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图腾的来历（猛虎古蜀人的图腾）

朱文灿 朱 帆

核心提示：古蜀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从早期的鸟崇拜，再到后来开明王的图腾虎崇拜；从开明王南迁，沿途在芦山、西昌、云南留下的众多虎文物发现，以及依据虎文物与当地文物的相似性，可以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古蜀后人迁徙、消亡路线。

众所周知，虎是百兽之王，丛林之主，也是勇猛、威武、雄壮的代表，王者地位的象征。《格物论》云∶“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 须健而尖，舌大如掌，项短鼻 。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国人对虎的崇拜由来已久，长沙南陀大塘遗址中出土的7000年前的土陶器，出现人面虎头的“长獠牙人面纹”。65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也有蚌壳堆塑的虎形象，与龙相对，虎居左为尊。甲骨文“寅”字如箭矢状。

《说文》中“寅”意为“阳气上升，虽上有冻土，必破土而出”，与虎的凶猛刚阳之气契合。所以，古人往往寅虎相配,龙虎并称。《周易.乾卦》以龙虎比喻乾坤、天地，龙飞在天、虎行于地。龙虎星象视为守护星神。《史记》记载，刘邦“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如果说商代铜器虎食人卣反映古人对虎的畏惧，那么，在战争的虎烙印，则代表对征服的渴望，行军打白虎幡旗，晓勇者为“虎将”，调兵用虎符，兵器有虎纹。 古蜀人崇虎，反映了古蜀时代对神的崇拜和对自然的畏惧，更将人兽关系看作人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天地，以威猛的虎驱逐恶鬼，取避邪之用。虎代表自然界，象征人对自然的恐惧，但又必须附着自然，表现人性的软弱。在茹毛饮血的年代，图腾的出现对于人显然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古蜀人眼里，虎图腾是美丽而圣洁的，是他们对于祖先和世界的思索，是打开古蜀人内心世界的窗口。

一， 古蜀金虎、青铜虎、玉石虎

甲骨文是商王室的“档案”，在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两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商代大墓，出土了大量以变体虎形扁足和虎形耳形式出现的鼎，青铜礼器上频繁出现的虎造型，而且以圆雕或高浮雕的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写实倾向，而虎方国确实是个崇拜老虎的国家，正因此，这个地方也被认为就是虎方国所在。

图（1）民间收藏古蜀文化金虎头

根据卜辞，专家们推测：坚强的虎方人不肯臣服于殷商，于是举族迁徙，辗转逃到川藏高原，并在成都平原定居、立国。由于龙虎尊的器形和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器的器形、风格极为类似。有人就推测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四川盆地位于中国的地势的两级大陆间，处于青藏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呈西高东低，整个盆地里既有3000多米高的高山，也有几百米的丘陵，也有中部的平原，使得整个四川地貌复杂，尤其以山地居多，而这种地形非常适宜老虎的生存繁衍。古蜀国时期森林自然复茂，生态环境变得十分原始，虎患是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灾害。《华阳国志》卷1就记载秦昭王时白虎为害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五代宋初，成都城和永康军城出现华南虎入城事件；宋代四川盆地丘陵地区的果州、阆州、集州、蓬州诸州群虎出没为害，官府组织捕杀。四川盆地从平原到山地，从城市到乡村，老虎繁衍滋生，形成了虎群纵横四野，“人少豺虎多”，人被虎驱赶的特殊场景。

四五千年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虎，通长11.6，高6.7厘米，重7.27克。系用金箔捶拓成形，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状。出土的青铜虎残长43.4厘米，宽13.05厘米。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一面微拱呈半浮雕状，光素无纹，另一面全身铸有虎斑纹凹槽，槽内由小方块绿松石镶嵌填充平整。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尊，圈足高12、残高43.3厘米。器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弋状，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构型，龙眼浑圆，身饰菱形重环纹。尊腹部为三组相同的花纹，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虎颈下铸一人，人头上对虎口，人物曲臂上举，两腿分开下蹲。

