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和陈永贵（吴桂贤和陈永贵）

吴桂贤和陈永贵，都是“文革”那个时代，直接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秉性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一样。

吴桂贤在1977年9月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回到她的原单位西北国棉一厂，并且，梅开二度，在1978年又出任了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又到深圳，出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而陈永贵则是在1980年9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且，他也没能回到他的始发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不仅他自己没能回去大寨，他所提拔和培养的、在大寨大队的接班人郭凤莲，当时也被调离了大寨。到1983年，他总算是担任了一个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的职务，却在三年后的1986年3月，就因为身患癌症去世了。

那么，他们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那个特殊时代从基层快速升迁，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呢？又为什么会在后来，具有不同的结局呢？

其实，在历史上，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上，直接成为帝王重臣、国家栋梁的人物也并非鲜见。

著名的“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故事中的主人公姜子牙，在72岁时，还是一个“赶猪羊俏，赶羊猪俏，猪羊一起赶，结果都没人要”的倒霉透顶、一事无成的寒微之士。

而就是在他72岁的时候，他被周文王看中，称为“太公望”，尊为了“太师”。

从此，他就开启了他的开挂人生，帮助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打败商纣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另一个著名的“羊皮换相”之典故的主人公百里奚，之前也是一个奴隶。

他被秦穆公以五张羊皮，从楚国换回秦国，一跃而成为秦国的丞相，此后，他屡屡向秦穆公出谋献策，使得当时的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国的崛起和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陈永贵和吴桂贤的快速升迁，与历史上那些个王侯将相们的一跃而上，又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姜子牙、百里奚这些人，仅仅是以他们个人的见识与能力，辅佐帝王进行执政，并没有代表其他人去参政议政；而陈永贵和吴桂贤等人，虽然也是具有自己突出的个人能力，但是，他们的快速升迁，并不是代表他们个人的快速升迁，而是代表着他们背后的那一个群体——陈永贵代表的是农民群体，吴桂贤代表的是工人群体——去进行参政议政。

陈永贵和吴桂贤，与姜子牙、百里奚等王侯将相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就是：姜子牙、百里奚他们一跃而上，都是成为了当时国家政权机构里独当一面的主政者，他们都是背靠帝王，亲自主持制定了各种治国理政的方略，并且付与实施，而又取得了成功；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快速升迁，并不是成为了当时国家政权机构里独当一面的主政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担任的副职，所以，他们所起到的，就是辅政、参谋，或者是监督者的作用。

那么，陈永贵和吴桂贤，为什么会和历史上的那些一跃而上的王侯将相们有那些区别呢？他们快速升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还是要结合1945年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和毛主席的一次谈话来思考。

1945年7月1日，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飞赴延安进行访问考察。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先生和冷遹先生到他家里做客，双方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主席问黄炎培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先生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在听了黄炎培先生的这一番耿耿诤言后，满怀信心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起的、著名的“窑洞对”。

在这个“窑洞对”中，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国家政权，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新路就是“民主”。

翻开历史，凡是创建了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国领袖们，他们无一不会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无一不会根据过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自己这个新的朝代制定出一个新的治国方略，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从而避免自己的新朝代，重蹈过去旧朝代的覆辙。

当然，这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就吸取了周朝分封制被诸侯们的武力给玩坏的教训，而摒弃分封制，创立郡县制。

他所创立的这个郡县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军政分离，使得地方政权没有武力能够对抗中央。

但是，秦始皇的失误就在于，他是在旧的封建思想和旧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完全被肃清的情况下，就全面取消了分封制，实行了郡县制。

这样，他的步子迈得太大，没有给地方上留下拥护他的新生政权和新的郡县制度的新势力，以随时监督和弹压地方上的旧势力之残余，结果，就导致六国旧势力死灰复燃，新生的秦朝政权被推翻。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总结秦始皇的经验、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的基础上，用郡县制和同姓王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利用同姓王这种过渡性的地方势力，去监督和弹压封建旧势力的残余，防止其死灰复燃，一方面又保证了郡县制改革的继续深入。

待旧的封建思想和旧的封建势力的残余彻底消亡后，他的子孙汉武帝，再用推恩令的方法消灭同姓王，郡县制的改革就彻底成功了。

这样，就使他们西汉王朝的国祚延续了231年。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制度架空皇权、相互攻伐，导致天下持续动荡的历史教训，决定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开科取士的官僚选拔制度。

