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农场犯人的生活(劳改农场的弃婴长大后)

劳改农场的弃婴长大后,成了罪犯们的红娘

劳改农场犯人的生活(劳改农场的弃婴长大后)(1)

配图 | 《女囚七人》剧照

她自认做这么多事,都是凭良心,但好的初衷,也不能防止不好的事发生。

劳改农场犯人的生活(劳改农场的弃婴长大后)(2)


1

60岁的陈文玲,生活精致,衣品出众,脾气顶好,工作中没跟谁红过脸,“一辈子听政府的、服从政府的”。2019年,政府要拆老家70平米的房子,她实在不乐意,相当窝火,决心当一次钉子户。

那天,几位领导上门做思想工作,见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张退休奖状,还有一张警服正装照,就问陈文玲党龄多少年。陈文玲说自己在大学里入党,22岁在农场子弟学校任教,狱警编制,党龄超过40年,警龄超过30年。

领导说:“好,我们就不多说了。”

陈文玲瞬间没了脾气。3天后,她家的老房子被夷为平地。

那是一栋水泥平房,用红砖垒成了一道矮院墙,院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红漆写了“小店”、“心泉婚介”几个大字。院门5米之外是一排高墙,上面装有高压电网、设置了八角岗楼。换岗的武警齐刷刷地跑步,每隔2小时从院门口路过一次。

高墙那头是座监狱,押犯1700多人,每天收出工的口号十足响亮:“一二一二,一二三四,遵守监规,服从管理,认罪悔罪,重新做人——”高墙这头,有十几户居民,清一色的水泥平房里只剩下老人——年轻人不敢把孩子带过来,住不上两天就会跟着犯人瞎喊,晦气。

如今,十几栋平房全部画了“拆”,居民们实现了“搬家梦”,可陈文玲却高兴不起来。她说这儿以前是农场的房子,老房子的地基是青砖,后来用红砖和水泥重修了一遍,“我从小是被反革命罪犯养大的,这栋房子以前就是安置刑满留场分子的,我的命运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改变的,我有感情的呀”。

1959年,监管场所内人满为患,全国各地兴建农场,将各类罪犯押去拓荒。

那年冬天冷得异常,农场的干部个个都成了“团长”,犯人的情况更加糟糕,每天都有人被冻成“冰棍”。每顿只吃水煮盐篙,犯人们哪还有埋人的力气,他们将“冰棍”抬到远处,随手一丢,扭头便走。

抬人是桩“雅活”,收工回来,能分到一颗大土豆。一天,有个反革命的年轻小伙不行了,“雅活”就轮到了两个右派的头上。这两人,一个叫袁天明,22岁,山东人,在大学里宣讲反党言论,被扣了右派的帽子,送来劳教;另一个叫白震,上海人,因加入了反革命的团体,又是团员骨干,被定了反革命罪,获刑5年。

两人抬着“冰棍”走了二里路,脚趾头冻得难受,人也饿得虚脱,两眼迷糊之中,看见一条结冰的沟渠。袁天明说就撂那里面得了,冰一化,人就等于水葬了。白震没了讲话的力气,点了点头。

两人惦记着那颗大土豆,把“冰棍”往冰渠里一撂,就要赶紧回去。白震的耳朵尖,已经走出去三五步了,忽然停住:“哪来的小孩子哭?”

“是风。这鬼地方,十天有八天在刮风,风响就像小儿的哭。”

袁天明拖着白震又走出去三五步,白震还是停住了,嚷着:“不对头,不对头。”

他跑近冰渠旁瞅了一眼,看见“冰棍”身下压着一只小手。两人下到冰渠里,费不少力气才将那冻铁一般的尸体挪出去半米。一个婴儿露了出来,裹着绿色的棉袄,小脸冻得通红,微弱地哭着。

“怕是不能活。”

农场有一名姓陈的干部,结婚10年,妻子未能生育,便收养了这个弃婴,给她取名陈文玲。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文玲成了农场第一个考上师范大学的场员子弟。农场杀了16头猪,摆了3天的流水席。袁天明和白震这两个干爹在酒席上争执,“怕是不能活”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来着?