在成都金沙遗址已发现石虎12件，均作伏卧状，直颈昂首，前肢前伸，后肢向前弯曲而卧，虎口大张，虎口内、眼、耳、胡须均涂饰鲜艳的朱砂。雕琢完成的石虎整体看去，狞厉威猛，拙朴自然，静中寓动，生机勃勃，确为商周时期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精品。有趣的是，金沙遗址个别石虎口中只存三齿或二齿，而在残缺处发现有某种胶状物质，表明过去曾对此处做过粘接处理。

民间收藏的一件圆雕玉虎，直颈昂首，前肢前伸，后肢向前弯曲卧于地上，虎口大张，虎口内、眼睛、耳部、胡须上都涂有鲜艳的朱砂。古蜀先民将重点放在虎头部，精细地雕刻出了虎的眼、耳、须和虎特有的“王”字斑纹；在虎的口内、嘴部、胡须间，细部特征表现得十分细腻，充分表现了虎的威严与凶猛，狰狞与残忍。虎的两条后腿突起，显得强劲有力。后腿间有两条小沟槽，恰好把虎的后腿的结构表现得清清楚楚。这充分说明，古蜀人对虎是非常熟悉的。虎的形象整体看去，威猛而狞厉，自然而拙朴，在静态之中蕴藏着动感，生机勃勃，充满力量。

另一件玉虎张口露齿、昂首怒目、双耳竖立、长尾上翘，两脚呈行进状。颈部粗而短，几乎与肩部同宽，肩部、胸部、腹部和臀部均较窄，呈侧扁状，四肢强健，犬齿和爪锋利。民间收藏的铜虎的表面凸起为高浮雕，中间留有凹槽，背面中部有两个小环形钮。此器造型与广汉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出土的一件铜虎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后者要大一些。

金沙遗址的铜虎在出土时周围有一些绿松石片。因此，推测它可能与三星堆铜虎一样，也是在器身凹槽上镶嵌绿松石片作为装饰。两者完全相同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应是古蜀人文脉传承的具体表现。

《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提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据记载推断，“人面虎身”当属虎类，“皆白”为白色，所谓“开明兽”有可能就是巴人的图腾白虎。从荆楚地区入蜀后来成为蜀国开明帝的鳖灵氏族，是巴人的一支，他们将巴人的图腾信仰带到了蜀地，所以虎也成为开明氏的象征，人们也称之为“开明兽”。 巴人中尚有廪君蛮一系，起源于鄂西北地区。《后汉书》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晋中兴书》也称：“巴氏之子务相，乘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廪君，子孙布列巴中。”可知世代崇尚白虎的廪君巴人，也有支系北上来到大巴山地区，与板楯巴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共处格局。

图（2）古蜀文化玉虎粗犷凝重，张口露齿、虎颈壮硕。

《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秦并巴蜀后不久，秦、蜀、巴、汉境内有白虎横行肆虐，先后伤害千余人，秦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白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重赏之下，板楯蛮巴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登楼射杀白虎，一朝患除。”廖仲药等板楯蛮勇士因而立下大功，秦昭王通令嘉奖，并大幅度减免了巴人的赋税，减轻了巴人违法时的刑罚。古蜀人崇虎当是体现古蜀人宗教的意义，他们将自己的灵物安装在了虎图腾之上。同时分合、转化是原始艺术常用的两种手法。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玉器上虎、鸟、人、树木的组合，将某几种动植物的自然属性附会到虎的身上，以强化虎的神性。

二、古蜀国兵器上的虎

虎符，亦称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物，多以铜铸而成。因虎为“百兽之尊”，以其凶猛和百战百胜而被崇拜，于是标志军权的兵符便被铸造成虎形，由此得名“虎符”。虎符于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完整的虎符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合在一起呈虎状。虎符的内切面并不是平整的一面，而是凹凸不平的，在其颈部甚至还有一个很深的凹槽。两枚虎符合在一起时，会严丝合缝，宛若一块未被分割的整体。虎符上小篆铭文共计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大致意思是说，此为调动兵马的信物。右半边在皇帝手中，左半边在这块，则在古时候名为杜地的将军手中。当时凡调动50人以上的甲兵士卒，就需要核验虎符，才能派兵。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秦朝阳陵错金铜虎符是最为珍贵的一枚。此符左右两半俱在，其形为伏虎卧地，昂首前视，长尾曲翘，四足向前平伸，神态逼真，威武生动。沿虎符脊线虎颈至胯间，左右符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阳陵即今陕西高陵县，因其铭文提及“皇帝”，因而考古人员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初之物，其左授予阳陵的统兵将领，其右在皇帝手中。阳陵虎符铭文二十四字，虽字径不逾厘米，却字字清晰，谨严浑厚，骨劲肉丰，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因为虎符是发兵之物，贵在谨慎严密，所以，虎符多做得短小而易于藏匿。其实虎符只是古代兵符的一种，而且材质除了青铜外，还有玉质和木质的虎符。比较而言，玉质的防伪性更强，因为同一块料雕刻出两块虎符，其纹理结构，几乎是找不到相似的了。但是，玉质易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增加了许多未知的变数，所以秦汉多数兵符都是金属材质。

