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责任与使命）

作者 周卫荣 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

作者 周卫荣 古泉文库特约撰稿

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馆长

为纪念“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发表专文，转载于《中国钱币》 二〇二二年第四期

要做好我们的钱币研究工作，做好钱币学这门学问，办好钱币博物馆、钱币学会事业，我们必须了解其历史渊源，了解其发展状况及潜在的优势与短板，明确我们的使命与奋斗目标。

一、 钱币研究的过往——千百年来的耕耘

钱币研究在我国出现很早。大约从公元五世纪起，我国已有学者从事古代钱币的研究，如南北朝萧梁时代的刘潜、顾烜，前者著有《钱志》、后者著有《钱谱》，可惜二书现均已佚失，我们只能从后人的记述中略知一二。此后，基本上历朝历代都有古代钱币方面的著述。唐代的封演著有《续钱谱》，在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有关东周货币的发现及出土由来的记述以及钱文辨识等方面的尝试。宋以后，随着出土实物的增多，古钱币研究者渐多，如董逌、洪遵、郑樵、罗泌等，都对古钱有过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古代钱币文字难识，文献记述有限，又适逢神话传说盛行之时，所以，出现了诸如“黄帝货”“轩辕金”“神农泉”“葛天币”之类荒诞之说，并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入清以后，特别是乾嘉以后，随着考据学蔚然成风，古钱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间的代表人物是初尚龄，他著有《吉金所见录》（嘉庆二十四年刊行），此书对古代钱币的鉴别和立说都采取了比较严谨的态度，“所收殊少伪品，持论亦多准确”[1]，使古代钱币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李佐贤对古钱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的名著《古泉汇》（同治甲子刊行）与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堪称传统古钱学的经典，至今仍不失为钱币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26 年，张叔驯等创办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次年，出版《古泉杂志》，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1938 年，丁福保编印《古钱大辞典》，此书集传统钱币学之大成，在我国钱币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40 年，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出版双月刊《泉币》。从公元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期，历代学者和收藏家在古钱币研究上作过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大多出于收藏的目的，带有浓重的鉴赏性质；并没有重视古钱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信息。所以，钱币研究在这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属于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客观地说，精华与糟粕并存。

钱币研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考古学的兴起，科学发掘为钱币研究注入了活力，它不仅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出土实物，而且打开了古钱币研究者的眼界，使一些难以判断的古钱得到了考古验证。至此，钱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考古学而发展，传统的古钱学从此获得了新生，伴随着近代考古学而迈入近代钱币学的范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学术研究的复兴，中国钱币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82 年成立中国钱币学会，1983 年，《中国钱币》杂志创刊。据统计，至今为止钱币专业领域正式与非正式的刊物已不下30 余种，出版的钱币专业图书成千上万，琳琅满目。这一时期钱币研究的飞速发展，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田野考古的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动的田野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为钱币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出土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新发现古代铸钱遗址有几十处，古钱币实物数以百万计的出土已有好几起。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引入。自二十世纪初日本甲贺宜政博士将化学分析技术应用于古钱币成分检测后，古钱币合金成分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成分分析人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古钱币的合金组成、合金质量、合金水平，还可以根据古钱币的年代，反过来验证我国冶金史及合金材料史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脉络，有效促进了冶铸史与钱币学、货币史学科的融合与发展，这也是上世纪后二十年中国钱币领域最突出的变革。至此，可以说钱币研究在我国已进入了现代钱币学范畴。

二、 二十一世纪钱币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二十一世纪以来，钱币学、货币史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提升。一方面是考古学成果日新月异，为历史货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科技考古与科学实证方法被大量运用于钱币学、货币史领域，并且在早期货币、黄金货币、白银货币、钱币铸造工艺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获得了重要突破，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正逐步迈入学术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此外，由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带动的经济、金融学者的加盟，为钱币学、货币史的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拓展了学科发展的空间，增添了学术活动的平台，也真真切切地提升了学科的人气。但是，目前的现实困境与挑战不容忽视。

首先，这些年来钱币领域尽管各式各样的著述繁多，但学术水准参差不齐，有的作品缺乏科学性，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甚至基本概念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古钱学的层面。因此，在主流学术圈的认可度不高。

其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部门的同仁是古代货币研究的一支生力军，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要求的提高，广大文博部门的同志或忙于田野考古，或忙于考古文物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大都无暇顾及古代货币的研究。许多重要的考古新材料、新发现不能及时地反映到钱币学、货币史领域中来，及时地消化、吸收。

