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五个标题概述元妃省亲的故事（元妃省亲故事素材考实）

内容提要：

康熙的襄嫔高氏是元妃的人物原型。高氏的父亲是高廷秀，高廷秀是高士奇的侄子。高士奇在杭州建西溪山庄接驾，接待了高妃回娘家省亲。西溪山庄的原址是蕉园，是西泠十二钗两结诗社的地方。这些史实与《红楼梦》描写的大观园故事完全吻合。

关键词：元妃女史襄嫔高廷秀高士奇西溪山庄蕉园诗社

元妃省亲的故事，是《红楼梦》中极为重要的故事。有元妃省亲，方有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可供那些金童玉女展示风雅，方有十二金钗在园中两结海棠社和桃花社，方有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生活。作者创作元妃省亲的故事，是根据什么素材写出来的？写元妃省亲的故事用意是什么？乃是红学研究应该回答清楚的大问题。

主流红学一直持《红楼梦》“借省亲写南巡”之说，这本是脂砚斋批语中的说法，脂砚斋还交待，作者写元妃省亲故事，是为了“出脱多少忆昔感今”。主流红学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曹家在金陵曾担任过四次接待康熙南巡的差事。但那是接待皇帝南巡，既不是皇妃，也不是省亲，似乎与《红楼梦》所写的元妃省亲故事并不搭界。作者为此忆什么昔，感什么今，出脱什么内心感受？都说不清楚嘛！

为了平息这个矛盾，主流红学又提出曹家曾出过“王妃”，即曹寅女儿嫁给了纳尔苏郡王。但王妃并非皇妃，亦未闻曹家有修建园林接待王妃省亲之事。即使假设有王妃回娘家探亲之事，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郡王妃而已，断不会有《红楼梦》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场景，专门在关防驻跸处修建省亲园子，更不会像元妃那样堂而皇之地使用皇家仪仗。须知，封建社会皇家礼仪绝非任何人敢于擅用的，那可是杀头灭九族的勾当，《红楼梦》作者再昏聩也不应及此。

综上，用曹雪芹家族的接驾差事和王妃身份，都不能圆满解释《红楼梦》元妃省亲故事的素材来源，必须另辟蹊径，在清初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中重考这段故事的素材来源。《红楼梦》创作这个故事的本意是“借省亲写南巡”，这是脂砚斋批语提示的，似乎没有问题，这里所说的南巡只能是指康熙南巡。康熙南巡的主要地点是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绍兴等，均在江浙两省。那么，是否有皇帝的妃嫔随同南巡，顺便回娘家“省亲”之事，可作为《红楼梦》元妃省亲的故事素材呢？

一般来说，红学界都认为无此可能，因为江南之地出身的女子都是汉人，而清廷后宫是不允许汉女入宫的。这种看法都是根据清廷留存的正式资料作出的结论，我们知道，乾隆时期，对顺治康熙年间的史料曾进行过全面的禁毁或抽毁，清朝早期的很多史料都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了，经过乾隆毁损后重新整理的资料是很靠不住的。康熙一朝究竟有没有江南汉女入宫？有没有汉族妃嫔随同南巡回家省亲？根据我们现在所考证出的新资料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在清朝早期的宫廷玉牒上，最起码记载着康熙皇帝有五位汉姓嫔妃，她们是：勤嫔陈氏：陈秀之女，生一子允（胤）礼。襄嫔高氏，高廷秀之女，生一子允（胤）禝，一女，未成年即夭折。静嫔石氏：石怀玉之女，生一子允（胤）祁。熙嫔陈氏：陈玉卿之女，生一子允（胤）禧。穆嫔陈氏：陈歧山之女，生一子允（胤）祢。玉牒中对她们的父亲只书姓名,并无官职，称她们为“汉人高氏”或“籍苏州”，表示他们不仅是汉人,而且是江南女子。

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京廷十三年》一书中，曾经记录了康熙皇帝与他的汉族妃嫔们，在热河行宫中避暑嬉闹的故事：有时候康熙大帝携带这些个“跛脚”的嫔妃们去林间采撷，他突然会对某位汉妃十分巴望，于是就去追赶她，那位汉妃一边儿尖叫着，一边儿“跛脚”逃跑，直至被皇帝按住。之后天子便畅怀捧腹，沉缅于游戏的欢愉之中。这里所说的的“跛脚”妃嫔，显然就是一些裹足的汉族女人，因为满洲裙钗是不裹足的。