《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传》 中就有记载巴人祖先廪君魂魄化为白虎的故事。 直至两晋时还流传着江汉流域廪君后裔貙人化虎的传说。虎形符号也是巴蜀符号中最为常见一种，早在卫聚贤先生1942的文章中就有讨论。虎形符号与手心符号、花蒂符号并列为巴蜀符号中最常见也是最代表性的符号类型。目前发现的虎形符号分布于铜兵器、铜乐器和铜玺印上，其中约90%都出现在兵器之上。

图（3）老虎一只虎足前伸。尾巴高卷，锯齿獠牙，形象威猛。

1972年四川郫县独柏树出土的一件虎纹青铜戈长25.2厘米，宽13.6厘米，高2.4厘米。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栏处有三穿。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阴刻巴蜀文图语。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目前, 对虎形符号的看法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图腾说。目前发现的虎形状符号绝大部分都出现在兵器上。 可以看出，虎形符号虽然都是“虎”但其形状结构却有不小差异。2，族徽说。有学者指出虎形符号常与手心纹、花蒂纹等图形符号相结合，是古蜀人与巴人将其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含有神化及族徽的性质。3，文字说。主要是认为虎图形是一种单符象形字或图画文字。文字说是从图形本身出发，解释了大量虎形符号组合，有一定合理性。但文字说又无法解释部分独立出现的、线条复杂、装饰繁复、变形夸张的虎形符号。4，虎神说。此种观点认为巴蜀青铜兵器上的虎形符号应该是虎神，是一种具有主宰多方事物的伟大神灵，象征勇猛如虎的战神。5，文字说。目前，学界更倾向于将巴蜀符号归为一种文字。

2，巴蜀符号作为一种以图像理据性为主早期文字符号系统，它本身就与纹饰、图腾等图形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虎崇拜并非巴蜀文化所独有，虎纹同样是中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纹饰。商周，在西周的兵器、礼器、陈设器中普遍而广泛存在，并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仍有所见。目前藏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妇好铜钺上，也饰有虎纹，虎食人纹下有铭文“妇好”二字。巴蜀符号中的虎形符号是属于巴蜀符号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蜀虎符往往是与其他符号一同出现，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文本的。这也是文字符号与图形的一个区别。从战国巴族虎纹中上可以看出，虎形符号与其他巴蜀符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符号。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巴蜀虎纹艺术，主要采用阴线和浮雕的表现手法制作出来。阴线构成的虎纹凸显了老虎怒目睁圆、锯齿獠牙的威猛形象。浅浮雕虎纹则栩栩如生，刻画细致，将老虎的眼、牙、舌、鼻、爪等细部特征都表现出来。

自古以来巴蜀人就有着与“虎”有关的文化习俗，行军打仗、宴乐欢歌，这些主要的社会活动都能见到“虎”的身影。一种军中乐器虎钮錞于，用于宴乐、壮军威和指挥军队进退，使用时用绳悬挂横梁上，用棒槌击打，会发出低沉浑厚的声音。錞于广泛见于南方。但是，将系绳之钮作虎形，则是巴蜀人独特的传统。

重庆三峡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虎钮錞于，形体硕大，造型厚重，音质优良。其上部的钮为一张口龇牙、翅尾欲扑的猛虎，极为生动，是巴蜀人崇拜虎的又一重要物证。古蜀青铜兵器戈长约二十余厘米，其虎身为浅刻阴线纹，虎头为浅浮雕，一只虎足前伸，其头身相接处，采用透雕，后部不与戈身相连，看去像虎从冥冥之中突然跃出，艺术效果呼之欲出。