陈文玲大学毕业后,被迅速招进农场子弟学校任教,进了编制,每天穿着警服上课。她不仅活了下来,还活成了农场子弟的模范。

1979年,右派平反,袁天明和白震先后回到原单位。他们本来做好了在农场过一辈子的心理准备,刑满后就用工钱买下了安置他们的那栋青砖平房。离开之前,他们把房子的产权都赠与了干女儿。

2

1997年,农场子弟学校改名为“监狱职工子弟学校”。陈文玲的学生包括武警、狱警的孩子、监狱附属工厂职工的孩子、出狱后在当地就业的刑释人员的孩子。她对待谁,都一视同仁。

学校一共有20几位老师,多一半是狱警编制,还有几位是狱警家属,也有刑满后的高知劳改犯。早年,干部子弟高中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当实习狱警,不用参加公考,也能直接转入狱警编制,端上铁饭碗。人生有了设定好的退路,所以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但陈文玲任教20年,将上百个学生送进了高等学府,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她的教学成绩放在公办学校丝毫不起眼,但放在教育环境特殊的子弟学校,属实出彩。

2006年,监狱职工子弟学校撤销,所有学生就近分流到几所公办学校。陈文玲是教务组长,职务挂在监狱教改科,学校撤销后,她便调回科里,负责全监罪犯的计分考核。

两年后,陈文玲调入女监工作。2011年,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同年9月,调回原单位搞罪犯“重新犯罪评估”工作。说起过往的经历,陈文玲并不看重自己在学校那20年的桃李满天下,“这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相比之下,她更看重“如何降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

2014年,陈文玲提出“给刑释人员相亲”的教改项目,被上面否了。同事背地里说她的脑子坏了,“都是浆糊”,没几年都要退休的人了,尽出洋相。

在一些人看来,狱警的职能首先是刑罚的执行者,去操心犯人的终生大事,有些出格了。但陈文玲认为,犯人也不全是十恶不赦的人,很多都是老实人,只是在生活中踏空了一脚。她觉得可以分别对待,好的那部分人,就该拉一把、帮一把。

“我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有挑战的、别人又没做过的事。后来有了一个蛮好的时机,我血压比较高,按时吃药问题不大,但够上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条件。退下来,工资每月少了几百,但不妨碍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脱掉一身警服,什么都不冲突了。”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陈文玲说不清道理,根儿上来讲,便是要处处做好人。高墙内的这块场域,成了她相中的一亩三分地,她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野心——想把在这儿遇见过的所有破碎的人生,经由她的手,重新组装。

陈文玲心里清楚,给刑释人员组织相亲是桩不讨喜的事,但绝对不是瞎提议。

从监管层面来讲,上面政策一直在变,松松紧紧的。有时候是“治本论”,要把罪犯重新犯罪率作为考核监狱工作的重要指标;有时又是“监管底线论”,“防逃防死”的前提下,注重劳动生产,履行惩罚机构的职责,犯人的刑期一到,送出监狱大门就算所有的工作落了地——但很多人还没进家门,就又犯罪了。

那当口,陈文玲负责男犯的出监教育和心理矫治,分管的38个重刑犯中,超过半数的犯罪诱因都能归根在婚恋问题上。这些人服刑时间少则5、6年,多的超过了15年。他们即将出狱,每周二去文教楼的陈文玲心理矫治工作室上课,很多人跟陈文玲开玩笑:“陈主任,你要是能帮我们找个老婆,比什么都强。”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曾经有一对兄弟,老家在农村,因为缺钱,都讨不上老婆。兄弟俩就商量去城里抢金店,头一回作案的赃款给哥哥讨了媳妇,第二次作案是帮弟弟娶媳妇,结果出了人命。哥哥死刑,弟弟被判了无期。

陈文玲说,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犯人即使出狱了,也得拿一生做代价。她想去操作的,还是以“过失犯罪”的案例为主,一旦有了符合条件的,她便私底下“做实验”。

“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常年偏高,根源问题与刑释人员在择偶过程中受到的排斥相关。择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条件,择偶,往往是人品为首要考虑因素,而犯罪本身就是人品、人格出问题。”

于是,犯人在工作室说玩笑话时,陈文玲会说:“你人品过关了么?我要验收你的人品,人品合格了,我可以帮你介绍。”

陈文玲在女监工作过3年,跟许多出狱后独身的女犯保持着联系,常常帮助她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这些女犯人大多经历过失败的婚恋,虽然很多人坚持单身,不看好再婚恋,但根本原因还是没遇见好的、合适的人。

陈文玲说:“我想两边搭搭线,这根线必须牢靠,不然风险也不得了。”

