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挖出来文物（挖土机碰到重物）

1990年10月7日，山东省青州市的一所学校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驾驶推土机的靳师傅突然停止作业，从驾驶室里探出半个身子，有些神色不安喊道：“你们去看看，下面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了，挺硬的”。

正在地面上作业的工友们，赶到推土机前，七手八脚地刨开浮土，只见一尊体型硕大、颜色艳丽，造型栩栩如生的石质佛像头，显露出来。

工人师傅们轻手轻脚，试图把这尊佛像完好无损的挖出来，结果刚往下挖了不到20厘米，又密密麻麻的出现了许多造型各异，大小不一，材质也不尽相同的佛像。

工人师傅们停止施工，自发地保护好现场，通知文物部门，马上对这些神秘的佛像进行抢救式发掘。随后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这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大型佛像窖藏，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3.45米。坑内有南北向的斜坡道。坑窖周围散落着少量铜钱，窖藏靠近地表部分曾经覆盖着厚厚的芦苇席，然后又填土掩埋。

现在芦苇席已经碳化，混在泥土中，难以分离。芦苇席下陈放着三层造型各异的佛像，每层厚度70~90厘米。制造佛像使用的材料包括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头及一些泥塑。

窖藏内，大部分造像东西向排列。中间一层的造像保存得最为完好，而最底层的造像残破比较严重。

经过连续7天7夜的抢救式挖掘，共清理出佛像400余尊。最大的佛像高3.2米，而最小的佛像，只有二十几厘米。这些佛像造型逼真，其中以菩萨、飞天题材最多。

佛像制造的时间从北魏、北齐，跨越隋唐，一直到北宋年间，先后延续了500多年。制造工艺包括了浮雕、镂空、线刻、贴金、彩绘等诸多技艺，工艺水平极高。每一件都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对于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考古专家进行了仔细的鉴定和研究。

但更多的困惑随之而来，这些佛像为什么被埋藏起来？埋藏的年代，埋藏者是谁？为什么佛像的彩妆历经千年没有脱落，为什么这些佛像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残缺，竟然没有一件完好无损。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考古专家们开始夜以继日地研究。与此同时，考古队在佛像窖藏坑周围，进行了周密的勘探，期望有更大的惊喜。

奇迹没有再现，但是在佛像窖藏坑的南面，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寺的遗址。

这座古寺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遗址南面是青砖铺就宽30米的甬路，这里应该是供香客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类似于现代的停车场。

整座古寺以山门为中轴线，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三座大殿，其中以中间大殿规模最大。中轴线的东侧，是三座配殿，规模比三座主殿要小一些。中轴线西侧是供僧侣们休息的僧房。整个寺院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5亩，其中建筑面积超过15亩。

整座寺院的布局和风格，显示出这是唐代以前的寺院遗址。青州龙兴寺，考古专家们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终于找到了这片遗址的真实面目。

青州西倚泰山，东望渤海。古代中原大地分为九州，青州赫然在列，位于九州的最东方，按照古代五行方位金、木、水、火、土学说，五行对应五色白、青、黑、红、黄，东方属木，尚青，青州之名由此而来。

青州位于齐鲁大地中心位置，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汉末期，曹操在青州得降兵30万，称为青州兵，曹操能称霸北方，青州兵功不可没。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由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土，但影响力一直不大，可青州却是个例外。因为曹操笃信佛教。曹操墓的随葬品中就有个巨大的佛像。

曹操有个才高八斗的儿子曹植，曹植和兄长曹丕水火不容，被贬为临淄候，当时淄博属于青州管辖。

曹植在青州，除了写写文章，想想嫂子甄宓，竟然又对佛学有了深厚的兴趣。他读完了《瑞应经》和《本起经》，突发灵感，创造了流传至今的佛教音乐《鱼山梵呗》。

曹植只活了四十岁，他如果能再多活上几十年，就能看到青州的第一座寺院—宁福寺的落成典礼了。

宁福寺的落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原大地上厚积薄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大才子杜牧一首《江南春》，道出了江南佛学曾经的兴盛。

相比起江南水乡，北方佛教发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赵国皇帝石虎，每次临朝听政，都要呼“大和尚来了”。在荒淫残暴的石虎看来，皇帝的称号，远不及大和尚尊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多如牛毛，绝大多数都是碌碌无名之辈。不过南燕皇帝慕容德没有这个遗憾，他相貌英俊，足智多谋。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以至于五六百年后，他的后世子孙慕容博，慕容复，还学习祖宗好榜样，一辈又一辈地作着光复燕国的黄粱梦。

慕容博，慕容复父子相貌不亚于先祖，花花肠子鬼心眼，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慕容家的子弟都是打不死的小强，可最终慕容博，慕容复混成了跳梁小丑，究其原因，是慕容德崇尚佛教，得到僧侣的支持。可慕容博、慕容复父子，总是到少林寺中玩“斗转星移”。

