆和曹丕在一起的青葱岁月。这是他写过的诔文中最长的一篇，其他的诔文只有几百字，唯独这篇有1228字。其中更有“袖锋抽刃，叹自僵毙。追慕三良，甘心同穴。”等句，充分表达了对曹丕的深情。

曹丕曾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极力反对文人相轻，他对曹植的才华应该是爱惜的，对兄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兄弟真的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作为政治家，曹丕知道，政治和情感本就不是同一件事情，他对曹植是了解的，一定会更好地处理兄弟感情与政治关系。

因此，“七步诗”描写的不是丕、兄弟的真正情感关系。而很大可能是《世说新语》和《三国演义》基于一定的历史因由而编造的故事和小说。刘义庆在编《世说新语》的时候，其堂弟宋文帝和刘义康的"主相之争"日益激烈，刘义庆也深惧有不测之祸。这个故事，颇有借丕、植故事劝戒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刘义康的意味。

永初三年(422年)，南朝宋武帝刘裕驾崩，太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戏无度，被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于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发动政变废黜，将其幽禁并派人杀害。刘义符无子，徐羡之认为刘义符次弟刘义真不宜为君，故在废帝以前就先废刘义真为庶人，后又派人将他杀害。在废杀刘义符和刘义真后，侍中程道惠曾请改立武帝五子刘义恭，然而徐羡之属意刘义隆，百官于是上表迎作为宋武帝第三子的刘义隆为皇帝，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宋文帝稳定统治后，元嘉三年(426年)，以徐羡之、傅亮及谢晦擅杀少帝及刘义真的罪行，将徐羡之及傅亮治罪，并亲征谢晦。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任命其四弟彭城王刘义康担任司徒、录尚书事之职，专掌朝政。元嘉九年(432年)杨州刺史王弘去世后，文帝更授刘义康扬州刺史，刘义康得独掌政事。由于宋文帝常常患病，政事其实都由刘义康处理，内廷和外朝事遂由刘义康所掌握。元嘉十三年(436年)，因宋文帝病重，刘义康担心一旦文帝去世，无人能驾驭功高震主的檀道济，于是假作诏书，并在宋文帝的同意下收杀檀道济一家。刘义康也自以皇帝是至亲，率性而行，行事都不避嫌，没有君臣之礼。 刘义康的亲信刘湛等人，更力图想将刘义康推上帝位，趁宋文帝病重时称应以长君继位，甚至提出兄终弟及，更诬陷一些不合刘湛一伙的大臣。宋文帝病愈后知道这些事，令兄弟之间产生了嫌隙。最终文帝在元嘉十七年(440年)诛杀了刘湛等人，刘义康上表求退而外调江州，主相之争以权力归回宋文帝刘义隆手中结束。

可见，七步诗的故事，放在宋文帝兄弟身上似乎更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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