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景区的无奈(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家)

配图 |《风柜来的人》2019年,我参加了阿骏组织的一场“city walk”,跟着他在上海走街串巷,对自认熟悉的街区有了很多全新的认知聊天中,惊讶地发现,1990年出生的他,竟然和我在同一片区域长大熟悉之后,我和他进行了数次深谈,听他讲老城厢的童年,及经历拆迁与家庭变故之后的命运流转,也借此怀念一些关于上海的片段,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家在景区的无奈?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家在景区的无奈(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家)

家在景区的无奈

配图 |《风柜来的人》

2019年,我参加了阿骏组织的一场“city walk”,跟着他在上海走街串巷,对自认熟悉的街区有了很多全新的认知。聊天中,惊讶地发现,1990年出生的他,竟然和我在同一片区域长大。熟悉之后,我和他进行了数次深谈,听他讲老城厢的童年,及经历拆迁与家庭变故之后的命运流转,也借此怀念一些关于上海的片段。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人民路176号,是我出生时的家:红砖墙,三层高,长长一列、并排开着十多个门洞的公房,一楼临街的那面开满了各种小店,烟纸店、蛋糕店、建材店、劳保用品店……热热闹闹地顺着这条半圆形的马路蜿蜒铺陈。人民路和另半圈中华路,都是民国初年拆城填濠筑的路,合围成过去的上海旧城,如今在地图上,这里东靠黄浦江十六铺,西近豫园,北临外滩,依然是这座都市绝对的“C位”。

我家当年能住进这套房子,多亏过世的外公。他年轻时从南京调到上海当兵,在老城区一处石库门里弄安了家。我爸妈结婚时,外公向厂里打了申请,分到虹口区的一套公房。我妈妈想住得更靠近娘家一些,他们就想办法找到一户住在人民路的人家,跟对方谈妥,对调了房子。

80年代上海老百姓说的“调房子”,和现在置换房屋的概念是两码事。在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之前,大家通过自发的“换房”来缩短上下班通勤距离、缓解房屋面积方面的矛盾。那时上海各区的房管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管这事,很多老上海人都有过不止一次的换房经历。

在那个灶台挤在门外过道、端着痰盂罐上厕所的年代,我们一家三口能拥有40多平的“一梯两户”,实属幸运。我家在三楼,带个小小的露天阳台,那会儿附近还没建起高楼,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趴在阳台上“望野眼”:看漫天的白云悠悠飘过,太阳以优美的抛物线缓缓下落;看对面的石库门里弄和斜对面的公房,人们在过道、晒台上拔鸡毛切菜,拧床单晾晒,夏天男人们光着膀子浇凉水澡……这些生活百态有趣又让人安心,有时看着看着,我也会羞涩地想:他们会不会也在看我呢?

不发呆的时候,我就皮得拆天拆地。有次我爬到阳台铁栏杆外侧,一个不小心,大半身悬了空,只剩一只手搭在栏杆下缘。江边吹来的风打在身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幸好妈妈及时发现,大叫着跑过来抓牢我的手,随后爸爸也闻声赶到,两人一个拉一个拖,才把我给捞了上来。

贴隔壁住着山东阿婆一家,听说她也是年轻时就来到了上海。屋里住着她儿子一家三口,阿婆和老伴则在过道口搭了个小阁楼将就。小时候常看见阿婆在灶台旁做红枣馒头,个头要比上海的馒头大上一倍不止,是我记忆中一种特别的存在。每次她都会热情地用山东普通话招呼我尝一尝。看着她擀面、塞红枣,最后将馒头放进蒸笼,等面香和着红枣的甜味热腾腾地往外一冒,我就馋得口水直流。

阿婆的孙女大我几岁,留一头长发,是标准的上海“嗲妹妹”(漂亮)。我无聊时就跑去“找姐姐玩”,在阿婆家看过很多期《欢乐蹦蹦跳》和《小神龙俱乐部》,她扮演主持人,我客串嘉宾,嘻嘻哈哈模仿节目里的人讲段子。有段时间流行范晓萱的《健康歌》,我就跟在姐姐后面一道,“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弧形的公房和背面一幢废弃的厂房,夹出一条狭长的过道,堆着纸板箱、旧家具和私自搭建的简易小棚,是楼里小巴辣子(小孩)捉迷藏的乐园。小孩子心思活,天天吃完饭跑到各家窗口先探探头——看到有人冒头了,我也立马啪嗒啪嗒跑下去。大家商量好规则,“不许逃到楼上”,除了过道里的各种“掩体”,只要是一楼开着门的人家,都可以临时进去“躲一躲”,遇见屋里有大人,他们都会心一笑,自然认得你是哪家的“小赤佬”。我喜欢躲进公用的灶披间——那里除了烧饭时间,一般没什么人,构造又杂乱,是理想的藏身点,我可以透过窗户悄悄观察外面的情况,听到脚步声就马上蹲下来,屏住呼吸直等到声音渐远。有时小伙伴也会守株待兔候在外头,等我一开门就扑过来:“哈!抓到你了!”