其三，经济、金融界，虽不乏在经济史、货币史方面有兴趣的人士，但由于专业背景的差异，两界缺少有效的沟通与对接，许多钱币学、货币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也难以得到理解、认同并加以吸收、应用。

其四，钱币领域的研究者、爱好者队伍庞杂，业内人士自说自话的现象仍普遍存在，缺乏学术基础与科学性的著作比比皆是，因此，许多方面的工作与成果难以获得主流学术圈的响应。

所以，这些年来，尽管钱币领域日新月异，各类研究资料浩如烟海，但一些基本的学术问题仍系云里雾里，或可谓混沌不开。

三 、钱币领域有待理清的一些基本学术问题

（一）货币起源问题

中国货币是怎么起源的，有交换就一定有货币吗？货币历史从哪儿算起，有5000 年的货币史？最早的货币是什么？最早的钱币是什么？黄金天然是货币，海贝天然是货币吗？墓葬出土的海贝该如何解读？铜贝是早期仿贝的一种形式，考古出土告诉我们，除了铜仿贝，还有陶仿贝、石仿贝、骨仿贝、玉仿贝，战国以后还有金仿贝、银仿贝等等，那么铜贝是最早的铸币吗？

（二）先秦四大类货币的渊源

早期大型空首布有五、六十克甚至更重，它是流通的钱币吗？到底该如何解读？空首布到底是源于农具“钱”还是“镈”？

传统钱币学认为，尖首刀由削刀演变而来，考古出土证实，尖首刀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山戎部落，北京延庆军都山墓地山戎部落墓葬的尖首刀是作为青铜削刀的替代品作随葬用的[2]，尖首刀与“削”的关系如何演变？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会首先使用刀币吗？

传统钱币学认为圜钱或源于“纺轮”或源于“玉璧”，它们的考古学证据是什么？

蚁鼻钱经常有人称其为铜贝，也就是铜仿贝。铜仿贝皆出土于北方地区，如河南安阳、山西保德、山东临淄等，可蚁鼻钱是战国晚期楚国的货币，其主要出土于安徽及战国晚期楚国的占领地。蚁鼻钱与铜仿贝之间的渊源在哪里？

（三）黄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角色

1. 人们通常认为战国铜钱牌是楚国替代（对应）黄金的货币，铭文识读为“视金一（二、四）铢”。考古出土已证实战国晚期（末期）楚国贵族使用金版称量货币，那铜钱牌该如何认识解读，年代如何确定？

2. 怎么理解西汉马蹄金、麟趾金？尤其是“上、中、下”铭文？

3. 如何理解文献记载中的“金”“黄金”？汉代到底有多少量级的黄金？

（四）中国古代早期的白银问题

白银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货币的，如何给“银仿贝”“银空首布”“白金三品”定性？如何解读汉代墓葬中的银饼？

（五）关于先秦货币，浙江的同志有要找越国货币的，江苏的同志有要找吴国货币的，山东同志要找鲁国货币，到底它们存在与否？

（六）赝品甄别与去伪存真

因钱币学发端于金石学，收藏、鉴赏、研究与买卖相交织，从古至今，仿制、复制、臆造、改造等各色赝品始终存在，难以禁绝。因此，我们面对研究对象，首先有一个真伪判断问题。无论样品来自哪家博物馆或藏家，只要实物不是来自科学考古出土，都需要作鉴定判断。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悠久的大博物馆，大都有上世纪早期藏家的捐赠品或征集品，难保件件是真品。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名家陈仁涛的藏品，其中的绝品“万会银号朱提银”就是赝品[3]。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齐三字刀叠铸铜范母，我们作过深入的研究，系赝品[4]，但还有人当真品；因系叠铸之范母，若为真，则要改写叠铸历史。国家博物馆藏的另一件珍品“大宋淳熙十四年造 库银二十两”锭，经检测实系含镍8.9%、锌29.9%、铜48.4% 的近代白铜合金，当然系后人臆造品，但科技史界曾用其来论证宋代已经有用镍的历史[5]。又如众所周知的“千斯仓”交子版，至今未见实物，但不管这块版真实存在与否，根据版上文字，它肯定不是交子，可流传甚广，以至收录于教科书，作为宋代交子实物来宣传介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近年来新产生的各类赝品，更是层出不穷，在此就不再作例举。这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四、 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1926 年，古泉学社成立时的宗旨为“阐明古泉学识，订正旧说，鉴定真赝，辨别时代，参考制作，启人好尚之心”。