图（4）玉角杯的虎粗犷凝重，张口露齿、虎颈壮硕。

更加珍贵的是，这支戈身上刻有一段铭文，是当时古蜀人使用的文字。但是，至今无人破解其含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引《世本》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巴氏子务相……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一些史书上还记载着当时西南地区的“賓人”、“夷人”等，是崇虎的部族，也以虎为图腾。在民间收藏的众多玉虎身上可以看出，古蜀国工匠展示了精湛的手艺，他们似乎受到了某种宗教感情的支配，醉心于这种交流方式。刻画的虎，大都呈昂首伏卧之姿，虎口大张作怒吼状；前爪与后爪皆向前弯曲卧于地上，臀部微耸，向上倾斜，大有蓄势待发之状；粗犷凝重，后肢有力，虎颈壮硕，虎口大张，虎牙尖利，威猛异常，双翅做振飞状，神态殊妙。可谓：一扑惊天下，三掀百兽惊！

古蜀人喜欢在兵器上装饰虎纹。一只青铜矛长约20厘米，后面安装两三米长的木杆。矛头上的虎为阴刻线纹，虎头前还有一个不知其意的符号，更增其神秘性。古蜀人善战，剑是随身武器。古蜀剑极具特征，长近50厘米，宽3厘米左右，像一片柳叶，细长清秀，故又称柳叶剑。剑上刻着一只斑斓的虎纹，低头矮身，长尾微卷，像匍匐隐伏的猛虎，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充分体现了古蜀人的勇敢无畏。

三、古蜀虎的艺术魅力

民间收藏的古蜀器物表明，古蜀人喜欢佩戴小型化，浮雕多的虎形、鱼形、蛙形、鸟形、龟形等动物玉挂件。古蜀虎形佩一般都十分写实，造型简洁生动，刻有斜向细线，腹部有孔，用于穿绳佩戴。古蜀先民在虎的身上，发现了各种自己不能替代的、无比重大、无比神秘的功能，因此，虎成为古蜀先民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角色。不惜用稀贵的金、青铜、美玉雕琢出大、小老虎的形象。

民间收藏的古蜀龙虎纹玉尊从肩部、腹部和足部，均被平分为3个画面，由3个立体的龙头和竖起的扉棱间隔成三等份，肩部三条蜿蜒的龙游荡在空间，龙头伸出铜尊肩外，每条游龙后面还尾随小龙一条。腹部用镂空扉棱隔成3个相同的画面，主体花纹四周布满了饕餮纹。足部饰以饕餮纹一周。从整体上看，3个部位的纹饰衔接得紧密流畅，浑然一体;从主体花纹看，龙、虎、人造型庄严稳重、奇特神秘，特别是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从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比起用高浮雕法更具有一种威武逼人的悍气。这种手法既适应尊的特定造型，又表现出纤柔亲和之意，似乎在呵护着蛙形裸人，折射出神秘莫测的魅力。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虎的图像特点看，制作者在塑造虎形象时充分利用了石料本身的纹理与天然色泽，如其中一件采用天然的蛇纹石化橄榄岩雕成的石虎，其黑色石料上遍布的白色纹理即被利用来表现虎斑纹。石虎雕刻细腻，造型完美，雕刻重点放在头部的表现上，其具体技法是：在张开的方状大嘴上，先从其侧面用一管径约1厘米的工具钻出一块空间，在嘴底部再用径约2.5厘米的管状物钻出一个或两个平行的面，以表现其喉部。喉部与嘴部均满涂朱砂，胡须间、头顶耳间也涂之以朱砂，色泽艳丽，充分表现了虎的威严与凶猛。

