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重案是部怎样的电影（怒火重案港式动作片的来路与征途）

《怒火·重案》集合了香港动作片的经典元素，截至目前，该片票房已达13.19亿元，打破了华语动作犯罪片的内地票房纪录。 （片方供图/图）

香港导演陈木胜曾计划去墨西哥拍一部动作犯罪片，受限于高昂制作费，未能成行。甄子丹建议他：香港动作片是你的强项，就在香港拍吧。

于是，陈木胜拍出了一部“纯正”的港式动作电影。《怒火·重案》由英皇集团和腾讯影业主导，采用经典的双雄对立，甄子丹饰演刚正不阿的警察张崇邦，在贪腐的警队系统里依然坚守原则；谢霆锋的角色邱刚敖则刚好相反，经过上司授意刑讯逼供，导致杀人入狱，出狱后变身复仇悍匪。两位昔日战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道。

甄子丹和陈木胜的相识要追溯到1994年，那时他们还供职于电视台，接连合作了电视剧《洪熙官》和《精武门》。二十多年过去，甄子丹发现陈木胜没怎么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把大家看过最辉煌的香港动作片，在这个基础上再次寻找突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霆锋几年没拍电影了，他等了很久才等到这样的班底。他19岁开始就参与陈木胜执导的电影，主演五次，客串两次，视陈木胜为恩师。

2021年7至8月，《怒火·重案》先后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上映，票房已达13.19亿元，打破了华语动作犯罪片的内地票房纪录。同时，这部电影连续2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打破了2021年日冠蝉联纪录，并成为2021年已上映华语动作片票房冠军。

“动作电影是最少语言障碍的”

2019年夏天，《怒火·重案》出品人，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CEO、腾讯影业CEO程武去香港探班《怒火·重案》。剧组正在尖沙咀拍摄场面宏大的枪战情节，天气实在太热，四十多度的高温，每个人都汗流浃背，陈木胜在烈日下跑来跑去。

程武看在眼里，感动于这种高度投入的创作状态。他是看港片长大的70后一代，尤其喜欢功夫片和动作片。参与主投《怒火·重案》，让他感触颇深。整个剧组的氛围，“非常投入，非常认真，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尖沙咀广东道的选景兼顾了内地和香港两地观众的口味。“因为尖沙咀是著名的旅客区，去过香港的内地朋友都应该去过广东道，香港人对这个地方更加熟悉，所以选择一个很地标性、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地方就更能引发共鸣和归属感。”出品方英皇集团执行董事、英皇电影副主席杨政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之后，英皇是第一批北上试水合拍的香港影视公司。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内地的电影报批手续相当困难，同时面临文化差异，英皇走过弯路。后来，英皇和姜文、葛优等内地电影人都建立了多次合作，参与投资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红海行动》《悬崖之上》等多部高票房作品。

内地青年导演当中，杨受成欣赏饶晓志，《无名之辈》的项目拿到他面前时，公司很多人都反对，当时饶晓志只是名不见经传的话剧导演，英皇牵头投资，和腾讯影业共同参与出品了这部电影，以3000万小成本拿到7亿多票房。

后来，杨受成和程武就合作《怒火·重案》也是一拍即合，这部电影里有香港动作片最经典的元素——兄弟情、枪战、爆炸、动作戏。“港产的时装动作片、犯罪片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华语电影里闪亮的明珠之一。”程武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杨受成博士（右）与杨政龙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片方供图/图）

“香港导演擅长拍摄动作片。”杨受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香港动作片有它的特色，香港电影团队有自己的一套叙事手法，讲警察、黑社会和反派。”

程武回忆，成立以来，腾讯影业着力沉淀专业能力、积累行业资源。到2020年年中，腾讯影业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基于过往基础，发力主投主控和自制影视作品，《怒火·重案》和“庆祝建党百年”的《1921》是第一批主控电影，都在今年暑期档上映，也都斩获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怒火·重案》是英皇和腾讯影业就类似题材一系列深度合作的开始。《怒火·重案》最初的片名是《怒火战》，腾讯影业希望向内地观众更鲜明地突出动作犯罪片的类型特色、警匪故事，于是提议更名为《怒火·重案》。