但是，杨坚的失误就在于，他并没有立即贯彻执行这项举措，没有给他的儿子杨广预备一个属于杨广自己的执政班底，导致杨广在继承皇位后，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班底，而被权臣们推翻，隋朝也就因此而和秦朝一样，成为一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吸取杨坚的教训，一方面继续推行科举取士制度，一方面让那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学士们，充斥于太子李承乾的东宫，预备成为太子李承乾将来的执政班底。

但是，他的这个举措，明显地威胁到了那些门阀士族们的未来，所以，就遭到了门阀士族们的阴谋反击。

结果，太子李承乾因为受到陷害而被废。

李世明深知这是门阀士族们的阴谋，是自己过于明显地帮助太子建立未来的执政班底的举动，反而贻害了太子，所以，他并没有顺从门阀士族们所制造的舆论叫嚣，册立被舆论叫嚣所吹捧的魏王李泰为第二个太子，而是册立了并不引人注目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结果，晋王李治登基后，在武则天的帮助下，利用科举取士选拔上来的那些朝廷中层官员，扳倒了门阀士族，从而保证了科举制度的确立，也保证了唐朝289年的江山。

宋朝则是吸取唐末和五代十国军阀作乱的教训，重文抑武，用文官作监军，监督武官。

明朝又吸取宋朝文官误国的教训，组建东厂和西厂，利用宦官集团监督和压制文官集团。

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之后，新中国要怎么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从而跳出黄炎培先生所指出的周期律，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呢？

毛主席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找到的一条新路，就是民主。

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怎么才能够实现民主呢？

毛主席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民主。

民主，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民众监督政府的精神，就是民众当家作主的精神。

民主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她的精神，只有这一种。

与民主精神对应的，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国家的各级政府组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国家公务员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那么，具体来说，人民群众的什么样的举动，才是体现了他们的民主精神呢？

在最近发生的胡鑫宇事件中，人民群众对于这个事件的强烈关注，给了政府有关方面以很大的压力，促使政府有关方面以极大的小心和耐心，去处理好这件事情。

这种人民群众对于一件事情的强烈关注，就达到了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政治效果，这就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

还有，近些年，人民群众将“公知”、“专家”、“教授”这些原本是指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名称予以污名化，用以指代一些不良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名称的污名化，给了知识分子群体一定的压力，促进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和净化，也可以起到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效果。

这也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

那么，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呢？她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产生呢？

像胡鑫宇事件中的人民群众对这件事情的强烈关注，就是在于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支持了他们个性的增长，激发了他们精神上的觉醒，导致了他们除了关注他们个体自身的切身利益外，也更加关注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利益。

对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振扶中学事件，那也是一个十五岁的学生失踪死亡。

但是，马振扶中学事件的前后反转，就完全是官方行为的反转，人民群众，始终只是那一事件的看客，并没有参与到那一事件之中，没有给予官方以任何的压力。

那就是由于当时的物质财富的缺乏，导致人民群众的个性压抑，以及精神麻木，使他们没有精神动力，去关注那些除了个体自身利益之外的社会群体利益。

那就是民主精神的缺失。

所以，民主精神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

而人民群众对于“公知”、“专家”、“教授”这些原本是指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名称的污名化，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他们不再仰视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分辨知识分子中的好与坏，并且，能够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去反对那些危害自身利益的知识分子，从而体现出自己的民主精神。

这就说明，文化普及，也是民主精神产生的条件。

那么，想象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有没有民主精神产生的基础呢？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可不可能具备民主精神呢？

那个时候，只有一些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才具有民主精神；普通民众，是不可能具有民主精神的。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没有民主精神，而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他们具有民主精神，他们可以对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进行民主精神的启蒙和引导。

但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民主启蒙，是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对于共产党的民主引导，能够紧紧跟随。

因为，共产党的民主引导，就是引导他们去“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改，使他们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那么，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呢？

如何保证不走回头路呢？如何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呢？

这还是需要民主精神啊。

只有民众的民主精神，对政府发挥监督作用，才能够保证不走回头路，才能够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啊。

可是，民众们没有个性，没有文化，如何让他们具有民主精神呢？

只有发展经济、普及文化，才能够让他们具有民主精神。

而发展经济、普及文化，那都不是一日之功。

可是，眼前的政治形势对于民众起来监督政府的要求，却越来越急迫。

所以，在发展经济、普及文化的同时，必然要有一项措施，填补未来的民众民主精神普及与眼前的民众监督政府、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之间的空白。

那么，这项措施是什么呢？

那就是让一部分民众代表进入高层，代表民众参政议政；就是提拔吴桂贤、陈永贵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其实，当时由基层快速升迁进入高层的，并不只有吴桂贤、陈永贵他们两个。