四十年前，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学会章程就明确提出要“提高我国历史货币研究的科学水平”。2018 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范一飞理事长指出：中国钱币学会要牢牢坚持“三个导向”—学术导向、服务导向和发展导向。首要的就是学术导向。学会要“以学术研究为立会根本，实现钱币学与货币史并重。”因此，我们责无旁贷，要勇于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挑战。

二十一世纪，首先我们要有建立科学钱币学的气概，脚踏实地致力于去伪存真，求真务实，不断汲取考古学的新发现、新成果，不断丰富发展我们的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钱币学一定要以学术为基础。钱币是可以玩赏的，但是，钱币学不能是自娱自乐的学问。我们的学会必须坚持学术性与科学性，这也是钱币学的生命力所在，否则就难以获得主流学术圈与国际钱币界的认可。当下，钱币学已经有被边缘化、小众化的趋势，我们务必要有此危机意识。

其次，科学的钱币研究要讲方法论。当今的钱币研究队伍，不缺人数，但缺严谨的学术氛围。因此，讲究方法论至为重要 。2019 年，在全国秘书长培训班上，我曾提出，我们的研究工作一要“宏观、中观、微观” 三观结合，二要善用“三重证据法”。在这里，我想再作一些陈述，以阐明我们的工作责任与使命。

（一）钱币学会要服务央行、服务社会，首先要有央行的宏观视野。具体地说，我们在研究古代货币，历史上的货币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历史视野、历史逻辑，要有长时段的分析研究，比对研究，不要把货币问题孤立起来看，力戒自说自话。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要有“中观”的提领与归纳，这样剖析问题可以举一反三。钱币研究的“微观”即指具体的实物，这是我们钱币界的优势。钱币界的同仁通常对钱币实物都比较熟悉，应该予以发扬。

（二）所谓“三重证据”，简而言之，即“文献（文化）依据”“实物依据”和“实验依据”，但不是简单的叠加，文献文化与实物要互为印证，不能简单照搬“传说” ，要善于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钱币学与货币史问题。

1、文献（文化）依据

文献（文化）依据，在历史时期，即指来自历史文献方面的证据；在史前时期，是指来自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证据。我们每一个问题、每一步的研究结果、每一个观点的提出，必须要有文献方面的依据，或者经得起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检验，最后的结论必须与文献依据或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符合。文献与文化依据，实际上是大文化概念，尤其是早期社会。历史时期，文献依据是任何历史问题研究的基础。针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必须首先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看看正史中有无记载，野史中有无涉及；涉及到了，是如何描述，能给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一工作，实际上就是清乾嘉以来兴起的考据工作。考据工作重在去“考”，去认真分析、解读文献记载的意思，正确领会史料的内容。对理工科或无史学背景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尚有许多需要注意的方面。

首先，正确断句是解读古文献的首要问题。

例如“鍮石”的故事。从事古文献、科技史及中西交通研究的人，都不陌生“鍮石”一词，自中国矿冶史研究的鼻祖章鸿钊先生考证鍮石、黄铜与中国古代用锌的历史之后，科技史和中西交通领域的许多文章、著述都有涉及，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其存在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断句出了问题 。早期文献著录中“鍮石”一词并不多见，如曹魏钟会《刍荛论》曰“夫莠生似禾鍮石象金” ，曹魏张揖《埤苍》云“鍮石似金而非金也” ，梁顾野王《玉篇》曰“鍮，他侯切。鍮石似金也”等等 。

后人将其断句为“鍮，石似金也” ，造成许多误解，如方以智《通雅》曰：“鍮石，石中之铜矿如金也。”曹昭《格古要论》曰：“鍮乃自然铜之精者也，而炉甘石所煮炼者乃假鍮也。” 章鸿钊《石雅》曰：“……然则鍮石者初必指自然石类，后得铜锌合金，以其色似鍮石，因仍其名，固无疑者。” 《汉语大字典》曰：“鍮石，又简称鍮，一种黄色有光泽的矿石，即黄铜矿或自然铜。” 《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中“鍮石”条说：鍮石“可能指具有黄金光泽的矿石（黄铁矿或黄铜矿），也可能指黄铜。”鍮石或称鍮（鋀）鉐（石）事实上是外来名词，就是指黄铜。

其次，不能简单直取字面意思。

例如“青铜钱”“黄铜钱”的故事。在《宋史》志第133“食货志下二”中有这样的记载，“（庆历初）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庆历末……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

