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界是怎么看待轮台诏的(轮台罪己诏从尚武到守文)

对于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原因,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有过一番论断: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始使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长期反抗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汉武帝穷尽天下民财以奉其政,数十载国无宁日,加以重刑酷吏,穷奢丽,弄鬼神,求长生之术,弄得民怨沸腾,社会影响十分严重。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住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就要适时的转变统治的策略,使社会安定下来,让百姓休养生息。

历史界是怎么看待轮台诏的(轮台罪己诏从尚武到守文)(1)

但是改变又谈何容易,直到汉武帝去世前的征和四年,汉武帝才痛定思痛,颁布了轮台罪己诏,这是中国古代君王对于挽回民心的一次尝试,它的颁布理清了纷乱的局面,明确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为后期“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颁布轮台罪己诏的时机

汉武帝统治前后历经五十四年之久,在征和四年之前,就曾多次出现可以发生这种转变的时机,但由于各种原因,汉武帝都没有实行这种政治策略上的变革。导致整个西汉的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力疲惫、百姓苦不堪言,西汉统治在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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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是实现这种政治转变的最佳时机呢?我们从汉武帝之继位之后的作为和人生轨迹,就可以不难发现究竟什么时候是做这种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汉武帝继位之初的大汉经历的高祖、吕雉、文景四任帝王,国力强盛、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可以说当时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都达到了顶峰,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条件,汉武帝自然想有一番作为。因此在元狩、元鼎年间,汉武帝屡次用兵,在这期间完成了对匈奴的致命打击。同时汉武帝进行的多项政治改革,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到元封年间,除了讨伐大宛之事外,汉武帝并没有什么为政、用兵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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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是一个特殊的年号,因为它是以在这期间进行了封禅大典而得名的。封禅大典盛大隆重,世人非常重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以自己不能参加封禅大典而抱恨终生。

在《汉书·武帝纪》中注引孟康所说:“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

也就是说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基本都做完或者即将完成,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了,因此才决定改年号为元封,并举行封禅大典以彰显自己的功绩。因此可以推断汉武帝准备的元封年间实行自己的政治改革,是有一定依据的。在元封年间,汉武帝前期统治留下了一些问题已经逐渐的暴露起来,社会矛盾丛生,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西汉政权的统治,因此汉武帝在这个时候实行政治变革是极其必要。

《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中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两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首先就是流民问题。民无业可持,无家可居,无事可为,乃为流民,国无德则流民巨。流民问题并不始于元封年间,但是在元封年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摇荡百姓”动摇国本,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汉武帝是有足够认识的。因此汉武帝斥责了丞相石庆,并处理了建议迁徙流民戍边的官员,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改变政策以安民,也是形势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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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汉纪》中记载了汉武帝对卫青说过的话,尽管这段文字在《汉书》和《史记》里都没有记载,但结合元封年间的形势,这段话体现了汉武帝的忧虑,和变法的迫切。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承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史为鉴,对自己继承皇位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省,认为自己所做之事虽有必要但亦劳民伤财大损国本,如果后世继续像自己一样,那么将重蹈亡秦的覆辙。这是建立在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分析基础上的,汉武帝认为劳民会导致天下不安,因此改弦更张的改革需求十分迫切。因为当时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征和年间那样接近失去控制的局面,也是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是史料记载汉武帝表示要改革的最早记载,卫青是元封五年去世的,因此汉武帝和卫青的这段对话,必然在元封五年之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可见汉武帝想改革并不是敷衍之词,而是自己的郑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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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汉武帝自己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一迟迟没有行动,非要在自己去世前才做出改变的决定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汉武帝自己也不知道开边之事,究竟什么时候停下来合适;第二个原因是所有追随在自己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借助开边、兴利、改制、变法而谋得爵位的人,他们并不希望改变国策,那样会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第三个原因是太子刘据为人羸弱不类自己,汉武帝对自己的儿子并不放心。

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的矛盾

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治通鉴》中汉武帝和卫青之间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

汉武帝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在安卫皇后之心,安太子刘据之心,也是安大将军卫青之心,汉武帝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卫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太子刘据是卫青的外甥,刘俊出生时,卫子夫盛宠,因此汉武帝立刘据为太子。此时汉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事业上蓬勃发展,同时他留心观察太子刘据的才能,希望太子和自己一样有雄才伟略。当他发现太子敦厚仁和,和自己很不一样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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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宠爱的妃子为他生了一些皇子,汉武帝在选择继承人时,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对卫太子从盛宠变成了宠衰。卫皇后的宠衰是由于卫太子的宠衰,从根本上讲这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所谓色衰导致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产生了动摇,但是当时卫氏家族势力强大,卫氏家族手握权力,大将军卫青又手握兵权,因此变更储君的事,必须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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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病逝,但汉武帝并没有废黜太子和皇后,直到征和二年的十六年之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汉武帝在废黜太子这件事上过一段相当长的犹豫期。汉武帝做为一代雄主,他认识到国策如不更改,则国有倾覆之险,但是他又盲目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不会重蹈前秦覆辙,因此在自己执政期间,一直迟迟不改变执政的方略。尚武和守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方略,因此汉武帝和太子刘据就必然站在了对立面上,这已经不是父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政见不同的人的问题,而他们每个人身边又有不少支持自己观点的人,就形成了两大利益对立的集团。实力对此下,汉武帝是占据绝对上风的:第一他是皇帝;第二他身边的全是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的能人,而围绕在太子刘据身边的则是宽厚长者。显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在大将军卫青去世后,这种对比就更加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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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政见不同,而不是由于卫子夫宠衰,或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

