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妈妈的关系是怎样的（妈妈的妈妈叫什么）

睡前聊一会儿，梦中有世界。大家好，我是党报评论君。

如果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改成“摇啊摇，摇到姥姥桥”，你愿意吗？

近日，有人发现沪教版一篇小学课文《打碗碗花》里的“外婆”，全被改成了“姥姥”，而原因是：“外婆”是方言。一时之间，网友纷纷表示不解：有人替作者鸣不平，岂可任意修改原作；有人搬出了《尔雅》《史记》，论证“外婆”才是雅言正音；有人则把《狼外婆》改成《狼姥姥》、把《外婆的澎湖湾》改成《姥姥的澎湖湾》，段子层出不穷……

事后，上海市教委已责成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向社会致歉。不过，外婆还是姥姥带来的讨论，还是停不下来。其中，最热门的观点莫过于这两种：一些上海朋友忧心方言式微；而其他人则把姥姥、外婆之分延伸到南北之别，开启了继元宵还是汤圆、小年是哪一天后的又一次争论。

事实上，双方大概没有弄清，文章作者并不生自申城的里弄，而是地道的关中女子。而“外婆”也并非南方专利，陕西、甘肃甚至河南的一些地方，也都通用。可见，“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多样的山水养育了多样的风情，绝不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昆北弋东柳西梆那么粗线条。正如山西陈醋，东北酸菜，福建酸笋，云南酸汤，同是一酸，却各有滋味。

其实那篇课文里，最动人的不是“外婆”等口语表达，而是那朵碗碗花。碗碗花，有的地方叫小旋花，有的则称狗儿蔓；即便同称“碗碗花”，也有“摘碗碗花打破碗”和玉帝因花朵贪婪而打翻礼物等不同传说。我们不必考证哪种说法、哪种称呼更合理，毕竟，口耳相传、约定俗成的内容，早已形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文学，恰恰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记录下红土地的热情奔放，黄土地的苍茫质朴，描摹了田园牧歌的边城风貌、磨砖对缝的古都气质，道出生活的实质。

近年来“方言写作”刮起的文学飓风，就是为了还原多样的文化与生活。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写弄堂故事；颜歌的《我们家》让读者有“想吃四川肥肠粉”的冲动；还有曹乃谦、贾平凹的作品中溢出纸面的山西味道、陕西风情。事实上，这并不是新生事物。前有《楚辞》后有《红楼》；鲁迅《阿Q正传》中，绍兴话“肚里一轮”，写出了赵太爷心中盘算利弊的精明狡猾；陈忠实的《白鹿原》如一曲秦腔，“毛不顺尥蹶子好犟个牲口！”骂出了脆爽憨实的精气神……不必通篇方言，只一两个生动的俚语，就写活了整篇文字。

方言文学的可贵，并不在于记录生活发明的生僻言语，而是留下言语塑造的生活。对于外地读者而言，方言打开一方新天地。而对于本地读者和作家自己而言，方言就是母语，就是乡愁。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样生活。正如蘸惯油碟就吃不了麻酱，独特的意象、细微的情愫，很难用不熟悉的语言表达。金宇澄说“方言写作，就是想让人意识到如何开始学说话。”的确，那些从娘胎里自带的文字，最为生动丰满。云南话里的“鬼火绿”，潮汕话的“月娘”，闽南话的“姿娘”，或传神，或雅致，绝非生气、月亮、已婚妇女等通用词语可以翻译。

但方言之于文学，并非越原生态越好、越土越值钱。有人说：方言是味精，搁一点点，味就提起来了，搁多了就苦了。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的小说《旋涡》充斥着各种方言，不查字典难以卒读；国内也有人热衷于音译难以书写的俚语，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这何尝不是“以文害辞”？孙悟空喜欢自称“外公”而不是“姥爷”，大概和作者的家乡有关，但《西游记》成为经典，反而要归功于使用通用书面语写作。同样，当下备受欢迎的地域文学，无论是用“湘普”还是“广普”，方言只是“开胃小菜”，脱离了普通话创作这盘“主菜”，就只是自娱自乐。

保护方言也一样，脱离了推广普通话这一前提，就容易自说自话。前段时间，“我四渣渣辉”（我是张家辉）“乌拉辣拉氏已馊”（乌拉那拉氏宜修）等粤语普通话，让网友乐开了花。但反过来说，若不是推广普通话，完全难以想象港台明星和东北演员搭戏，徽州商人和云贵老板谈生意，上海申花队使用湖北籍球员……只不过，语言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敲竹杠、忽悠、大腕等方言词因为文学、影视的传播而成为通用汉语。这么看，把“外婆”当做方言自然不合时宜。

叫外婆还是叫姥姥，都是生长于不同地域的约定俗成，都不改外祖母这个“所指”。一次争议，却让我们反思，无论是为了营造开放环境，而对方言如临大敌，还是为了保护地域文化，而盲目要求方言写作，都不可取。《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认为写作要“使字里行间响彻真实的声音”。只要适合表达生活的真善美，方言与普通话，绝不是单选题。

这正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说，好宝宝，你为啥管我叫姥姥？

（文 | 石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