这些江南出身的汉人女子是怎样进宫的？我们知道，《红楼梦》书中交待，元春入宫之初，是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后来才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封妃之后，贾政才进宫谢恩，王熙凤才戏称贾琏为“国舅老爷”；那么，进宫之后封妃之前的“女史”，其身份显然并非皇帝的妃嫔，只是宫中的一个女官而已。什么是女史呢？在明清两代，民间特别是诗礼簪缨家庭出身的好多知识女性习称女史，有一定知识的高级妓女如秦淮八艳等也往往自称女史。但《红楼梦》写的女史是在皇宫中的女史，既非民间，更不是妓院，因此只能是宫中女官名称。

在历史上，女史本来就是宫中的女官名，以知书妇女充任，掌管后宫礼仪或书写文件等事。《周礼·天官·女史》：“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汉代、隋唐、明代的后宫，都曾设女史之职。清代未闻后宫设女史之职，但在枝巢子的《清宫词》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在康熙南巡期间，取江南女子充任宫中女史的蛛丝马迹，《清宫词》曰:“苏浙南巡六度临，宫中从此有南音。侍书未久攀髯泣，永巷凄凄白柰簪。”此诗原注:“圣祖晚年始有汉姓女子六七人供侍书役，相传多苏杭籍，然皆无名位，至六十一年始尊封贵人，或称庶妃，列帝系考”。由此看来就一目了然了：这些江南出身的汉族女子，入宫之初本来就是“供侍书役”的，并没有妃嫔名分，后来才被封为“庶妃”的。所谓“供侍书役”，也就是宫中女史的别称罢了。《红楼梦》中元春初入宫充“女史”，探春丫环的名字就叫“侍书”，与此当非偶合吧？

这些江南汉族女子是什么时间，又是怎样进宫的呢？从《清宫词》“苏浙南巡六度临，宫中从此有南音”看，显然是康熙南巡期间带回宫中的。康熙皇帝先后六次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止于康熙四十六年，这些苏浙女子的进宫时间当在此期间。《清宫词》中又说：“苏台玉蛹玉无瑕，令箭颁来为进花。终是圣明防物议，亲臣密疏奏官家”。“玉蛹”本义系指莲子，这里代指“玉无瑕”的江南女子，乃是江南官员以“进花”的方式朝贡给皇帝的。为了防止官场和社会“物议”，还应当是以“密疏”的方式秘密进贡的。

康熙后期在宫廷生活中十分宠爱这些江南汉人妃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珍教授考证：汉人高氏，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生皇子胤禝，第二年生一女，四十五年又生下皇子胤祎。四年间连生三个子女，其间其她妃嫔都没有生育，足以显示她得到专宠之一斑了。康熙五十年以后，宫中有五位后宫女子生下子女五人，而其中汉籍女子占四人，生子女亦有四人，百分比高达八成。“可见，这一阶段和康熙有关系的女人，汉人已经处于优势，她们并非汉军八旗，而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

这些江南女子乃是出身不明并缺乏正式名分的妃嫔，由于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并为皇帝晚年生儿育女，很有可能曾随同康熙皇帝南巡，顺路回到她们的家乡去探视自己的父母，并因此而成为《红楼梦》元妃省亲故事的创作素材。据乾隆早期的金陵张侯家太夫人高景芳所作《谒见妃娘娘仰蒙握手温论恩礼有加恭纪》一诗说，她在康熙年间就曾亲自拜谒过跟随皇帝南巡的“妃娘娘”：