图（5）卧在地上的虎

虎头部用凿类工具凿出胡须、牙齿、眼睛、以线刻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细腻的表现其细部。石虎腿部肌肉的表现是将腿与身体之间形成的凹槽延伸至臀部，再与臀部孔下的凹槽结合，从而将臀部分成了六个部分，使腿骨、膝骨、髋骨等骨胳显得分明，双腿粗壮，转折部分又非常圆润光滑，因此突出了后腿的强劲有力。几乎所有石虎的尾部都有一管钻孔洞，原是另有一外接的尾巴，利用木材作为榫头相互连接而构成完整的虎形象。虎尾的粘接方法是：在像木头一类的榫头上涂上粘接剂，一端插入虎尾根部的圆孔中，另一端插入石虎臀部的圆孔中。将虎身和虎尾分开制作，可能是因虎尾较细长，在雕琢时易发生断裂，如果与虎身一起雕琢，既费工又费料,这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当时工匠们聪明智慧与创造力。古蜀玉虎流行蹲踞型、仰卧型图式以尽力凸显生殖器部位，甚至直接夸张地刻绘显露出两后肢间生殖器的图式。

古蜀蹲踞型玉虎后肢曲弓、前肢外展上扬，尽力展示其强劲勇武的神威。爬行型玉虎低首回望，张嘴怒吼，两耳上竖，一硕大粗壮的前肢上扬，取前行中猛然驻足回首凶猛扑击瞬间的形态，凸显其凶悍、勇猛的特征。技法上既有平面浮雕，也有立体圆雕，镂空雕。用线流畅、生动自然。造型上大多圆浑、讲究线面的结合，注重表现玉的质感。既考虑到虎这动物动动物各部位的生长体态，又不拘泥于原型的比例关系，在运用夸张手法的同时，又注意动态的合理性。骨骼清楚，肌肉丰满健壮，五官形象特征明确。立、卧、行、走、奔等各种姿态合乎美的法则。古蜀先民以虎这动物形象作为艺术语言，以表达人的希望、幻想和各种感情，让人们充分领略虎这动物的魅力。

三、崇虎的古蜀去向何处？

古蜀文化是多元文化，从早期的鸟崇拜，再到后来开明王的图腾虎崇拜。这种王朝的更迭已反映在三星堆、金沙出土金器上的鱼、鸟、人的图案中，它们记录了三星堆以前传说中的王朝，即部落是以鱼、鸟等为图腾。从开明王南迁的路线，一路考察而来，沿途在芦山、荥经的众多发现，以及有翼神兽都能显现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沿着这种文物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三星堆后人的向南迁徙的路线。

开明王朝共传12世，统治古蜀350年，这个王朝的末期，在中原文明的强大压力下，早期古蜀国占优势的局面逐渐衰弱，末代蜀王也终究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公元前316年，秦国遣大将张仪伐蜀，第12开明王及王太子逃至今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被秦兵杀害，蜀国随之灭亡。

图（6）玉璧上一头猛虎足前伸，怒目睁圆。

但是，蜀开明王的后裔，率领拥护他的3万蜀人，从成都到雅安、汉源南下金沙江，经云南由红河水道进入越南境内。沿路途留下大量带有三星堆标志以及深受古蜀文明影响的文物。开明王的图腾是老虎，而在古代滇族的青铜饰物中，多有表现猛兽格斗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绘动物题材的扣饰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画虎豹者也很常见。如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铜器刻画饲虎形象，足以表明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

在越南和中国的典籍里，均有关安阳王在越南称王的记载。《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称：“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最初，安阳王占据了越南与中国广西交界的左江流域地区，统辖9个部落。公元前230年，蜀王子率军南下征服越南中、北部的土著居民雒人，建立国家。《水经注》中写道：越南北部“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水上下。民垦食其田，谓之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成为安阳王。”

当时安阳王的首都就在越南河内市北16公里的东英区，又称“螺城”。从1968年开始，越南考古部门先后对螺城遗址进行了3次挖掘，发现了拥有上万支箭的通箭仓库。从外观看，这个遗址由用牡蛎壳构筑的外、中、内三层城墙组成，总长大约17公里。

安阳王在位50年，这期间中国汉王朝，已经取代了秦王朝的统治。当时被派往南边镇守的秦将赵佗，自封为南越王并得到汉王朝的默许。赵佗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率众讨伐在越南建国的安阳王。

《大越史记全书》提到，南越国攻灭蜀氏的时间在公元前208年 。从此，以猛虎为图腾的古蜀人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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