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先锋诗歌童谣（先锋与坚守重返诗歌的精神家园）

《持灯的使者》（增订版）新书分享会现场文字实录

刘禾：我们今天在单向街举办这场活动，叫“先锋与坚守——重返诗歌的精神家园”，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叫《持灯的使者》。八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个旧版本的《持灯的使者》，是红色的封面。这个版本现在在市面上买不到了，好像只能在旧书店里淘到。我们非常幸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出版了增订版的《持灯的使者》，新的版本增加了十几万字，而且有历史图片、照片，还有三个附录。

我先介绍一下嘉宾：诗人芒克、诗人北岛、作家徐晓、鄂复明——他是《今天》 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但是没有挂头衔，大管家。作家张朗朗——我记得很早以前就读张朗朗的散文，写得非常妙，我们有20年没有见面了。作家、评论家李陀。散文家史保嘉，她的笔名是齐简，我在编《持灯的使者》的时候，把她的文章放在第一篇，因为她的文笔让我们体验到当时的气氛，告诉我们什么叫读诗。坐在齐简左边的是陆焕兴。

在座的嘉宾，几乎都是《今天》杂志的当事人或者与这个杂志有密切关系的人。这也是老《今天》杂志和海外复刊后的《今天》杂志的当事人第一次和公众见面，非常难得，几乎横跨将近40年。读过《持灯的使者》的读者都会记得一个日子，12月23号。38年前的这一天。一份文学刊物诞生了，它的第一期是在陆焕兴家里印的。三位创始人北岛、芒克和黄锐今天都坐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一份刊物呢？在编辑增订版的时候，我又一次通读了一遍所有的文章，并且给增订版添加了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两篇是由鄂复明撰写。可以说，这些文章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而且还是散文创作。创作的是什么呢？是另一类的文学史写作。

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一本刊物，还有这些当事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价值何在。如果说中国20世纪有过一个先锋文学和先锋艺术的运动的话，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日子，那么它发生在1978年12月23号。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朦胧诗，研究《今天》杂志学者通常说，朦胧诗人在这一天诞生了。其实，《今天》杂志的诗人并没有发明“朦胧诗”的说法，这个说法源于80年代，由于一些官方的批评家看不懂他们的诗，就把它叫“朦胧诗”，是贬义的意思。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我在《持灯的使者》序言里已经充分论述，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份文学刊物，它发表的不仅仅是先锋诗歌，而且还包括大量的散文、小说，以及先锋艺术或美术创作。

世界上最小的文学组织——只有两个人的先锋派

北岛：我记得1978年我们办这本杂志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我们回溯早期，六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段历史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食指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其实只比我大一岁，我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如果这么说的话，食指是我的老师。

我还记得1970年那个春天的早上，我跟另外两个同学（曹一凡、史康成）在颐和园的湖上划船。史康成突然背诵了郭路生（即食指）的诗，把我当时震住了，问是谁写的。郭路生。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这次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震动，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写成这么样的好诗，还以为是外国诗。我是从这个时候也就是1970年开始写作的。芒克是1971年开始写作的。芒克他们当时已经成立了一个先锋派。

芒克：1972年我和彭刚搞的先锋派。彭刚是画画的。最初我和北岛、黄锐三个在他们家，就想起办一个杂志，这是在他们家谈出来的一件事情。后来等到办杂志，取名《今天》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份，我们当时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是9月份。如果要说我们过去的一些事儿，那可就说得太长了，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写一本书，名字叫《往事与今天》。其实是北岛让我去写的，他说：“你是不是能写一些关于《今天》的文章？大概就你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是经历最多的。”像《持灯的使者》这本书，我到现在还一篇没有看。北岛先给我打电话，因为今天的日子挺重要，12月23号，是我们《今天》的创刊日，到现在已经38年。我当时认为可能是朋友聚一下，原来已经订好机票今天去沈阳，我都退了来参加这个活动。后来他们发信息，我才知道原来是刘禾编的这本书的新书分享会。