鱼軿渡松水，凤辇驻行宫。幸见皇妃盛，方知阴教隆。

容华花上露，和婉蕙间风。厚意咨诹外，深情笑语中。

颌眉鬓翠侧，援手钏金笼。何幸瞻天极，偏邀礼数崇。

这些妃娘娘还可能随身带着自己年幼的子女，高景芳还作有《谒见公主礼亦优渥载赋六韵》，说此皇女与高景芳“话密感殊恩。荣光照一门”。前几天，网友“李渔红学第一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文章，根据高景芳这两首诗符合“高妃的生育情况”，因此推测高景芳当年谒见的这位“妃娘娘”，应该是康熙晚年宠幸的高妃，也就是清廷玉牒中所记的襄嫔高氏。并进一步推测这个高妃与“张侯”家的太夫人高景芳乃至《红楼梦》续书人高鹗都有关系。

笔者同意“李渔红学第一人”关于随康熙南巡者乃是襄嫔高妃的推测，但并不同意他关于高妃与高景芳及高鹗有关系的推测，因为襄嫔高妃、高景芳、高鹗虽然都姓高，但却并不是一个家族。据高景芳丈夫张宗仁为其《红雪轩稿》所作的序中说，他与高景芳的婚姻乃是“就婚渤海”，说明高景芳出身于东北的满人或汉军旗人家庭，而高鹗也是出身辽宁铁岭的汉军旗人。如前所述，这个高妃却是江南苏浙一带出身的汉人女子，否则就没有必要随同南巡的皇帝来江南“省亲”了。高景芳有可能因一品夫人身份及同为高姓，在南京行宫中拜谒过这位襄嫔高氏，但襄嫔高氏“省亲”的目的地却不在南京，而在其后的行程中。

襄嫔高氏，出生日期及存年不详。康熙年间虽受宠爱，生育三个子女，但在宫廷中并没有正式名分，仅为“庶妃”而已。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皇帝驾崩，雍正帝即位，尊其为皇考贵人。乾隆元年十二月又晋尊为皇祖襄嫔。乾隆十一年（1737）六月二十八日薨。很多资料上说她“享年在40岁以上”，不确。她初次生子在康熙四十一年，当时既始是二十岁，再经过康熙朝后期二十年，雍正朝十四年，乾隆朝十一年，死时至少也有六十五岁。所生皇十九子胤禝和一女均早殇，皇二十子胤祎于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二月晋贝勒，十二年降辅国公，十三年仍晋贝勒，死后谥曰“简靖”。

据清廷玉牒记载，襄嫔高氏的父亲名叫高廷秀，其他情况就一概付之阙如了。据《余姚六仓志》记载：清朝早期，浙江余姚确有个高廷秀，字升三，号匡樵，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属慈溪市匡堰镇）人。生卒年不详。其人工书法，为一代书法名家，其“书学钟、王，端整中见姿媚”。授礼部儒士，选铸印局大使，不就。卒年70岁。如果这个高廷秀就是清廷玉牒中记载的襄嫔高氏的父亲，襄嫔高氏随同康熙南巡，并顺便返籍省亲，其目的地应在浙江。

我们再来注意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曾在杭州西溪修建西溪山庄接待康熙南巡的高士奇。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谥文恪。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其“江村”之号就是为不忘故乡姚江所取。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高士奇入籍钱塘（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康熙三年（１６６４）随父古生公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遂以卖文自给。康熙八年入太学，得以初觐康熙，皇上喜其一手漂亮的“王字”，并好其理学文章，遂钦赐拔取记名翰林院供奉。后因得到皇帝欢心，升任南书房侍读、礼部侍郎，参与军机，成为权倾朝野的宠臣。

说到这里，任谁都会问：这个高士奇与高廷秀是什么关系？二人都是高姓，且其原籍都是浙江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人；高廷秀“书学钟、王”，高士奇也是一手好“王字”，志趣爱好相仿，这些难道都仅仅是碰巧偶合吗？在封建社会，江南乡村往往都是聚族而居，二人同出于一个县一个乡的同一个“高家村”，至少也是同族，甚至从小一起读书，都是可以预见的。如果高士奇与高廷秀是本家，那么，高士奇于杭州西溪修建西溪山庄，两次接驾康熙南巡，是否与襄嫔高氏曾随同康熙皇帝南巡，顺便回娘家“省亲”有关，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近日，梳理旧存资料，在高士奇《苑西集》中发现了两首诗，似可坐实笔者这一推断。高士奇确有一个侄儿叫做高廷秀，《西苑集》中就有两首诗，是写给高廷秀的。一首是《送廷秀侄还江村》，江村是高士奇的号，这里代指他的故乡姚江畔的高家村。诗中写道：