3

2014年8月,“热得翻抛”,监舍里的吊扇彻夜不歇,过道里还摆着一条冰,犯人们身下的凉席还是被汗液浸得透透的。37岁的黄亚军每天都睡不着,“主要是心不静,还有1个月出去了,想各种乱七八糟的”。

11年前,黄亚军开半挂车跑运输,在一个十字路口转向时撞倒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他下车查看,发现老人不行了,而四周没人,路口也没监控探头。邪念起来,他索性把老人和三轮车拉到一处荒地,撂下不管了。

黄亚军不敢回家,先去大排档喝酒,又去洗桑拿祛霉晦,再去KTV飙歌发泄情绪。陪唱小姐看出他有心事,他憋不住,说出自己闯的祸,小姐劝他自首。

黄亚军说自己攒了5万块钱了,再攒1万,就可以回武汉老家托媒讲亲,要是坐牢,这辈子就完了。小姐说现在唯一有用的就是自首,她愿意陪他去。可两人走到派出所门口,他却撒腿跑了。

不久之后,黄亚军被捕,他抛弃老人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获刑14年,附带民事赔偿30万。入狱后,他反倒踏实了,改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3年。

漫长的牢狱生活像掀书一样地过去了,黄亚军出现在陈文玲心理工作室时,距离刑满的期限不足一周。彼时,像黄亚军这类“一念之差”又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例,都是陈文玲“实验田”里的“苗”。她尝试给即将出狱的犯人做红娘,跟外面的婚介生意不同,她不收钱,只收“人品”。

当黄亚军得知陈文玲热衷帮犯人牵红线时,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一个梦里的老熟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跟陈文玲交了心:“陈主任,你在女监当过干部,你能帮我打听个人么?”

原来,在黄亚军服刑的第九个年头,见过当年劝他自首的小姐。

那年监狱举办纳凉晚会,省局“希望艺术团”入监演出,唱歌跳舞的也都是犯人。节目进行了一半,舞台上出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犯,穿着旗袍,打着油伞,唱《夜上海》。台下的男犯骚动了,口哨声此起彼伏。黄亚军瞅着那个女犯眼熟,挨个跟前排的犯人调位置——位置不好调,要许诺每人一颗“生产烟”(劳动任务达标后的奖励烟),好不容易调到视线清晰的位置,女犯已经谢幕离场。黄亚军半年的生产烟都泡了汤。

眼下,黄亚军要打听这个女犯,陈文玲说问题不大,能入选艺术团的女犯本就不多,即使没名字,照着档案排查一下也能确认。

陈文玲说:“你在这方面有想法,我可以帮一把,但你的人品要证明给我看。我要先信任你。我要冒风险的。”

为了让陈文玲验收自己的“人品”,黄亚军出狱后认赔30万的民事赔偿,其中20多万是借款,需要他出狱后认真工作来偿还。

“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是很难执行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拿不到这笔赔偿,通常就是判决书上的一串数字。他能主动全部认赔,也出乎我的预料。”更让陈文玲欣慰的是,当年受害者的老伴患了严重的疾病,手术费用很高,两个子女正为“是否手术”的事闹别扭。赔偿款一到位,不同意手术的那位,直接闭了嘴。

在陈文玲的心里,黄亚军的人品合格了,但等她查到那位女犯,却发现对方并非黄亚军自认为的那位“心上人”——她原本是一个公司的会计,因挪用公款入狱,有丈夫有孩子。

最终,黄亚军的婚恋问题是靠自己解决的。

出狱后的第二年,黄亚军在一家服装厂拼命干活。服装厂是陈文玲牵线一名小老板成立的,老板多年前因虚开增值税发票入狱,老婆头一趟探监,便递给他强制离婚判决书。服刑期间,老板闹过自杀,陈文玲及时对他进行心理干预,效果明显。出狱后,他在陈文玲的建议下成立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最后办成了“归正帮教基地”。

黄亚军出来的头一年,先尝试开了一家小吃店,但生意做得差劲,外债又多出了3万元。在陈文玲的介绍下,他进了服装厂打工。在劳改生活中,黄亚军练就了超人的缝纫技能,老板认可了他的手艺,给他升职加薪,他凭本事干到了“工艺主管”。