北岛：世界上从事各种各样艺术运动的人很多，没有听说过两个人办一个派别的，你和彭刚两个人办了一个先锋派。

芒克：我的书里肯定要写到这个的，非常有意思。很多人不了解彭刚。彭刚在70年代初开始绘画，他这个人很怪，我们都认为他是艺术疯子。其实彭刚比我小两岁，他是1952年的，他父亲原来是煤炭部一个重要的工程师。巧得很，他父亲跟我父亲还认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接触了大量的欧洲印象派的那些画册，包括野兽派。彭刚的画法，可以说有点印象派的影响，也可以说是野兽派的。他这个人很有天分。那时候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就混在一块了。后来我写诗，他画画，经常在一块玩。1972年的12月，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们俩说成立一个先锋派吧，于是就成立了，后来也没有人加入，那就咱俩吧。我们俩很荒诞的，也没有钱，就成立了先锋派。那个时候我们俩跑外面流浪去了，要发展先锋派，后来特别惨地回来了。五分钱买一个柿子，我这一辈子不吃这个玩意儿，彭刚说：“你不吃，我吃了吧。”他吃得挺香。

我们先锋派成立没有多长时间，当时搞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活动，就是我们两个看了美国的录像带《在路上》，凯鲁亚克写的那个。我们受到影响，也在路上。另外，我们当时觉得到外边还可以发展一些先锋派的人呢，我们想得太天真了。

煤炭部宿舍就挨着北京火车站，翻了墙跳过去就是。那个时候彭刚的姐姐给他留了两块钱，他说咱俩坐火车走，北京太没意思了，咱俩跑缅甸去得了。后来我们俩就上了火车。那时候火车查票很严，我们俩上火车后居然没有遇见查票，就拉到湖北了。我们在车上吃盒饭，钱也花得差不多，到汉口我们俩就下来，真是身无分文，那时候特别惨。彭刚说你去找人要点钱什么的，后来他又说你找女的要。都没有要过啊，我心里特别慌乱。我在街上，看着装扮有点钱的，就过去了。我找她一要，把人吓跑了，人家以为是抢劫呢。因为我不会要，我直接问“你有钱没有”，一问，她就跑了。后来彭刚说：“我去要得了。”后来特别逗，他找了一个岁数大点的女的去要，我在远处看着他，没有一分钟，那个人就开始骂他了。他过来了，我说：“为什么骂你啊？”彭刚说：“我没有说什么，就管人家叫了一声大妈，肯定人家不爱听了。”反正挺狼狈的。最狼狈的时候，我们说干脆投奔收容所得了。没辙！饿，没有人给吃的，也没有人给钱。

后来我们俩真找了一个收容所，去了，叫人给赶出来了，不要我们。我们俩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又跑到汉口火车站，想尽办法混上了火车。这个火车往回开，当时还没有到河南。

史保嘉：芒克，我在这里插一句。那时候你们不是身无分文，而是还剩五分钱。两个人商量，彭刚说：“芒克，你拿着五分钱买瓶水洗洗脸，然后去要钱，你比我长得好看。”

芒克：这是到信阳之后的事。因为我们俩又上了火车，但过了一站就把我们给赶下来了。赶下来之后，我们俩那个惨啊。小站很小，不让上车了。我们没办法，干脆沿着铁路走吧，走到下一站再上。那可怕啊，都到12月份了，也不见人，完全雾茫茫的。你看彭刚，他一点苦都吃不了。他不能吃苦，一直说累，我说累咱也得走，要不然死在这儿了。我们俩到了一个小站，很饿，朝人家要吃的，没有人给。后来有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我们说拿东西跟他换一换，于是就把衣服给脱了，他给了我们两块钱、两斤粮票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给了几个烧饼。我们俩吃饱了以后，搭上火车，到信阳后又被赶下来，交给了车站派出所。

后来我们还真碰到一个好人，一个30多岁的女的。我跟人家把情况说了以后，她也给了两块钱，让我们吃饱饭，到那个小楼找她去。吃完饭到小楼一看，原来是信阳民政局，我们把情况说明了，她说你们谁告诉我一个家里的电话吧。当时我母亲在复兴医院工作，我只有复兴医院的电话。后来居然打通了，还找到了我妈。叫我接电话，我一听，我妈的声音吓我一跳，我妈说：“真是，你又跑哪惹事了？”后来就被送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先锋派的经历。