汝去还乡曲，因之亦黯然。

秋催榆塞雁，风送蕙江船。

客路岂千里，归心积五年。

好将莱子服，缓舞碧堂前。

另一首诗是《廷秀侄归毕婚娶因寄葵兄》：

廿余年不到江村，伏腊常怀诸弟昆。

杨柳荫中沙径合，稻花香里草堂存。

陶家岂肯荒秋菊，向子从今毕嫁婚。

寄语林湖鸥鹭侣，吾将归去涉田园。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个高廷秀是高士奇的侄子，是高士奇“葵兄”的儿子。他这次回乡的原因是完毕家中的婚嫁大事。这不是他自己的的婚嫁，而是儿女的婚嫁。如果是自己，或娶或嫁，不会“婚嫁”并提；所毕婚娶，只能是完毕自己儿女的婚姻大事。且不说高士奇之侄回乡完毕哪个儿女的婚嫁大事，襄嫔高氏是高廷秀的女儿，高廷秀是高士奇的侄子，这种本家关系是完全可以坐实的。从辈分上说，高士奇还是康熙皇帝的叔祖丈人，属于皇亲国戚之列，也就难怪其一生权倾朝野，贪渎无度，却仍受到康熙皇帝宠遇而始终不衰了。

康熙二十八年（1689），高士奇在杭州西溪流香溪畔，购得柴云倩家的蕉园后，大兴土木，改建为极为豪华的西溪山庄，用以接待康熙第二次南巡。据《西湖志纂·西溪纪胜》载:康熙由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登舟,从骑俱止桥外,独与高士奇泛小舟至西溪山庄。康熙皇帝极为喜爱这里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景色，亲笔题写“竹窗”二字，并题诗一首：“花源路几重，柴桑皆沃土。烟翠竹窗幽，雪香梅苔古。”康熙三十八年，玄烨第三次南巡，再次来到这里巡幸，又写下一首诗歌颂西溪山庄：“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深。暖催梅信早，水落草痕侵。俗籍鱼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

如前所述，高廷秀是襄嫔高氏的父亲，高士奇乃是高廷秀的叔父，那么康熙南巡两次巡幸杭州西溪山庄，就决不仅仅是皇帝自己巡幸了，很大可能还有为襄嫔高氏随同南巡返乡“省亲”创造条件的意义。襄嫔高氏与其父高廷秀家在余姚，地处偏僻浙东，皇帝不可能携带襄嫔千里迢迢去那里“省亲”；加之高廷秀乃一介平民，家庭也不可能像《红楼梦》中说的那样，在“关防驻跸”处修建“省亲别墅”。那么，就近就便由其叔祖大官僚高士奇，在杭州近郊西溪的流香溪畔，择“关防驻跸”处修建西溪山庄，一方面作为皇帝接驾的行宫，另一方面作为襄嫔回乡“省亲”的别墅，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高士奇在蕉园和洪园基础上改建西溪山庄，与《红楼梦》中所说大观园是在荣府后园与东府汇芳园基础上改建是一致的。《红楼梦》所写大观园门前沁芳溪上，元妃进园经过的沁芳池、沁芳桥、沁芳闸，与西溪山庄门前流香溪上的御临池、御临桥、御临闸，是高度契合的。西溪山庄以“竹窗”为主要特点的景色，与《红楼梦》大观园中潇湘馆“窗前也有千竿竹”、日夜窗前竹影摇曳的描写也高度一致。《红楼梦》书中明言，这潇湘馆，乃元妃省亲的“第一巡幸之处”。这些细微之处的一致性，绝不是任何巧合之说可以敷衍塞责的。