接着,爱情也有了苗头。一个漂亮女人进厂务工,追求者像马蜂一样涌过来。但仔细打听才知道,这女人的前男友懒惰不赚钱,还用她的身份证撸了10多万的“小贷”。追求者们全部散开了,唯独黄亚军把握准时机,“我俩好好干活儿,一起还债”,他用这一声承诺,收获了芳心。

黄亚军能讨到媳妇,拿陈文玲的话讲,“也算在我这些工作的良性效应里”。

4

退下来以后,陈文玲比在职时更忙了,“家里先出事,我哥中风了,每天得料理完他,我才能办自己那点儿事”。

陈文玲口中的“哥”,其实是丈夫黄成兵。

黄成兵也是农场子弟,早前是茶厂的干部,每天开着边三轮押送犯人出工。他比陈文玲大2岁,人高马大,体育很好,农场每年的运动会都是得奖的主力,风头出了不少,会讨女孩的欢心。但他却谁也瞧不上,只喜欢陈文玲,因为她是农场的第一个大学生,跟她谈朋友,脸上沾光。陈文玲却看不上他,觉得这个男人流里流气,整天开个摩托车吵人。

“过24岁生日那天,他弄了个摩托车队来堵我,花里胡哨,在农场摆了个追求女孩子的阵仗。几亩地都铺好了花,我是12月的生日,冬天的花本来就不多,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了那么多水仙和玉兰……兴师动众,就为了搞个自以为是的浪漫。”

陈文玲被堵得上火,跑去狱政科举报黄成兵,说他用劳改犯干私活儿。那当口正严管这种事,黄成兵就挨了警告处分。他想不通,第二天喝了好多酒,在农场的荒地里飙三轮车,结果车轮碾过一块石头,车翻了,自己的右腿和盆骨摔骨折了,手术后行走倒没什么妨碍,但医生告诉他,将来要过夫妻生活蛮难的。

农场的人有看笑话的,有为黄成兵鸣不平的。女人们都在后面戳陈文玲的脊梁骨,骂她造孽害人。陈文玲也感到不安,一天半夜,她带着酒去找黄成兵,两人各吹了一瓶老白干,谁也不吭声。最后,陈文玲大腿一拍:“我嫁给你了,搭着伴儿过一辈子,不给人家看笑话。”

在婚姻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陈文玲和黄成兵像两根炮仗。他们闹过也吵过,别扭了好些年,但到现在,他们似乎都熬过来了,克服了对彼此的厌倦,敞着肚皮讲话。他们分房睡觉,床头装了报警器,谁不舒服了,可以随时“呼叫”对方。他们以哥妹相称,开玩笑时就称呼彼此是“战友”。生活开销方面,两人也坚持AA,谁也没为钱的事红过脸。

陈文玲不后悔,但她又说,一到阴雨天,便常做同一个梦,“自己卡在一条缝里”。

2016年7月,黄成兵中风了,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文玲的“心泉婚介”又堆着许多事,她便在微信群里发布招聘消息:招生活助理一名,包吃包住,协助本人照顾中风的老人,活儿轻松自由,不受气,工资不低。

微信群里都是刑满释放的女犯,40几个人,大部分没有稳定工作,有一大半都在“心泉婚介”挂着征婚信息。陈文玲给微信群取名“望春风”,是邓丽君的歌名。她跟她们以姊妹相称,隔两个月就要团聚一下,去KTV唱歌,她也是“千年不变”的曲目《望春风》。

招聘信息发布后,群里没什么人回应,陈文玲有些失望,也有点恼火。群里的出狱女犯几乎都受过她的恩惠,到她有麻烦了,却没一个站出来的。

两天后的傍晚,有群友拉了一个微信名叫“茵茵念经”的新人进来,又@陈文玲,说这位新群友想应聘。

这个新人真名叫田茵,陈文玲在女监工作时,曾经帮教过她。

出生于1983年的田茵,过着一段相当稀碎的人生。

她出生在一个偏远乡村,父母都有残疾。入狱前,她没上过一天学,是个文盲。从样貌上来看,田茵的模样并不出色,脸颊上都是雀斑,唯独眼睛又大又亮,睫毛很长,忽闪忽闪很好看,瞅人时,总似疑心重重。这样一个略带苦情面相的女人,男人容易怜悯,也容易对她动歪心思。