史保嘉：《今天》杂志诞生的时候，我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参与。但是跟这些朋友很多都认识，一起看书，一起写东西，一起交换一些诗歌等等。刚才芒克讲到他跟彭刚两个人成立了一个先锋派，一起出门。其实当时这样的故事大概有很多。我说一下我的哥哥。我哥哥是史康成，跟北岛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刚才北岛讲到去颐和园朗诵诗，三个同学里头就有他。史康成曾经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一直骑到泰山，最后又骑到了青岛。当时这些人不甘于过很平淡乏味的生活，愿意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黄锐：我16岁去内蒙古插队，在插队的地方正好碰到了北岛(注:1969年秋，北岛去内蒙兵团探望他的弟弟，顺路去看在左旗插队的北京四中同学，其中有王大理和唐晓峰等人，也有黄锐和他哥哥），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王大理跟北岛很熟，他已经去世了，比我大几岁，我们都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我们在插队的屋子里头放一个电唱机，整天听《蓝色多瑙河》等一些音乐。和北岛认识之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在北岛这个圈里(大约1971年黄锐病退回京)，我又认识了芒克，还有其他一些《今天》的朋友，像诗人多多等。北岛家里有一个不定期的沙龙，我在那认识了保嘉。大概都是在70年代初，1972年到1974年，每年冬天都有这样的诗歌朗诵会。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两间房子，父母在外边，他们占里面这一间，把门封死，把窗帘挂好然后开始朗诵诗。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我们绕不开技术的学习，画画哪那么容易？而且刚才芒克说到彭刚的一些事情，有一个让我萦绕不去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艺术先锋派，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艺术他是在家里解决的，这个作品并没有曝光，没有发声，也没有与公共社会和公众人群有联系，他独自经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释。

我的作品发表在1979年，还算是比较早的。它是正式的展览，所以它是被曝光的、抽象的作品。现在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些情况，它署名是1972年，在家里自己画的。你说这个事情，形成了他的背景、他的概念吗？然后他怎么建立一种脉络关系？我觉得不太清楚，而诗歌是先知先觉的，那个时候有黄皮书嘛，是直接接受西方的文化再转化，加上自己敏感的思想，有一种追求，有一种对话。这个对话不仅存在于他们个人之间，而且是存在于年轻人，包括不只我一个，像彭刚这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喜欢美术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头，还有其他一些有志在音乐上的，比如弹吉他的，拉小提琴的，这样他也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面，也是受到这种沙龙文化的影响。

1978年的秋天在我们家聚会。我能想起当时的风景，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雾霾。这种聚会，是经常不断的，有的时候在北岛家，有的时候在我家。北岛家在三不老胡同，我家在西城区赵登禹路一个路口，都很近。有的时候不打招呼，那时候也没有饭馆，就串门去了。其实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习惯，大概是周末之类的日子，到了晚上，他们就过来串门。一个小四合院，也是破破烂烂了，当时“文革”搬了几家邻居进来，可是还是感觉是自己的院子；院子里头有自己种的一棵大杨树，长得很大。杨树到了秋天，感觉不错，它的叶子风一吹，沙沙作响。

“今天”，首先永不过时，永远代表最现代的

芒克：当时9月份，我和黄锐、振开（北岛）在黄锐家商量办一个杂志，然后还要组织一个编辑部。我们组织头一次编辑部的时候，已经到10月份。最初编辑部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北岛找来的，一共是7个人，现在在场的有4个，陆焕兴、黄锐、我和北岛。另外还有刘禹，也是当时介绍我和北岛认识的人，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还有张鹏志、孙俊世，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是干吗的，但肯定是学问比较深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他们都是北岛带来的。当时我们7个人组成了《今天》第一期的编委。然后在张鹏志家商量讨论——他当时住在鼓楼和钟楼西侧的小街上，也是一个四合院，大家一致同意办这个综合性的文学性刊物。北岛建议每一个人出一个刊名，大家都同意，就算定了。大家都取了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我当时突然脑子一闪现，就想起了“今天”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今天”，首先永不过时，永远代表最现代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大家会同意，但当我说出这个名字以后，大家都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有了《今天》杂志。