这样，《红楼梦》书中关于元妃省亲的描写，就都有了素材上的着落了。先是元春进宫后身份由“女史”晋封皇妃，接着是择地建园预备皇妃省亲，这就是按照襄嫔高氏进宫由“侍书”到“庶妃”，高士奇修建西溪山庄接待襄嫔“省亲”描写的。书中交代元妃省亲的具体过程，出发时间很晚，夜深方可到达，又在天明前赶了回去。这样仓促的行程，说明是从杭州孤山内行宫（即史料记载的昭庆寺）到西溪山庄，往返路程并不远。这一天是元宵节，整个省亲活动中满园灯火通明，有康熙年间毛奇龄的《西湖蹋灯词》可证。省亲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否则康熙不会把随从都留在桥头，自己同高士奇乘小船进入山庄。说明康熙皇帝对襄嫔省亲不愿大事张扬，需要避人耳目。前面说过，康熙皇帝对汉人妃嫔的态度，“终是圣明防物议，亲臣密疏奏官家”，因此夜间秘密省亲乃是必然安排。

康熙皇帝巡幸西溪山庄之后，高士奇曾作《西溪山庄碑记》一文，记载康熙皇帝在这里“登楼延赏，临沼清吟”的情景，但碑记中并未提及有妃嫔随行，只隐隐地说了一句“山光滴翠，不驻鸾车；湖水拖蓝，未乘凤艒”的话。另据清李卫、傅玉露所著《西湖志》记载的西溪山庄建筑格局，其中有“阁楼西下，梧竹环列，曰来凤轩。其上曰皆春阁，小屋曰啸月”的记载。“鸾车”、“凤艒”的提法以及这处名为“来凤轩”的建筑，是否与襄嫔高氏省亲有关，殊堪联想。终清一朝，对康熙皇帝宠幸汉人妃嫔，并有汉人妃嫔随行南巡一事，朝野始终讳莫如深，高士奇当然也只能隐隐暗示几句，绝不敢在自己的碑记中明文记载襄嫔高氏省亲一事。

高士奇这个人在康熙一朝权倾朝野，赫赫有名，受贿贪腐，骤成巨富，号称“五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贡澹人（高士奇）”。虽然屡次受到御史弹劾，但康熙皇帝对他始终宠幸不衰，赏赐优渥。现在史学界都知道高士奇为一代帝师，学问渊博，富于收藏，精于鉴赏，很受皇帝器重。但仅凭这些是否就能长期受到皇帝优礼有加，是否还有襄嫔高氏枕头风的作用，殊堪怀疑。襄嫔高氏虽然是不能过明路的庶妃，但却是宠妃，高士奇即使是暗中的外戚，但却是宠臣。外戚受宠专权的事例，史不绝书，不独康熙朝如此。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抽毁清初史料后，这些真实的“元妃省亲”故事素材，就都被湮埋在历史废墟下面了。我们也只能根据目前可以探寻得到的一些零星记载，把元妃、女史、高妃、高廷秀、高士奇、西溪山庄串联起来，综合分析，做出以上考证和推论。高士奇在杭州流香溪畔修建西溪山庄接驾，西溪山庄的前身蕉园是西陵十二钗两结诗社的场所，这些事实是明确无误的，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基本吻合不差，可以确定《红楼梦》就是依据这里的素材写的“元妃省亲”故事。看来，洪昇在《红楼梦》中，通过对元妃省亲的描写，不仅“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还记载了一个为清廷讳莫如深的襄嫔回乡探亲的故事。正由于“圣明”的皇帝“防物议”，故《红楼梦》写的很隐蔽，不容易为外界看出其中玄妙罢了。

《红楼梦》作者洪昇与高士奇，同为杭州生员出身，同在国子监读书，同在京师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几乎又同时返回杭州。二人系同年生同年死，一生往来密切。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就是在洪家故园的一部分和蕉园基址上改建的。发生在蕉园中的十二个女子结诗社的故事，发生在洪园中的百年望族天伦之变故事，发生在西溪山庄的皇妃省亲故事，也只有洪昇具有全部搜集起来，作为《红楼梦》创作素材的可能。洪昇晚年诗作中，曾有“一月柏堂来几度，非关林外寄闲情”之句，诗中的“柏堂”，即指高士奇的西溪山庄。洪昇频繁来此干什么呢？如果推测为搜集《红楼梦》元妃省亲和女子诗社故事的创作素材，构思大观园的园林景致，不为无据妄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