因为家境不好,田茵16岁时便跟一个外乡的男人定了亲。但在结婚前,一个发小在麦田里强暴了她。发小获刑2年,田茵却臭了名声,1年后就嫁去了外县。

结婚并没有让田茵摆脱那个魔鬼一样的男人。发小出狱后的第三天,从村里人的口中得知了田茵的住址,又得知她丈夫常年在外务工,便摸进了田茵的屋子,二次强暴了她。这次,发小获刑3年6个月,被捕前,他在村里放话:“田茵是我的女人,谁敢再碰,等我出来便放火烧房子。”

“狠”是一个乡镇男人“拔尖”的必要条件。田茵的发小就是这样一个被乡邻敬畏的“狠人”,他的暴行被人看作是痴心、痴情,许多讨不到媳妇的单身汉崇拜他,甚至认为“要有他这样的狠劲,哪有搞不到手的女人”。

在各种风言风语中,田茵和丈夫离了婚,几年后,在父母的逼迫下嫁给了二次出狱的发小。她和前丈夫生了一个女儿,跟发小结婚后,又生了一对儿女。发小像吃定了她似的,整天好吃懒做,没有养家的钱,田茵只有出门打工。25岁生日刚过,她便伙同几个工友盗窃建筑耗材,案值大得吓人,虽然只是从犯,也被判了10年。

田茵入狱同年,陈文玲调入女监工作,负责入监教育。到2011年调走之前,陈文玲花了3 年时间帮田茵扫盲。她调走后,田茵在完成了劳动任务之余,又接着读完了初中。

5

田茵希望自己的3个孩子都能考大学,“至少3个里头出1个大学生”,这是她这个“失败的女人”这辈子最大的盼头。

她入狱后,9岁的大女儿就辍学了。起初,她学文化只是为了写信和写诉状——写信是为了求前夫让大女儿续上学业,写诉状则是为了离婚——直到身陷囹圄,她才有勇气去跟那个男人离婚,但又请不起律师,只得先识字,自己写诉状。

一开始,田茵的字写得歪七八扭,后来越写越漂亮,夸人的词句也越来越走心。前夫总算有所触动,终于给自己的亲骨肉续上了学业。

2012年,教改电视大课上,宣布全监女犯可以参加成人自考,每考过一门,当月的改造奖励分便多3分。当时,监狱管理局给全省范围的犯人每月平均下拨6分奖励,各个监管场所根据犯人的劳动表现进行“二次分配”,表现优异的犯人每月最高可以获得12分,拿够60分,就可以申报减刑半年。

田茵入狱后因表现良好,刑期减去了2年,此时余刑还有4年。自学考试的奖励分相当诱人,她决心冲一下大专文凭,若考运顺畅,她就可以再提前2年6个月出狱——这对有3个孩子的母亲来说,是一段“宝贵到不得了”的时间。

田茵的小儿子是她入监服刑的同一年生的,此时刚3岁。为了3个小孩,田茵在考场的走廊上,规划着自己出狱后的工作:“我一出去就进服装厂,有外面的厂子进来招聘,我这么多年蹲下来,手艺没话讲的,肯定能应聘上。”

她要早点出去“苦钱”(辛苦地挣钱),是因为知道家里那个驱之不散的魔鬼“根本指望不上”。

2012年10月,女监举办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是首次在高墙里举办成人自考,女犯们自学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等十几个专业,自考的科目还包含了“高级英语(一)”。

考场设在文教楼,那是狱内最漂亮的一栋4层小楼,粉色的外墙上贴着“启新学校”4个金属字,楼外是一大片黄绿色的草坪。如果视线能够忽略掉四周的高墙电网,这便是一所洋气的私立学校。

开考前,40余名女犯在考场的走廊内集合,秩序井然,等待入场。田茵手抓一包牛奶,双眼微闭,争分夺秒地默背英语单词。

距离开考还有5分钟,田茵进了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忐忑不安地坐下来。两位监考的警官讲明了考场规矩,拆开试卷,分发下去。拿到英语卷子,田茵面对密密麻麻的字母,鼓着腮,脑门滴汗,先前背好的单词忘掉了大半。

考试时间过半,两位警官的监考姿态始终保持严谨,巡回检视,丝毫不惜力。但她们料想不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个设计精妙的作弊工具正发挥作用。

田茵眼睛的余光时不时地瞥向桌角那包早餐奶——它是一个升级版的小抄本——把抄好的答案裁剪成长条,有字的一面用透明宽胶带贴紧、压实,再把贴有答案的胶带剪下来泡在热水里,耐心地用手轻搓,纸被搓掉,答案就印在胶带上了。这份特制的“胶带答案”贴在早餐奶上,就像是外包装上自带的说明书。

突然,考场里出现了七八位女督察,个个挎着武装带。一位体型庞大的中年女狱警站到讲台上,下达口令:“所有考生起立!”