因为这一记载，冶金史和钱币界曾有人认为宋代就铸造过黄铜钱。其实，这里讲的是湿法炼铜与火法炼铜两种铜的来源问题。

火法炼铜：铜矿（黄色） → CuO ／ Cu2O C → Cu

氧化铜／氧化亚铜 还原剂（碳）→铜

湿法炼铜：胆水（CuSO4，青绿色） 铁Fe 置换→铜Cu

可见，文献依据不能简单按字面取意。

其三，尽信书不如无书。

古书是重要的文献来源，尤其是正史和名家的著作。但是，书是人写的，难免有疏漏，即便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家照样也会出差错。《明会典》就洪武钱的铸造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复铸钱，更定钱样分两。令造小钱每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洪武二十三年复定钱制，每小钱一文用铜二分，其余四等钱依小钱制递增。”据此，后来的研究者（包括彭信威、千家驹、郭彦岗等学者）认为，洪武钱制的规定没有遵照执行，“实际上大打折扣，洪武二十三年小平钱每文只含铜二分，已减重百分之八十。”实际上，这里应是“每小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这在《明会要》和《续文献通考》中都有记录，《明会典》和《明实录》是遗漏了“一钱”两字。

著名的宋代“夹锡钱”问题[6]，曾在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实际上它也是文献的疏漏和后人断句的问题。

《宋史》志第133“食货志下二”载：“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由于这一记载，钱币界和冶金史界就夹锡钱到底是铜钱还是铁钱，其合金组成怎样等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

上述引文出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实际上这里说的应是两件事，一是铸“夹锡钱”，二是铸“当十大钱”，夹锡钱是铁钱，而当十大钱是铜钱，这在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章若愚《群书考索》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典籍中都有记叙，而《宋史》在此漏了些字，讲乱了，同时，标点本也有断句方面的问题。

这段文字正确的解读应作如下标点：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又铸当十大钱，）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

2. 实物依据

实物依据，或者说考古学依据。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每个观点的提出，都要有来自田野考古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研究得出的结论，要经得起考古学的检验。

有关古代货币及古代技术工艺方面的研究，人们往往会提出一些假设，这是自然的，也是学术研究的常用方式，但要确立或作为结论性的东西，就一定要有来自考古实物方面依据的证实。如上文提及的齐三字刀铜母范问题。过去，人们根据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陈介祺《簠斋吉金录》等金石图谱中著录的齐国货币“齐大刀”的叠铸铜范母图，提出战国乃至于春秋就已经有叠铸。但是，考古出土实物证实，战国时候齐国铸币都是采用块范浇铸，丝毫没有叠铸及其相关实物的遗存，这给我研究中国古代叠铸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7]。

3. 实验依据

例1，铜范铸钱问题。高焕文《癖泉臆说》：“前人都不识泉范为何物，自曝书亭（朱彝尊）始载之，至鲍子年（康）撰泉说，论范极详，然世有阴文铜范尚未经明晰。或云以铜液入范，遂以成钱，或云以铜液入铜范，范易坏，必不耐用。”实际上，考古出土了大量铸钱铜范，而且许多铜范明显看出是浇铸过钱的。模拟实验证明只要给铜范做上保护层（隔离层），铜液不直接接触铜范，铜范就可顺利铸造铜钱[8]。

例2，毛公鼎为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器物，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其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如此重器，其意义与价值之大可想而知。但因后世纷乱，辗转流传，人们对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之真伪产生了怀疑。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用强度达200KV 的X 光机对毛公鼎和一些确切的商周青铜器进行透视，发现毛公鼎器身的垫片分布及其他内部、外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一样，从而得以肯定其为真器[9]。

五 、结语

中国钱币学会已走过四十年历程。四十载，于人是不惑之年，之于钱币学科、钱币事业，也是值得总结的。

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文化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是我国的国策，作为钱币学人，应该勇于担当起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下功夫、下力气耕耘我们的领域，努力使钱币学这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科驶入专业化、学术化、科学化的轨道，服务央行、服务社会，不负时代。

[1] 李佐贤评语。

[2] 王显国：《试论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尖首刀币》，《中国钱币》，2020 年第5 期。

[3] 翦宁：《“万会银号”朱提银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9 年第1 期。

[4] 周卫荣：《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中国钱币》，2002 年第2 期；周卫荣：《叠铸工艺探源》，《技术史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5] 韩汝玢、石新明编著：《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柯俊传》，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162 页。

[6] 周卫荣：《夹锡钱再考证》，《汉学研究》，第17 卷第2 期。

[7] 周卫荣：《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中国钱币》，2002 年第2 期。

[8] 李迎华等：《汉代铜范铸钱工艺及其模拟实验》，《中国钱币》，2005 年第2 期。

[9] 张世贤：《从毛公鼎的真伪鉴别展望中国古器物学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 年第2 期、1995 年第1 期。

（责任编辑 陈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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