还有天津中国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孙健，也是两级跳，然后进入国务院，担任了副总理。

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的售货员李素文，也是一路升迁，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西安八四七厂的政治指导员姚连蔚，也是一路升迁，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些底层人物的跃迁，其实，就是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一种追求民主政治的举措。

那么，这种举措的实施效果，又如何呢？

据吴桂贤后来回忆：“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3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3个月，在省委学习3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所以，后来有一个关于吴桂贤的段子，广为流传，就是说她有一次接见外宾，居然要求把外宾所提到的《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找来，与外宾见面。

其实，作为一个劳动模范，爱学习，是很重要的一条；不爱学习的人，是很难当上劳动模范的。

所以，这些历史常识，作为劳动模范的吴桂贤，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编出她的这些段子来呢？

这肯定是与她每次参加政治局会议，都不发言有关嘛。

她总不发言，人家就肯定认为，她是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嘛。

也是因为她总不发言，就导致毛主席有一次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开会，并与与会人员一一握手时，对她说：“我不认识你啊！”。

她确实是很少与毛主席见面。

但是，如果她能够多多少少地在政治局会议上发些言，何至于毛主席会不注意到她，甚至见了面，还说不认识她呢？

所以，她终归只是一个劳动模范，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把她提高到政府高级领导人的位置，其实，对她是一种不小的压力。

所以，在打倒“四人帮”，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她就主动辞职，回到了她原来的起点。

至于她后来的发展，那就是她自身的真正实力的表现，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意外的“惊喜”。

在吴桂贤主动辞职的同时，其他和她一样，从底层快速升迁上来的劳动模范们，也都相继辞职，回到了他们原来的起点。

孙健在1978年3月，主动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回到天津机械厂，再次成为一名工人。

李素文也是在1978年主动辞去了职务，返回原籍，进入沈阳市糖果厂当工人，不久后又出任副厂长，后来，又进入沈阳轻工局供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姚连蔚因为在“文革”中有污点，于1979年2月，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回到原籍当了一名工人。

只有陈永贵，他是一直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都辞职之后，才于1980年9月，被迫辞职。

而且，他辞职后，没能回到他的始发地——大寨。

甚至他在大寨的接班人郭凤莲，也在那时候，被调离了大寨。

那么，为什么陈永贵不是和其他劳动模范们一样，是主动辞职呢？

为什么他不能回到他的始发地——大寨呢？

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人的来历。

他是1948年，由大寨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介绍入党的。

到1952年，老书记贾进才就主动让贤，由他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他刚担任书记时，大寨村的粮食产量每亩只有237斤，完全是靠天吃饭。

他担任书记后，立即带领村民们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提高粮食的产量。

到1962年，大寨村的粮食产量，就达到了亩产774斤。

1963年，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他们多年的劳动成果。

但是，这没有压垮他所领导的大寨，反而使他们大寨从此扬名全国，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所以，陈永贵和其他劳动模范们不同的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劳动模范，还是一个天才性的卓越领导者。

而领导者，他一定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策略的人。

这就可以解释，陈永贵为什么不和吴桂贤他们一样，主动辞职。

但是，领导，是一种才能，是一种技能，它不是世界观，不是价值观，它只能决定战术层面的东西，不能决定战略层面的东西，它不能决定路线方针。

陈永贵的出身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他只知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定了他只知道大公无私、共同富裕。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只有他所知道的那些。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高度，这个世界，就还有许多其它的路可以走。

所以，中国发展了，再不是以前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陈永贵所珍视的那一套，就不合时宜了。

可是，他还是要坚持他的那一套。

所以，他不能回大寨，甚至，他的接班人郭凤莲，也不宜继续留在大寨。

那么，陈永贵的失败，以及吴桂贤等人的主动辞职，是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呢？

从战术的层面看，好像是。

但是，如果从战略的层面看，那又是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呢？

就像一场大的战役，有主战场，有分战场，即使是分战场上全军覆没，只要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既定任务，保证了主战场上的胜利，那这个失败，还是不是失败呢？

继续向前看的结果是，吴桂贤到深圳去，担任了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虽然陈永贵早早地去世了，但是，他的接班人郭凤莲，后来又回到大寨，创造了大寨更加辉煌的第二个时代。

而且，郭凤莲也和他当年一样，升迁到中央高层，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历史的天空，绚丽灿烂，那是因为，她五彩缤纷。

其中，也不乏那一抹抹嫣红的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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