原来,刚才有监考警官发现考生作弊,查到了一份小抄,那个考生已被带去了禁闭室。

“所有考生排队出去,所有督察分两队,一队留在考场,一张课桌一张课桌地查,另一队出去搜她们的身。所有考生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双手举过头顶,报数出门。”

狱侦科领导赶来了,田茵惊慌失措地站起来,后背湿了一大片。她的脑子飞速运转,准备抓住那包早餐奶一口气喝掉——只说自己低血糖,把包装带窝在手心里带走。

但她还是晚了一步,正是手足无措的这一瞬间,她脱离了队伍,慌乱的姿态十分显眼。一个魁梧的身影站在了她身后,接着是好几双手同时伸向她的课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查了。田茵紧闭眼睛,希望来一点运气,但睁开眼时,领导的手上抓着那包早餐奶,正跟两个督察下令:“把她拷去禁闭室。”

后来,在监狱的减刑假释大会上,狱政科宣布获得减刑奖励的名单,有奖也有罚。作弊的两名女犯被押上了台,要向全监女犯做检讨,轮到田茵检讨时,她用英文说:“I'm not sorry for anyone, but many people are sorry for me. I really need to review, I'm only sorry for Director Chen.(我没有对不起什么人,对不起我的人却很多。实在要我检讨,我只对不起陈主任。)”

减刑计划泡汤,田茵把余刑蹲够,2016年5月出狱。一个坐牢期间认识的姊妹把她拉进了“望春风”。

此时的陈文玲对田茵的印象并不深,她还不知道,自己离开女监后,这个曾经是文盲的女犯在狱内的大操场上,用流利的英文对她表达了愧疚。

6

有了田茵的帮衬,陈文玲才从繁杂的家务事中抽出身来。除了“望春风”,陈文玲还曾建了一个名为“心泉”的群,群成员全是男性刑释人员,都指望陈文玲帮忙讨老婆。一次,一个群友在群里发了几段淫秽视频,陈文玲气得不行,头一回在群里骂脏话,立刻把“心泉”解散了。

发视频的人是个40岁的个体户,他年轻时痴迷功夫,在公交车上打死了个扒手,蹲了10几年牢。那天,他主动找到心泉婚介所认错,当着陈文玲的面,抽自己耳光。

陈文玲气消了,赶紧劝住他,嘴上承诺:“有合适的,让你排头一个。”

当天,她就把这人的信息发进了“望春风”,重点标明:收入稳定、爱好广泛、长相不讨厌、有些色心、大体上老实。

群里有姊妹看中了男人的收入,但了解案由后,又担心个体户有暴力倾向。陈文玲就挑明了问男人:“你打不打老婆?”

男人说自己只敢打沙袋,老婆不敢打。接着,他敞开心扉,说自己其实本性胆小。年轻时体质弱,家里人帮着开小卖部,有天他看见有人抢劫,不敢上去,就喊了几嗓子。店门口有两个中学生上去了,结果挨了刀,一死一伤。之后,他陷在严重的负罪情绪中,恨自己胆子小,出门都带刀,结果一次坐公交车,他碰上了扒手,那把刀就派上了用场。

陈文玲把信息如实转告那位姊妹,问她要不要跟这个男人接触一下,姊妹同意了。

一般而言,陈文玲不轻易透露“望春风”群成员的身份信息,因为这些人都是她选定的“本分女人”,她形容她们:“全是苦命女人,生活里踏空了一只脚。”

对待“心泉”里的男性刑释人员,她更警惕,也更加挑剔:

“年收入至少5万——肯老实干活的,建筑工人也超过这个数目。”

“以前的案子,我一定要看的,本性不能坏。主观恶意太强的,现在就算改造好了,我都不通过。涉黑涉恶的、有吸毒史的、花案子的,一律不行。”

曾经有个男人找来婚介所,他后脑勺晾着几缕头发,挂面似的。陈文玲瞥了一眼那头“地中海”,只问:“头型打理了没?”