程武发现陈木胜是一个很尊重他人的导演，能听取合作方提出的意见。内地年轻人讲究快节奏，腾讯影业结合初剪版的数据及用户调研结果，建议加快剪辑节奏、突出核心矛盾，“你会看到在《怒火·重案》里，基本节奏是非常非常快，而且一共有五场重场的大戏一场接一场，目不暇接的感觉。”

为了拍出经典港片的感觉，最后的对决戏发生在一座废旧的教堂里，打造了饱经风霜的质感。选角时，监制和导演都希望多用“熟面孔”，于是陈木胜特地请来任达华、吕良伟等观众熟悉的老演员出演配角， “给观众有一种回忆的感觉”。

每部电影的开拍，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和筹备，香港动作片在全球电影市场占有一个重要席位，但要开拍一部真正富有香港风味的出色动作片，从资金、制作方面考虑，都不容易。“好剧本、好演员，还要有好导演。陈木胜导演的才华有目共睹，他是公认的香港殿堂级动作导演，不断在动作片方面寻求突破，再加上主演阵容，一开始，我们就对这个组合拳很有信心。”杨政龙说。

对于合拍片，陈木胜曾感叹，“内地看电影的文化，我也还在摸索，还看不懂，真的看不懂。”2013年《扫毒》票房破两亿，他还是谦虚地说，“拍一部南北都接受的港产片是很艰难的”。

陈木胜于2020年8月离世，他没能见到，《怒火重案》创造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票房成绩。这个成绩主创们多少有些意外，也都大受鼓舞。“这一次幸好证明了一点点，动作电影原来是最少语言障碍的。”谢霆锋很欣慰，“大家看到我们两个拿起枪、打架，从东南西北，观众的反应差不多，大家都懂。为什么以前动作电影能够走出世界？就是这个原因。”

《怒火·重案》中，甄子丹和谢霆锋饰演的角色从昔日好友变为对手。 （片方供图/图）

“在电影里创造英雄的动力”

陈木胜的动作片生涯始于1996年，拍完《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后，嘉禾电影公司的老板何冠昌把他定位成动作片导演，让他专注拍摄这一类型。许多影评人至今仍将这部电影视为他最好的作品。影评人魏君子用“爽爆”来形容当时看完的感受，“这个戏就是简单的正邪对立……嫉恶如仇、睚眦必报，那是香港电影最有血性的年代。”

紧接着，陈木胜和成龙合作电影《我是谁》，票房大获成功。当时一位年轻导演能执导成龙的电影殊为不易。经成龙介绍，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认识了陈木胜，此后投资了他包括《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怒火·重案》在内的六部电影。“陈导演是我认识的导演之中最有礼貌、最有修养的，是一个君子导演。”杨受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木胜入行的时候，香港电影业已处于黄金时代的末端。1980至1990年代，香港制作的电影数量几乎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电影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其中动作片尤其独领风骚，远销海外，以不容置喙的大众影响力在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原本是美国记者对一部香港功夫片的批评之语，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这恰恰成为它的荣誉标签——“香港电影也许煽情与纵乐，也集吵闹与愚昧、血腥与怪诞于一身；但香港电影亦敢于破格，技巧纯熟，诉诸情感亦坦率直接，因而赢尽全球观众的欢心。”

他认为，别开生面的动作场面如同押韵的五音步诗或奏鸣曲，细心经营的动感才会有“拳拳到肉的感觉”。“动作片处处散发庸俗、粗野及感官的吸引力，是大众电影的典范个案……港片真的攫住了我们，我们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时而绷紧时而松弛，时而抽动时而收缩。”

甄子丹1984年入行，他形容那时拍电影是“玩命”。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几大武术班底竞争激烈，力图在每部电影里突破想象。“你这个戏从二楼跳下去，我这个戏从三楼跳下去，当时整个香港拍动作片的风气是这样子。”

当时香港电影业有“七日鲜”的说法，极短的时间就能拍完一部电影。“市场好，大家去拍，你上个礼拜拍一部，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没有筹备，大家去拍，有可能会成功。当然是很不健康了，但是同时大家都有冒险的精神，从当时的电影里可以看得出疯狂的热血。”甄子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即兴自由的环境催生了佳作，但也往往泥沙俱下。在甄子丹的理解里，动作片的巅峰来源于市场的蓬勃，“是一种缘分和时机，那个市场突然间很疯狂，那么多的机遇，不是说每一部都好，也有很多烂片。但因为很多人去做那件事，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拍片，肯定有几部好作品出来，就是那几部作品影响到全世界”。