黄锐：我说一下芒克。其实他早年非常的先锋，把我震住了。就是在刘禹的家，刘禹的家离他家不太远，在北影宿舍，一排红砖小平房，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划出小院子。在那个小院子里，芒克来了，带着严力，拿着手抄本的诗。芒克说刚写的诗，我一看，现代主义，诗的名字叫《绿色中的绿》。我那个时候刚从青岛写生回来，感动得不得了。绿中之绿，就是非常抽象啊。你自然努力了半天，怎么也进入不了那种状态。后来芒克说这个诗，还不能让别人抄，他要自己带走。

芒克：这个诗后来也烧了，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了，失传了。

黄锐：还不如那个时候让我带走呢。

芒克：再也没有这首诗了。这首诗还是我比较长的一首，估计有三百多行，1973年那个时候写的。这首诗基本都是在1974年前烧的，因为我离开白洋淀之后，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啥用，也没有地方搁，不能背着这些东西，后来就给烧了，再也没有保留。

我第一本诗集叫《心事》。之所以能出这本《心事》，是因为北岛最早出了第一本诗集，叫《陌生的海滩》，他希望我也出一本诗集。可是我没有诗。北岛说：“你的诗呢？”我说：“没有了，全烧了。”他说：“我帮你找啊，你再写啊。”后来真帮我找到了，从赵一凡那找到的。我1973年一些主要的作品，好多都是赵一凡给收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从哪得到这些东西的。我们就一块印了这本诗集。《心事》封面就是黄锐设计的，画得很费劲。因为我们三个人一块印了这本诗集，好像是在9月份之前，后来我们几个人关系就比较信任了。

北岛：赵一凡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徐晓：12月23号，就是在38年前，这一天大概晚上6点多钟，天没有完全黑，还能看见人的时候，我在赵一凡他们家的胡同口——人民出版社门口，看见了北岛、芒克和陆焕兴。他们提着小糨子桶，自己拿面和的糨子，在那贴《今天》杂志。他们还贴在北大、人大那些大学，最后贴到人民出版社门口。我从那个胡同口路过，去赵一凡家。我以前认识北岛，一看就问他们在这干什么，他们特别激动，说我们办了一个杂志，叫《今天》。之后我去到赵一凡那儿，赵一凡说，他知道这个办杂志的过程。

赵一凡是谁呢？他是一个残疾人。我的《半生为人》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无题往事》，比较详细地写到了赵一凡这个人。从第二期杂志，我才开始介入。从第二期开始由黄锐设计，那个天蓝色的封面，一男一女两个侧面头像的。当时所有的民间刊物中，这是唯一用铅印的，内文不是用手刻的钢板，而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之后，我们经历了朗诵会，经历了星星画展等等。

从我来讲，那个时候很年轻，可能比在座的所有人都年轻，还在北师大读大学一年级，这种接触都是特别偶然的。但是当时被这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然后就投身进去，可能根本不会仔细想这件事情。后来到80年代、90年代，越来越多人提到这本杂志，尤其是这些诗人，随着北岛这些重要诗人的诗的出版，被越来越多的人谈论。

回过头去看，好像我们干了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时干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我们只是随着自己的心，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而且它让我们觉得生活不一样了，我是第一届大学生，校园里思想很活跃，每个人都有追求，觉得这是一件让生活变得特别美好的事情，它真的是改变了人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风景，另外一种生活，也从中体会到很多生活的意义。

陆焕兴：当初所以能走到一起，其实很简单，就觉得生活可能还有另一面。比如刚才有人提到，当时有白皮书、黄皮书、黑皮书，是吧？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珍惜的东西。大千世界不可能是一个颜色，于是我们几个人凑到一块了，从此《今天》就诞生了。我在里边尽了一些微薄之力吧，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因为我笔下没有东西，也不写东西。