这位慕容德先生活了70岁，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

头些年慕容德一直跟着别人混，可他62岁这年，突然有了自己做皇帝的念头，这家伙敢想敢干，率领重兵攻占了广固，然后把这里当国都，终于过了一把当皇帝的瘾。史称南燕国。而南燕国的国都广固，就是在今天的青州。

慕容德把自己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佛祖的护佑。于是在青州大兴土木，敕建龙兴寺，由南燕高僧郎公督造。

朗公名为竺僧朗，是西域高僧佛图澄弟子，后来曾经辅佐过隋文帝杨坚。而慕容德和杨坚中间相差了200多年，不知是这位朗公高僧真能活，还是别有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在宋代以前，和尚是允许娶妻的。和朗公同代的高僧鸠摩罗什，就曾经一次娶了10个老婆。高僧朗公娶过几个媳妇，那是人家的私事，且不去管他。不过这个和尚确实有点儿本事，不但念经念得好，搞建筑也是行家里手。

龙兴寺历经七年建成，不过慕容德没有等到这一天。

龙兴寺规模宏大，装修得富丽堂皇，正殿中一座高11.7米（三丈九尺）的佛像，更是闻名天下。龙兴寺作为皇家寺院，香火十分鼎盛。前来祈福的达官显贵，名人雅士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在龙兴寺内供养佛像。有能力供养佛像的人非富即贵，他们供养的佛像造型也格外的精致。

喜爱绘画艺术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吴指的是唐代画家吴道子。曹就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画家曹仲达。

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

曹仲达是西域曹国人，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他名气虽大，却没有什么作品流传至今。

但根据史料记载，龙兴寺内不少佛像造型，都是以曹仲达绘画作品为蓝本的，划线稠密，衣薄透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样。

看着龙兴寺出土等那些造型逼真的佛像，让人不禁感慨，曹仲达名不虚传。

在龙兴寺出土的佛像，绝大多数都是南北朝时期的，唐代和宋代的也有一些，但数量不是很多。

所有出土的佛像，在出土前全部遭到过严重的人为破坏，其中更有一部分是遭破坏后修复，然后再遭破坏。

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皇帝都曾下令：捣毁佛像，勒令僧尼还俗。

三五一宗灭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初衷。理由很简单，灭佛事件持续的时间太短。

拓跋焘刚活过了40岁，剩下那老三位，三十几岁就都挂掉了。这几位皇帝死后，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们，很快修复了被损毁的佛像，继续过逍遥红尘外的日子。

还是宋太祖赵匡胤看清了本质，下旨“不准和尚娶妻”。金饭碗一下子变成了金玉其外，泥土其中的泥饭碗，普通百姓当和尚的积极性，也就没以前那么高了。

北宋时期的皇帝不推崇佛教，从龙兴寺出土的一尊佛像上，却刻有“大宋天圣四年”的字样。

天圣四年是公元1026年，那是北宋第4位皇帝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这一年宋仁宗也曾下令，对铜实施严格的管理，除了铸造铜钱以外，还铸造了许多铜人，铜人上都标明了人体的穴位。

当然这些铜人没有被送进少林寺，练什么十八铜人阵，而是成为医生学习针灸的教材。

北宋时期对铜管理虽然严格，但对那些供奉在寺庙里的铜佛像等铜制品，并不感兴趣，只是减少了铸造铜制佛教用品的数量。

这尊北宋年间的佛像说明，至少在天圣4年以后，龙兴寺停止了对残缺佛像的修复。

另外在窖藏坑里。还发现了几枚北宋时期“崇宁通宝”的铜钱，崇宁是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宋徽宗赵佶的年号，这家伙书法绘画，吟诗作对样样精通，简直就是北宋时期的“懂王”，可就是皇帝做的一塌糊涂。

在北宋“懂王”当政的最后三年里，金国曾经5次侵犯青州，战争相当激烈。战场主要在龙兴寺一带，最后金国占领了青州。

于是有人断定，龙兴寺窖藏佛像，是北宋末年，龙兴寺的和尚们，把历年收藏没来得及修复的佛像，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祭祀仪式，把这些佛像掩埋起来。

这个解释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龙兴寺自从建成到宋代，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作为皇家寺院，室内收藏的奇珍异宝不在少数，建筑颇具规模。金兵对这些东西都视而不见，更不会对一些残缺不全的佛像感兴趣。

另外无论是金国，还是后来的元朝，对佛教的态度，比北宋都宽松得多。龙兴寺也一直香火鼎盛，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受到些许的影响。

由此可以判定，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埋藏时间，应该是在大明永乐年间，也就是龙兴寺被毁灭的年代。

明朝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对当时称为益都的青州并不十分感冒。因为青州是红巾军大将毛贵的根据地。