陈木胜母亲早逝，兄弟姐妹六人中，他最小，父亲教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幼年生活的地带黑社会横行，他害怕古惑仔，和他们保持距离，“看见这些人欺负别人，让我有种在电影里创造英雄的动力”。

“无论观众也好，幕后创作人也好，动作片对他们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刺激，很有挑战性。几乎每个中国人对于武侠的体会都很深，透过影视作品、武侠小说，（感受）这是咱们文化的一部分。”甄子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程武看来，《怒火·重案》的口碑和票房表现充分验证了动作片在内地的市场需求，“时装动作片只要故事扎实、制作过硬、演员的表演很好、有一定合理的创新，在内地就能得到比较积极的反馈。”

近年来，甄子丹渐渐发现，中国内地的年轻人才、幕后老板、发行人员的想法都很前卫，创作的思维、眼光都值得他学习。

“我们最大的市场肯定是我们国家的市场，我们需要拍一些题材，大家都认可的，具备共同的情绪，这个很重要。没有这种情绪很难冲破这个天花板。”甄子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艺术上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发挥，但是你必须要搞清楚，你的市场在哪里，然后在这个市场里，去寻找自己艺术上的成就。”

甄子丹在《怒火·重案》中饰演刚正不阿的警察张崇邦。 （片方供图/图）

“拳拳到肉”的魅力在于真实的质感

《怒火·重案》中，谢霆锋饰演反派邱刚敖超越了传统的坏人形象，这个意味深长的悲剧性角色最终以坠落收场。

谢霆锋曾凭着在电影里拼命，将周遭的嘘声逐渐变成掌声。与陈木胜合作《新警察故事》时，他从41层高楼跳下，跳了19次；拍《龙虎门》，他吊钢丝吊到去打止痛针；拍《证人》，玻璃碎片掉入眼睛被送去医院，医生警告他，你35岁后可能要人扶。有一次去日本做宣传，成龙向别人介绍谢霆锋：“下一个成龙，没有人比他更疯。”

“香港电影能够走到世界、走到国外，就是靠Action，靠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优势，即便自己不是练武出身，我还是希望可以凭着自己的喜欢或努力，或者不要命，去延续这个精神多一点点。”谢霆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早在国外住寄宿学校时，谢霆锋就开始偷偷练功夫——他崇敬李小龙塑造的英雄形象。回到香港加入演艺圈后，谢霆锋也挨过不少导演的骂，唯独陈木胜不骂他，反而主张“用菲林（胶片）去培养”。“那个时候我们是拍胶卷，居然有人愿意去用预算、金钱、时间去培养这几个小朋友。”谢霆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一格胶片的价格是2块多港币，每一秒24格，慢镜头需要升格到150格，也就是说，慢镜头动作的每一秒都要耗资至少3000元。谢霆锋记得，开机后，马达声就在旁边尖叫，每一秒都有巨大的压力。“你会听到一百多个对讲机在说‘你跳不跳啊’，各部门都骂，由于你做不到，胶卷没片了。”

对于功夫的痴迷，谢霆锋很少对外界公开。他一有机会就请教学习，考下了咏春拳的教练牌照，“我知道，拍戏的现场突然间会用得上”。

2010年，陈木胜接受采访，记者问他香港新生代演员中谁的功夫比较好，他说，“霆锋啊，他是真功夫……难得有一个演员，而且现在他不是个小演员，肯花那么多时间去学功夫。”

随着特效和剪辑技术的精进，银幕上的真枪实弹正在变得罕见。2012年上映的《消失的子弹》里，谢霆锋有一个危险的爆破镜头，火在他近在咫尺的距离燃烧，接连爆炸了三次。首映时放到这个镜头，他听见后排一位女观众说，现在的特效这么真啊。“那一刻我意识到，即便我们是真做，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不觉得这样是真的了。这个不能够不与时俱进，只能接受。”谢霆锋感慨。