再论巫蛊之祸

汉武帝与太子刘俊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祸。所谓巫蛊,是一种迷信活动,当时在宫内宫外都很盛行。当初处置陈阿娇的时候,酷吏张汤用的罪名便是巫蛊,指陈阿娇用巫蛊之术来诅咒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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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奸佞之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江充。下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奸臣在汉武帝面前搬弄是非,利用汉武帝年老不明事理的状态构陷太子,最终导致了巫蛊之祸,但这真是事实的全部真相吗?奸臣陷害忠良,这种故事我们听的太多了,但是奸臣真有大这么大的能量吗?事实上,江充代表了汉武帝身边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的势力,并秉承汉武帝的意志,他本人并未被史官列入《奸佞传》中,而是被当作变法的酷吏来对待,类似于汉初的酷吏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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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充的角度分析,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就算他和太子的政见不同,他也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构陷太子。因为毕竟太子刘据和汉武帝是父子,一旦汉武帝心软,自己可能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江充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势力支持他,让他有这个胆量,敢去触碰太子的权威而有恃无恐。那么江充背后的势力到底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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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子刘据杀死江充之后,领兵直接去寻找丞相刘屈氂就可以看出,江充在临死之前可能已经供认出指使他的人就是向丞相刘屈氂。这位老兄是公孙贺被杀之后继位为丞相,公孙贺是卫氏家族在朝廷之中最后的依靠,但巫蛊兴起之时,便被汉武帝诛杀,借此机会,汉武帝清除了卫氏家族所有有势力,甚至汉武帝自己的女儿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表面上,似乎刘屈氂成了获利的人,通过后来他与李广利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确,实际上刘屈氂是李广利的死党的人,也就是说他支持的是昌邑王刘髆。这就为他构陷太子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构陷太子、皇后,就可以为昌邑王刘髆继承储君之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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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结果上看,刘屈氂并不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巫蛊之祸后不久,汉武帝就幡然悔悟,将所有参与巫蛊之祸构陷太子的人尽数诛杀,江充被夷灭三族,刘屈氂因为和李广利密谋拥立昌邑王刘髆而被腰斩于市,昌邑王刘髆也无疾而终,构陷太子时,冲锋在前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尽管罪名不同,但结果一致。

从这个结果上看,汉武帝对参与巫蛊之祸的人,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因此有人说巫蛊之后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汉武帝本人,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在汉武帝身后,还有一个年轻貌美,并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类武帝的男孩的女人钩戈夫人。

轮台罪己诏之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病逝。汉武帝并没有开始从尚武到守文的转变,反而在两年之后的太初元年,命令李夫人之兄大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欲建立非常之功。那么这个非常之功究竟是什么呢?很多史书中记载,汉武帝之所以讨伐大宛,是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宝马,但这个观点似乎有些片面。

事实上在元封元年封禅大典的时候,汉武帝就已经表示和匈奴的战争,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边境上还有摩擦,但优势已经完全掌握在大汉的手中。同时也说对西域还没有建立这种优势,为了稳固大汉的统治,就必须对西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只是这次战役的时机还没我出现,因此时间还不能确定。只打败匈奴而不平定西域,对于汉武帝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成果之一,就是坚定了汉武帝要征服西域的决心。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武帝征服西域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进行到了中间的一个阶段便戛然而止了。大宛之战之后汉武帝不再继续对外用兵,因为他意识到大汉的国力已经不能支撑连年用兵。因此当桑弘羊等人建议汉武帝继续对西域用兵开疆拓土的时候,汉武帝才下了轮台罪己诏,其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再战则可能成为亡国的前兆之战。

作为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意识到有位亦应有止,有为可以保国泰,有止可以保民安,大汉已经没有了外患,最严重的问题是内忧。

汉武帝完成了从尚武到守文的转变

太子刘据这个最合适的守文之君已经不在,因此这个改变国策的事情,最终还是落在了汉武帝自己的身上。

《资治通鉴》记载,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说:“朕继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二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六月,汉武帝就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因此上面的这段话,就是汉武帝罪己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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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武帝颁布的轮台罪己诏的内容,上承巫蛊之祸戾太子事件的余波,最直接的原因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势。征和三年,汉武帝发兵三路攻打匈奴,其中主力李广利因与刘屈氂密谋拥立昌邑王刘髆的事情败露, 怕汉武帝追究而投靠了匈奴,这对汉武帝来讲是巨大的一个打击,其他两路汉军也无功而返。面对汉军不利的局面,丞相田千秋,搜粟校尉桑弘羊,御史大夫商丘上奏:

在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由张掖、酒泉遣斥侯属校尉,有事因骑置以闻。并且列亭障为威西国,遣使者以安之,使他们不会因为汉军不利而产生动摇。

汉军的失利虽然不会影响大局,但汉武帝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实行自己的变革,于是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

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令朕不忍闻!”又曰:“当今务在禁苛政,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事实上就算没有桑弘羊等人的奏请,汉武帝也会找其他理由来推行自己的变革,因为对他来讲时日无多,这位一代雄主在暮年之时,如果不完成自己的变革,恐怕身后之事就无法控制,大汉国运会就此由盛转衰,而彻底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历史界是怎么看待轮台诏的(轮台罪己诏从尚武到守文)(14)

同时,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以“子幼母壮,必乱朝纲”为由,处死了汉昭帝刘弗陵的生母钩戈夫人,为巫蛊之祸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汉武帝之伟大,不仅在于其开边、兴利、改制、变法之功,更在于其迷途知返,知错能改,罪己过而挽民心的勇气。汉武帝从尚武到守文,颁布轮台罪己诏,不是最佳的时机,却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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