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与实质（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再探析）

180年前，一声炮响，船舶西来,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迫使中国走向了近代，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与实质?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与实质

180年前，一声炮响，船舶西来,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迫使中国走向了近代，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

180年来，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探讨，数不胜数，但是，直接决定战争结果的最基本实质是两个军事力量之间的较量。

军事力量最直观的体现就在于军队的武器装备上，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早已进入火器时代，而清军尚处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清军鸟枪土炮的原型都可追溯到明朝的佛朗机、佛朗炮，清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式化武器，限制生产经费，拒绝新技术、新工艺，武器长时间得不到发展，而在以弱肉强食为基本生存规则的西方，则始终将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放在重要的地位，渐渐的，到了清末，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更枉论于在西方列强中也处于强势地位的英国的军队。型制样式落后英军整整200余年，威力小、射速慢、射程近、准度低。由于没有定期的修造报废制度，战争前期的赶制品也大都质量低劣，枪炮质量参差不齐，并且据估计，就全国范围而言，枪炮的普及率也只有一半。面对如此巨大的装备差距，在硝烟散尽后，清军完败于英军却未能伤其分毫，正面军力的质量对比，清军完全不敌英军。

军事力量的对比其次就体现在后方军力的调配和部署上。清军主体是绿营，一省军制分为提、镇、协、营四级，以营为基本单位，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大小相差悬殊，大者过千，小者两百，并且兵丁驻扎极其分散，以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两百余名的规模分散驻扎在市镇要冲等地。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政权的支柱，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不允许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只能让军队来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同时负担检查民众的职责，使得清军的国防军性质远不如其警察性质。同时清军粮饷是顺治制定的，正值经济恢复，粮价极低，历康乾之世的通货膨胀，再加上清朝后期财政困难，清军兵士粮饷难以维护全家生活，军士不得不寻求其他生活来源，军职日渐成为挂名的副业。清军的分散驻防和职责畸形渐渐导致了清军没有一只可机动作战的部队，只能临时从各地拼凑抽调，导致实际战时可用之兵远不及其所登记的兵力，甚至于由于英军登陆地点具有随机性，清军不得不分散驻防，以至于，有时候反倒让英军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

兵力和武器无疑是标志军事实力强弱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然而，若仅此便能判断战争的胜负，那么人类的战争史就会如同数学中的加减法一样单调而枯燥，失去其中的光彩。在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时有发生，其中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战略战术。鸦片战争中清军往往一触即溃、一溃涂地，这其中，清兵和军官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虽然有小部分的将士牺牲在英勇的抵抗中，但悲哀的是，这并不能扭转失败的结果，也不能改变清军腐朽的事实，克扣军饷，吃空额，甚至有的士兵将武器抵押了，军官选拔也渐渐走向畸形，偏重乃至于只重视武力，将对军官的选拔，变为了对精锐士兵的挑选，军官的作用，也被压缩得仅止于带头冲锋。

综上所述，通过对军事实力的分析，可以发现武器的差距，军制的落后，军队的腐败，无疑的使得清军的军事实力碾压于英军，而导致这三个结果的，也即是掩藏在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背后的那根本性的原因，这就是社会的落后。

鸦片战争的失败实质上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小农社会的胜利。

所以，鸦片战争中，清军所面临的敌人其实并不是那几千名英国士兵，而是整个大英帝国和现代工业体系。

在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统治顶端的仍然是皇帝，至高无上，掌管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力，具备着绝对的权威。国家里所有的人口、土地，皆属于皇帝，皆为皇帝私人之财产，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里有君、臣、民三个单位，三者当中，君居于主导地位，其为惟一的统治者、立法者。皇帝君权神授，独揽天下之大权，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臣则辅弼君主治理国家，唯君意是从。而民，则仅仅只是钱粮力役的承担者，仅负责供上之驱遣。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典型代表，专制政体即为一个人的独裁专制，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完完全全由其个人喜恶处置一切。而雍正七年军机处的设置，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军机处虽总揽军政大权，但须无条件地服从于皇帝，所作所为，亦不过奉诏受命，承命办事而已。

虽然，清代前期连续出现了几位所谓的圣皇明君，在他们的治理下，百余年来，社会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然而，盛世之下有阴影，大清帝国在盛世的繁荣表象之下，却潜伏着一些不为当时人所觉察的危机：限关锁国、重农抑商、大兴文字狱等等。如果我们将那所谓的康乾盛世比作封建社会天空中的薄暮残阳，在那大清的土地上投下的最后一缕阳光的话，那么，在这落日的余晖中，清政府很快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微的下坡路。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耐心，去等待大清帝国的君民们慢慢醒来，鸦片战争的余烬尚未及散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又迅速响彻于虎门，轰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血雨纷飞，长痛剧烈，百年未愈。

在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这也是英国作为一个地狭人稀的边缘岛国，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关键要素。通过光荣革命，英国扩大了议会权力，打击了国王势力，削弱了国王统治，君主立宪制、两党制、内阁制等现代政治制度亦随之而逐渐发展了起来。通过颁布各种限制王权的法令极大地约束了英王的实际统治权，保证英国议会的各项权力。从表面上来看，立宪制度中的国王仍拥有着对外宣战、媾和、签约等特权，但实际上，对于这种特权的限制却是非常严格的，若不能取得议会的支持，国王将无可作为。自1714年开始，内阁掌握政策决策权，国王权力被进一步虚化，逐渐沦为了一个象征。