2003年，谢霆锋曾在铜锣湾创立了顶尖的特效制作公司，他拍广告和MV，发现香港的技术远比不上好莱坞水准，以为香港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技术。至今特效技术已经赶了上来，他意识到实战仍有不可替代的魅力。

“原来实战这么值钱就在于，我们用最少的成本去拿到最大的效果，小刀砍大树。最好的港式武打片就是顶天立地的五五镜头，两个人放在一个场地打的。所有最厉害的高手打架，镜头不怎么动。”谢霆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有在国外那些电影，跳起来地下要裂。为什么到今天老外都做不到？因为老外的预算比我们大，所以他们就有预算去搞很多花招。”

甄子丹认为，香港动作片一直强调“拳拳到肉”，魅力不是在于暴力，而在于真实的质感。“千万不要误解拳拳到肉，拳拳到肉不是你打死我，我打死你，不是擂台的较劲，拳拳到肉是让观众体会到真实感。”甄子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真的在表演的过程里，泪水、汗水跟拳脚一起滚下来，这个是质感，这个值得观众买票去看，这是电影特技没有办法去代替的。”

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饰演反派邱刚敖。 （片方供图/图）

“延续动作片的生命力”

“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一开始拍动作片，拍完卖外国，回报很大，他们要求就是动作要多。按照那个要求拍了几年，也就慢慢少了一些平衡文戏的意识，觉得打得好看是最重要的，觉得都是服务市场。”陈木胜曾说。

不过，有实战能力的动作演员越来越少了，演员们惯用替身。外界总是惊呼香港不会再有李小龙、成龙这一级别的动作巨星。

谢霆锋羡慕那个群星云集的动作片时代，成家班、洪家班、七小福都是彼此的对手，“我们行业说‘上把’和‘下把’，一只手是拍不响的，光是成龙一个人也完不成，有元彪、元华和元奎、整个七小福。像我现在，我希望可以再拍打戏，就有一个问题，你打谁？”

无论武术班底还是演员，拍来拍去还是当年那些老面孔。“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谢霆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些年来，甄子丹做电影监制，发现不是没有新演员，但他们难以企及过去的高度，“我们拍动作片的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其他的诱惑，整个社会风气下，大家都喜欢练武，现在年轻的小孩有很多其他兴趣。大家看戏也有很多选择，可能看好莱坞的戏、年轻人气演员的戏，整个市场需要越来越小，这样其实比较难产生机遇培养一些优秀的新人出来。”

甄子丹已经58岁，但他相信年龄不重要，只要自己处在好状态。曾有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一些动作明星，像史泰龙，五十多岁还在打，让人看了觉得吃力。”甄子丹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做人首先要有自知之明，选好自己的路。如果你五十多岁还要参加奥运体操比赛，可以去啊。更何况，电影不是比赛，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是艺术创作，跟创作人的心态有直接关系，有创作激情和心态，为什么不一直创作？”

拍了这么多年，甄子丹说，当然有想停下来的时候。“我不是铁人，累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就会后悔，怎么我还在这样打？这个情绪很正常，但你怎么平衡情绪，继续走下去，那么多年来我还在走，肯定有我的坚持、定力在里面。”

过去十几年，他一直在研究如何让动作片跟上时代变化，这次担任《怒火·重案》动作导演，除了参与动作设计，他在整体节奏上也给导演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放弃慢镜头，让节奏更加激烈。

从香港电影狂热的年代走过来，甄子丹相信市场总会大浪淘沙。“扎实的电影人还是会继续去拍好电影。作为一个演员，踏踏实实拍好的电影，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成功的比例会高很多。”

谢霆锋也走过了不惑之年，不再像年轻时候一样需要玩命去证明自己。但现在若有需要，他还会从会展中心跳下吗？“跳，一定跳，还是跳。”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作为演员能做的事情有限，但谢霆锋总想为港式动作片延续香火，他在短视频上发起了活动，希望寻找“喜欢电影、愿意打、能吃苦的人”，一起训练。

“现在你说想崛起、想拼命，但当年最辉煌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个演员，武行也好，导演也好，很多方面一起在努力。现在我来找个年轻一点的对手都没有。”谢霆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怒火》这次出来，我最大的心愿是可以延续动作片的生命力，刺激到更多年轻人认真地对待动作电影。”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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