当时我的情况比较特殊，这批人里我最年长，今年74岁了，当时是30多岁。我已经结婚成家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住在农民房里面，因为家里头父母不同意我这一桩婚姻，所以不能在家住。这个农民房，就在现在的昆仑饭店对面，亮马河再往西一点。当时那儿比较背，属于三不管地带。因为别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你折腾得乱七八糟也不行，于是这个杂志就在我家里应运而生了。

当时出来了以后，肯定得往外贴。害怕了，怎么办呢？当时自行车后面都有一个大牌，把那个号给盖住了，因为当时很有可能，把你的自行车号记下来，按照车找你的人。这是第一件事，把号盖了。

北岛：这是我盖的，我打的糨糊，从我家出发的。

陆焕兴：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就出发了。因为不知道前面的凶险，总是还有点担心。

是什么样的文学信念让他们坚守40年

鄂复明：《今天》前边的那些事，我都没有参与。我到《今天》之前，是在内蒙插队。放了12年羊，把人都放傻了，除了给国家贡献点肉。放羊，第一别让羊丢了，第二别让狼吃了，因为要是吃了，我就完了，那属于国家的财产。我在内蒙把最后那一帮羊放完了，回到北京待了三天，还没有缓过劲来，就接了《今天》这群“羊”。按我的性格，我就这么做下去了。实际上，我对现代派的了解，还不如一个读者，我是一窃不通。两年以后停刊了，后来赵一凡去世以后，所有的资料都到我的手上了。我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这些东西。

我跟大家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东西让大家坚守了40年。很多学者把这定为朦胧诗。朦胧诗，肯定不是一个好词，认为难懂晦涩古怪。可是我在接触早期《今天》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朦胧。不朦胧到什么程度？就是除了北岛那个《我不相信》，大家谁都能读懂。我后来得出一个，就是它和整个时代是关联的，是这个东西使我们坚守了40年。

北岛： 1990年在奥斯陆开了一次编辑会，李陀和我参加了，这次编辑会做了一个决定，《今天》在奥斯陆复刊。

李陀：我跟北岛其实认识很早。但是我参与《今天》很晚，是1980年以后。为什么参与呢？我要说一下往事。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是在北大，我到北大去找陈建功玩。找完他从宿舍出来离开北大的时候，好像是37楼——现在被拆了，好多人围着在看一个新贴出来的东西。估计那个时候北岛他们贴完走了没有多久，糨糊好像还湿着，我就开始看北岛的一个组诗。说老实话，那里头有一首诗震动了我，让我永远记得，题目就叫《生活》，诗就一个字——“网”。这首诗应该说整个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徐冰写过一篇文章，说起《今天》，说起北岛他们，就说他自己比较迟钝，我也觉悟得很晚，是很迟钝的。直到看到北岛《生活》这首诗，那个“网”字之前，我对文学的理解是另外一种，可以说，这一个字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这个话我跟北岛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哥俩其实是老交情了，但我不太说私人之间的事儿，说的多是公事。

我要告诉大家，当时在奥斯陆开会的时候，这十多个人凑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纳闷：我们凭什么要在海外办一个刊物？没有钱，没有人，作者在哪里？在哪里印刷？谁给印？一概不知道。但是这十多个人就在那梦想，说我们一定要把《今天》恢复起来。我现在想起来很感动，我想大家听了也会感动。

刚才老鄂说是什么样的文学信念让一个刊物坚持了近40 年，让围绕刊物的那么多读者和作者也都一块坚守这么多年。是什么东西？

我只想说一件事，北岛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那个“网”。如果说只有一个字的一首诗，能让一个人重新思考文学，重新思考世界，重新思考他和人生的关系、他和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诗也应该这样。90年代以后，我曾经很悲观，市场经济起来，大家都奔钱去了，谁还写诗啊？谁还看诗啊？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恰恰这些年写诗的人越来越多，多得简直是超乎你的想象。诗人到处领奖，我有几个诗人朋友，说是领奖领得手都软了，说实在的，这些奖还领它干吗？

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么多人都热爱诗都写诗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写出那种诗呢？就像北岛、芒克当年写的诗一样，一读就觉得旧的世界崩溃了，在期待一个新的世界，在期待一个新的理想。今天的诗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鲜活的过去，是一个比文学还要珍贵的东西