男人不吭声,陈文玲就让他出去。

可是哪怕再谨慎,也难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陈文玲曾经帮一个44岁的出租车司机牵过红线。很多年前,这个男人曾因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半,来婚介所时带着张照片,让陈文玲帮着找差不多模样的。

这个司机的条件很好,人稳重,也没任何不良嗜好,于是陈文玲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洋气的姊妹,长相比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强很多。

最终,两人的事成了,订婚那天,司机喝高了,忽然跑来婚介所,跪在陈文玲的身前。陈文玲吓得不轻,司机说,自己配不起这样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杀人犯。

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开卡车搞运输,每次都在省道上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店里有陪酒的姑娘,他相中了一个叫小梅的。一次出车,他又找小梅,小梅却接了其他的客人。那是一个雨天,他在车里等了很久,心里翻滚着醋意。小梅总算出现了,却和一个胖男人搂搂抱抱,要顶着大雨去镇上开房。他抑制不住愤怒,启动卡车一下撞了过去,小梅当场死亡。

警察办案时问他是否认识小梅,他摇头;又问他怎么开车的,他说雨天的视线模糊,而且人很乏,失控了。最后,他只被定了交通肇事罪。

陈文玲听完,手都在抖,她费劲稳住自己,劝司机去自首。

后来她不禁感叹:“人怎么这样复杂,厚得像字典,翻都不敢翻的。”

7

在心泉婚介所,陈文玲整天忙得像只陀螺,漂亮事做过不少,糗事也出来几桩。她自认做这么多事,都是凭良心,但好的初衷,也不能防止不好的事发生。

“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田茵。”

田茵帮衬陈文玲,主要是想报恩。出狱后,她虽然着急挣钱,但还是先到陈主任家里干了两个月,给钱也不要。她不光照料黄成兵,得空了还跑去心泉婚介搞卫生。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马勇,陈文玲的干弟弟。

对于马勇这个人,陈文玲不愿和我多聊。她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马勇”这个名字就像是她的一块伤疤。但田茵告诉我:“陈主任被马勇害惨了,卷跑不少钱。”

田茵和黄亚军说,马勇是江苏人,1979年生人,大专学历。他身高1米8,高鼻梁、双眼皮,长得像港台明星。2011年,他因诈骗罪获刑,服刑期间,陈文玲经常在监狱内搞心理团体活动。马勇作为后勤骨干犯,常来搬桌、送开水,因表现好,减刑1年,又获得假释机会,2014年11月便提前出狱了。

陈文玲搞婚介工作,需要一个婚礼司仪。马勇口才很好,服刑期间一直是监狱纳凉晚会的主持人,出狱后便成了陈文玲的帮手。他脑筋活络,能说会道,陈文玲搞特殊人群的婚介工作,他出过很多点子,也策划了多次婚介活动,成效很好。

平时除了主持狱友们的婚礼,马勇也接其他活儿。他为人大方,主持刑释人员的婚礼基本不收费,常常只收几包喜烟。在陈文玲搭建起来的小圈子里,他很快便积攒了极好的信誉,有不少女性刑释人员相中了他。

一个因税务问题入狱的女老板曾主动追求过马勇,精力花去不少,仍旧没戏。这期间,陈文玲还跟那个女老板吵过一架,并将她踢出了“望春风”。

为了将采访顺利进行下去,我没有当面求证陈文玲和马勇之间的真正关系。不过,田茵曾和陈文玲有过一次交心长谈,她提出了同样的疑问,陈文玲没有正面回答,沉默了一阵,只说了一段丧气话。

“她跟我说,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没有知冷知热的人。一入冬她就害怕,开空调脸容易干燥,不开的话,一个人在被窝里,到早晨脚还是冰的。”

讲起这次交心,田茵说,她很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她对陈文玲说:“你哥的心思也不好,你只要不在家,就用手机看黄色电影,音量开得蛮大,好像故意要给我听到。你应该还是要多关心一下屋里的事,屋外这些事,你忙也忙不过来。”