红巾军三路北伐，毛贵是东路军主帅，东路军从青州出征北伐，先后攻克沧州、蓟州、直抵元大都附近的通州。和元军展开决战，击毙了有“大元柱国”之称的宣慰使董抟霄。

元顺帝惊慌不已，准备迁都逃往高丽。

元顺帝别无选择，元中都已经被关铎率领的红巾军攻占并焚毁了。

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囚禁了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导致红巾军北伐功亏一篑。

朱元璋称帝以后，对红巾军北伐讳莫如深，作为红巾军东路军根据地的青州，被冷落也在情理之中了。

兴盛千年的古刹龙兴寺，也变得门前车马稀。

很快，龙兴寺又迎来另一场浩劫。山东桓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唐赛儿，不知从哪儿弄到一部“天书”，据说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自号“佛母”，在青州发动农民起义。

永乐皇帝闻讯后勃然大怒。派重兵赶往青州镇压。

唐赛儿神功失灵，兵败后不知所踪。永乐皇帝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到当地百姓身上。当地百姓十不存一。龙兴寺也随之毁灭在战火之中。

至于谁是毁掉龙兴寺的罪魁祸首，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想象，就在龙兴寺毁灭前夕，寺里的僧人自知难逃此劫，便把那些历经千年有些损坏的佛像收集到一起，举办了一场既隆重，又寒酸的祭祀仪式，把佛像埋藏起来。

在窖藏坑的表面，也确实发现了被焚烧过的痕迹。可见，龙兴寺内的僧人，埋藏这些珍贵的佛像时的内心，既绝望又无可奈何。

有人认为，在窖藏坑里发现的那几枚铜钱，可以作为判断埋藏时间的证据。

殊不知在北宋以后的金代，铸造的铜币寥寥无几，只是在皇位更迭时，象征式地铸造一些铜币，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流通市场。金国市场上大规模使用的，是宋代发行的铜钱，以及金国粗制滥造的纸币。最后迫使金国朝廷发行者纸币，退出流通市场。

为了保持铜钱稳定的购买力，南宋朝廷对金国以及西夏，实施了严格的铜禁运政策。造成金朝和西夏王朝，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极度短缺。

在金国最繁荣的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皇太子完颜璟曾经问山东来使“民间何所苦？”

结果对方回答“民间无钱。”

元朝使用的货币，也大多是纸币，元朝统治者也发行过一些铜钱，可铜钱上铸造的是晦涩难懂的八思巴文，根本得不到普通百姓的认可。他们更愿意使用宋代发行的铜币。

到了明代以后，朱元璋包括朱棣，并没有吸取以前的教训，依旧大规模滥发纸币，在明代一共发行了3,000万贯铜钱，而被销毁的铜钱总量在8,000万贯以上。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严禁在民间贸易使用铜钱，导致掌握在老百姓手中的铜钱十分匮乏，可是明朝发行的纸币贬值非常严重，甚至出现了一文铜钱可以购买一贯钱纸币的咄咄怪事。老百姓不愿使用朝廷发行的纸币进行交易，而铜钱稳定的购买力，成为他们的首选，宋代铸造的铜钱数量巨大，使用宋代铸造的铜钱，在明代进行交易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龙兴寺的僧人，使用宋代的铜钱作为祭祀品，也就可以理解了。也许他们当时也使用了流通的纸币，可几百年过去，那些纸币早已腐烂变为飞灰，只有这寥寥无几的几枚铜钱，以及400多尊精美绝伦的佛像。见证并诉说着龙兴寺的兴衰。

龙兴寺的佛像雕工细腻，高雅瑰丽，形象各异。他们集古代雕刻艺术之大成，是绘画与雕刻的完美结合。

龙兴寺佛像窖藏的出土，改写了世界艺术史，使东方古代的雕刻艺术，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龙兴寺出土的佛像还有一个让人百思难解之谜，这些佛像都是汉人的面目，虽然身材略显单薄，但面部颧骨微微突出，这正是汉人传统智者的形象，因此这种独特的造像风格也被称为“秀骨清像”。

可无论是北魏、北周、还是南燕国，他们都是鲜卑人建立的王国，龙兴寺出土的佛像，大多都是这个时期建造的。

汉人的长相和鲜卑人有明显的区别。宋代大才子苏东坡，在《书韩干二马》中描述说“赤髯碧眼老鲜卑”。

而在《前秦录》中也有记载说“秦呼鲜卑为白虏”。

红胡子、绿眼睛、白皮肤的鲜卑人，为什么要奉汉人为神明。

鲜卑人的发祥地在大鲜卑山，也就是现在大兴安岭的嘎仙洞。鲜卑人承认他们是黄帝25个儿子之中，昌意的后代子孙。

嘎仙洞

2000多年前，鲜卑人离开大鲜卑山，部分在大泽（呼伦贝尔湖）以北1000多里处定居下来，后来逐渐南迁到大泽。

还有一部分鲜卑人，追踪被他们击败的匈奴人，在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从此不知所踪。

而这些西征鲜卑人最后的归宿，也成了千古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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