随着政治制度变革的渐渐演进，也逐步建立了全新的经济制度。在金融体系方面，英国建立以国债制度为标志的国家信用体系，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银行网络及以伦敦股票交易所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到18世纪中叶，国债已是百年前的八十倍。1810年前后英国拥有的各类型银行超过六百家。通过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随心所欲所制约的制度，英国成为当时欧洲金融最发达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制度的变革又促进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英国的发展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经过长期积累，英国的发展，有若脱缰之野马，一日千里而莫及之，迅速脱离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工业社会。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就此诞生。鸦片战争，实质上就是这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对抗，结局注定不会有太多悬念。

千余年来，在农业社会中，中国曾一度领先世界，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农耕文明。但却渐渐迷醉了，沉迷在天朝上国、万国来朝的幻梦之中，而西方凭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大踏步地迈向了新兴之路。日落西山的清王朝，虽仍屹立于农耕世界之巅，但与不断变革创新的西方相比，却是早已远远地落后了。

当西方推行重商主义，把贸易视为国家发展的基石，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通过海洋贸易拉动经济发展的时候，清廷却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资本主义的萌芽扼杀于摇篮之中。当西方已经跨入了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清廷却还在因为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而沾沾自喜。当西方孜孜以求地追寻着自然科学的突破，涌现出牛顿、波义耳、拉瓦锡、达尔文等一大批震古烁今的科学巨匠的时候，清朝学子却依旧埋头于四书五经，希冀着凭借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当西方已然突破王权与神权的束缚，启蒙运动三剑侠名噪一时，中国却依旧是皇权当道、专制横行，遍布全国的文字狱让无数知识分子心内惶惶。当西方各国磨刀霍霍，在海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争霸战争之时，清廷却在平定叛乱，结束征战，举目四望，国内外再不见敌手后，大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势。当西方各国已在战争催化下大肆发展武器，各种先进武器在工厂批量生产的时候，清廷却不顾世界武器发展的滚滚潮流，依旧装持着古老的骑射。当英国的一级战列舰按规定要至少三年最好六年时间建造，且每艘造价高达白银20万两的时候，清廷的水师主力战船却必须半年内造成，而造价却只有四千两白银。当英国在鼓励、剌激，乃至于奖励商船的发展的时候，清朝却在打压、限制民用船只的规模。当时的中英差距是全方位的，不是一星半点。

在工业革命创造现代社会之前，火器和远程海洋贸易已经给整个旧大陆带来了一场“近代化”风潮。弄潮儿向涛头立，在这个大潮中，欧洲人在潮头冲浪，其他封建帝国却还在犹犹豫豫地往上游，因而屡屡被欧洲殖民军队拍死在沙滩上。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这场战争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英国的煤产量高达到三千万吨,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三;钢产量已然突破了百万吨大关,占世界钢产量的五分之二;英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七,生产和出口的商品是火枪、大炮这种高科技产品。清朝的经济总量虽然远超英国,但它的庞大经济是由农业人口堆积起来的,双方的差距极大。

而在西方，在欧洲大陆上，各国之间，他们的国门是敞开的，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的科学、技术、思想、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工业革命之花在西方各国的广泛盛开。与清朝海禁政策相反，西方把海洋作为贸易的通道，凭籍着贸易控制世界。清朝海禁政策的本质，其实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采取的措施，严防出入。然而，令人遗憾地是，海禁政策仅仅可以束缚民众的手脚，并不能阻拦住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步伐。历史同样也没有按照清廷设想的轨迹发展，近代以来，历次的入侵都是从海上而来。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这本该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一次绝佳时机。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现了盛极一时的“中国风”，极具东方情调的手工艺制品让欧洲人为之痴迷不已，成为了贵族身份的象征，神秘的东方帝国，成为了欧洲追逐的对象与目标。1792年，迫切地想与清朝建立起贸易关系的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他们这一次来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但是，当马嘎尔尼穿过茫茫重洋，带着英国最新的工业革命成果来到中国，谋求通商之际，却因跪拜之礼发生了争呦，虽然最终以单膝跪拜结束这场礼仪危机，但是，马嘎尔尼在通商方面的任务，却没有得到任何收获。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傲慢，将其一口拒绝，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

清朝为何会错失此等良机？根源就在于清朝一直抱着“我为中原之国，盖乃天下之上国也”的心态，普天下，皆王土也，率土滨，皆王臣也，非我族类者，其心也必异，异心者，盖皆乃夷狄叛逆者也，夷夏之分，根深蒂固。

从1793年6月抵达澳门到1794年1月离开广州，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呆了8个月，特别是离开京城时，沿运河而行，近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事后，他是如此评价中国的：“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

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中国人总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但自此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嘎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宁波、厦门等地的海关，仅于广州一地开埠。广州一口通商长达85年，期间清政府的清规戒律更是繁杂琐碎。这种妄自尊大的封闭，令清朝的衰微不可避免，中西方差距渐行渐远。

一朝轮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幻梦，两千年风流云散后，百年来血雨腥风，千劫历尽再归来，几开凡眼向江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