欧阳江河：当年《今天》最早那两年，老《今天》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史、当代文明史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是每个人在这里面能够照镜子一样的历史片断。

我觉得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向在座这些文学前辈们致敬。大家能够在《今天》已经有38年这样一个日子里，还能够记得《今天》，而且受到它的精神感召，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让人感动。

那么关于《今天》，我想说四点。一个就是时间。“今天”这个名字大家一致认可，它代表一种时间观。其实这种时间观不是一种现代性。现代性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切割，今天为止，过去的要放弃，然后走向未来。但是“今天”这个时间观永远都是今天，不过时，某种意义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也就是已经包含了一个永远的年轻、永远的时刻这样的时间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现代性的时间最后导致古老的东西、落后的东西。

一个是地点。这个地点就是第一期《今天》诞生的地点。刘禾在序里面说其实《今天》真正的主人是这个地点。了不起，这是巨大的发明。因为这个地点，人们走向某一个地点。很少有一个杂志，可以有作者有读者有书本身，还有印刷等等东西。伴随一本杂志，一个地点成为一个巨大的主题，成为一种象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估计可能在人类书籍史、杂志史上是唯一？我这个断言太狂妄了。就是这个地点，我是第一次听到，它是一个农民的房子，属于城乡接合部的，三不管，现在已经成为市中心了。这挺有意思的。想起黄锐说他们那个年代，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之所以能发生，已经与农房有关。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只有平房，只有四合院，当代艺术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你在里面画油画画人体肖像什么的，万一那些老太太们眼睛一瞅你干吗，马上把你给告了。但是二楼就瞅不到啊，所以当代艺术跟二楼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文化艺术跟地点等这些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的诗《晚景》里面讲黑暗的细节。老陆这个三不管、农民的房子，父母不承认他的婚姻，不跟父母住一起，他自己就是家长，我们要感谢老陆的父母，不同意这一段婚姻，这就是黑暗的细节，有意思。

最后我要说到人物。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觉得看起来都特别年轻，但是其实他们也都不年轻了，他们有活生生的东西，鲜活的东西，生命的延续，生命的照耀，生命的凝聚，这个造成了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鲜活的历史感。我们今天上面在座的这一排，我估计除了刘禾，谁都不能给在座的年轻人一个未来。刘禾可以，你们去读她的博士生，出来就是大博士了。其他的人我觉得很难，但是有一点，他们，可以给年轻人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给你们一个过去。最难给的，人类最古老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过去。而我们今天最欠缺的就是过去。《今天》作为一个故事，从文学史上、人类文明史意义上去理解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时间、地点的构成，然后加上人物，可以给大家一个过去。这个过去会随着我们的生命消逝。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人类越来越富有，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越来越无聊，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给你们一个鲜活的过去，这是《今天》能给出的，比文学还要珍贵的东西。

最后我谈到书。《今天》是一个杂志，咱们今天再拿到这一本谈论《今天》往事的书，也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持灯的使者》这本书的标题用的是北岛的诗，我其实早就读过这首诗。刚才在读的时候，又有另一番特别的感受。充了电的大海，这个海上驶过一艘船，船上载着一群持灯的使者。这一群持灯的使者驶向一个什么地方。最后讲述的是黑暗的细节。这都具有象征性，大海、行驶、船、远方、灯、黑暗，所有这一切里面，第一个意象非常有意思，叫充了电。

刚才我们在讲话的过程中就响起了一些手机的声音，现在的电都充到哪去了？充到手机里面去了。那个电可能24小时充一次，电里面的内容是一些电话声、短信声，然后大家讲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变成我们的历史，变成提供我们历史的电了。但是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充电的大海，这个插座在哪里？这个电来自哪里？我真是感觉到很难回答。

大家都知道灯塔这个意象，就在水里的。灯塔不是说作为一种引导，不是让我们走向它，而是让我们避开它。凡是有灯塔照亮的地方都是有危险，有礁石的，会让你触礁。我们《持灯的使者》，在灯塔本身的原始意义，和它最后所延伸出来的象征意义、文学意义，还有黑夜，中间这个差距构成了文学历史全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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