陈文玲的脸色顿时变得很不好看,精致的脸容像一团皱掉的报纸,田茵从没见过她这种样子,自知说错了话,交心就到此结束了。

2019年10月,陈文玲的老房子被挖机推倒,得到了55万的动迁补偿款。但这笔钱还没有焐热,就要全部拿来还债。

2016年,马勇在群里发起了一个连锁超市的项目。他承诺只要投资,每月就能得到投资金额13%的分红,不到8个月就可以回本,此后每个月继续坐享13%的收益。

马勇人缘不错,共集资173万元。这笔巨款中,有40万是陈文玲的积蓄,见有些刑释人员掏不出钱,马勇便在群里推荐了数个小额贷APP,大家都在上面借款。田茵贷了11万,其余人的借款金额在5千元至20万元不等。

不曾想,拿到钱后,马勇竟然卷款跑路了,大伙儿的钱全部打了水漂。一向支持马勇的陈文玲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她固执地认为,马勇只是投资失败,并不是故意集资诈骗。于是,她一直央求大家不要报警,并在群里承诺,自己认赔所有欠款。

后来,先后有4对陈文玲牵线的夫妻生了孩子,陈文玲为他们办了一次集体抓周的活动。酒席中喝多了,大伙儿都来劝她,说不会有人报警的,“陈主任你放宽心吧,钱哪怕一分没有,我们也甘心的,我们都记你的恩”。

她说:“好的,我也感恩你们。说到底,我晓得他不对。但我也想有个人怀念一下,我不追究他了,哪怕我在怀念一个骗子吧。”

拿到动迁补偿款后,陈文玲准备在第一时间按照大伙儿的投资份额比例分配这笔钱,争取让每个人都能拿到一部分。不过,陈文玲想先把田茵的钱全部还上,毕竟她有3个孩子要养,日子肯定不好过。

当时,田茵已在服装厂做工了,两班倒,一个班12小时,每月到手6500元,够顾全生活。她劝陈文玲先补偿经济状况不好的狱友们,以免有人绷不住了,报警闹事。

8

去年疫情解封后,我又去拜访了陈文玲一次,她胖了几斤,但眼见着衰老了不少。

“疫情要人命的,动也没处动,我是闲不住的人。”她去厨房给我倒茶,黄成兵坐在卧室门口,拿着保温杯,往小杯盖里倒水。一杯盖的水倒满,又将水倒回了杯内。

我过去问:“叔叔,是不是要喝水?”他摆摆手,继续刚才的动作。

陈文玲端茶出来,讲:“不要理他,他在练习,医生讲的,练一练有好处。”

老头抖着嘴唇,费力地对我说道:“我要赶紧好起来,我不能拖累她呀。”

陈文玲不搭话,把茶递给我:“上次我跟你讲了我的身世,但关键的地方我没讲,你要不要接着听?”

我赶紧坐下来,她的声音在我脑中补全了一副往日的画面:

荒凉的农场上,架起了一堆柴火,热气让白震和袁天明的身体回暖了,刚捡到的女婴也开始响亮地哭起来。两人的头脑舒坦了,脸色红润了。一阵黑鸟忽然跃起,农场上聚成一道黑线。

白震醒了,袁天明也醒了。饥饿依旧翻搅着他们的肚肠。

“吃不进去,吃不进去。”

“不好这样,不好这样。”

两人抱起女婴,赶回监舍。最后,他们用干“雅活”换来的那颗大土豆代替了女婴。

说完了身世,陈文玲问我:“你晓得我跟你说这个的意思了么?”

我还在消化刚才的画面,神色惊恐,人是呆顿顿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吃人的一刻。”她望向别处,春风漫进窗内,掀开了她的几缕白发。


后记

今年4月,田茵遇到了麻烦,已同她离婚的发小找来服装厂,要求复婚,不然便要毒死她的3个孩子。

当时,田茵刚刚当上车间主任。升职的契机缘于一批外贸订单——老外要靠远程视频沟通工艺,厂里懂英语的人不多,田茵在牢里学到的一点儿英语就派上了用场。她本就干活漂亮,跟老外沟通完,厂长直接提她做车间主任,月薪过万。

她事业上的成功,老家都传遍了,男人眼红赶来闹事,目的是要钱。田茵在“望春风”里发信息求助,陈文玲即刻带着七八个姊妹过来,与那男人撕扯。

冲突中,男人丢砖头砸破了一个姊妹的头,血流得吓人。警察过来安排人验伤,男人直接被刑拘了。一周后,验伤报告出来,够上了轻伤标准。姊妹们都说没有任何私了的余地,让警察直接立案

警察本想再劝劝,田茵把自己的经历摊开来一讲,警察不劝了,只说:“这种人该吃牢饭,我们这就办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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