住老房子的童年,从不会感到寂寞,出门一声吼,小伙伴们就都出来了。大家通过玩游戏认识彼此,又因为玩得开心或不开心而拉帮结派、分分合合。

那时住在外滩附近,意味着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种新鲜事物。肯德基在上海的第一家餐厅就开在“外滩2号”的前身东风饭店的一楼。店里香喷喷、金灿灿的炸鸡,在满眼醒目的红白配色烘托下显得极具诱惑力,在我心里一下子就把白斩鸡给比了下去。上小学后,每逢期中、期末考得还行,我就会向妈妈“作一作”去肯德基。

每次去,妈妈去排队点单,我负责抢位置,先抢桌子、后抢椅子。我最喜欢吮指原味鸡,感觉那时的鸡块比起现在的,肉和汁水都更多,啃起来可香了。妈妈一般不吃,她说自己不喜欢吃油炸食品。那时,邻桌也有不少家长都是像她这样,看着孩子把一盒炸鸡夯光。

小时候总是觉得“节日感”很强。每年国庆节,外滩从9月30日晚起就放亮景观灯,开启交通管制,挤满了举家从四处徒步过来观灯、看烟花的人群。

我也和爸爸妈妈过去“轧闹猛”,从家出发,向北走上十分钟就能到外滩滨江。我们可以坦荡荡地走在空旷的马路正中央,随后往右拐,进入中山东二路,一下就没入了人海。沿途都是叫卖发光小玩具的摊贩,孩子们拿着充气榔头追来打去。放眼望去,一串串黄色灯泡勾勒出万国建筑群的轮廓,金碧辉煌。

找好站位,爸爸会蹲下身让我跨到他脖子上,然后双手抓牢我两只脚,一个提身站起来,好让我看得更高更远。“砰!砰砰!”随着烟花升空,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声的“啊!瞎㜺(好漂亮)!”我坐在爸爸肩上欢呼雀跃,叫嚷着:“把我举高一点,再举高一点!”

观灯后回家路上,我也想就这样赖在他身上不走了。

2

爸爸梳三七开,喜欢穿风衣,有点像《英雄本色》里小马哥刚出场时的扮相。他生性沉默,在外人看来绝不像是好接近的类型,但实际上,他待人爽气、大方,朋友都称他为“小老板”。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家常有司机师傅来屋里厢做客,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人情关系:谁跟谁不开心了,谁想找谁帮个忙,总之,他说话大家都买他面子。

那时还不知道导航为何物,但爸爸能很快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从不绕路,尽量抓紧时间多接单。他开车时喜欢和客人聊聊天,偶尔坐上同行开的出租车,聊得就更起劲了。有时候聊着聊着,人家司机就不收车钱了,也有时候聊着聊着,他就学接过的外国客人,塞小费给人家司机了。

这份工作做一休一、全年无休。工作日早上6点多,和他搭班的叔叔会把车开到我家马路对面,听到4下喇叭响,我就知道爸爸要去上班了。有时我会跑到阳台和他道别,边刷牙边看着他从楼下的大门走出去,不顾红绿灯,横穿马路小跑到车那头。发车前,他会朝我招招手,不忘嘱咐我两句:“早点吃饭,好好上学!”

爸爸歇车回到家已是零点过后。单独睡外间的我,若睡得浅,就能听见他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我能从皮鞋走在木地板上的咯吱声判断出,他先走到里间挂好制服,换身衣服去门外走廊洗漱,然后睡前会坐在里间的沙发上,审几张新买的影碟,等第二天休息时好好地观看。

看电影,是爸爸一生最大的爱好。他有很多影碟,衣橱的抽屉、床上方的储物阁,还有床底下,堆着好些塞满碟片的纸箱,加起来该有好几千张。在盗版光盘横行的年代,爸爸熟知许多买碟的幺二角落(冷僻、不好找的地方),有流动的三轮车摊贩,有卖香烟的杂货铺夹带着卖碟。

一次他带我去相熟的二道贩子家里取货,屋里好几个顾客,买完碟聊电影,正在兴头上,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老派(警察)”。爸爸告诉我不要怕,把刚给我买好的《叮当猫》塞进了风衣的内口袋,然后笑嘻嘻地应对着盘查。之后一行人被带上警车,开到派出所,爸爸趁人不注意,暗戳戳递给了我几张买好的碟片,让我安心在派出所门外等他。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带我在附近吃了一顿好吃的,让我回家别把今天的事告诉妈妈。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影碟机,当看到那只黄色狸猫一跃而起喊着“叮当法术,变变变”,觉得爸爸就是我的叮当猫,酷毙了。

我喜欢日本动漫,常常软磨硬泡,拉着爸爸去文庙淘碟,从家这头乘11路,沿人民路、中华路环线,3站地就到。千禧年时的文庙周围,聚集着一批专卖动漫、文具的小店,沿街摊开花花绿绿的盗版VCD和漫画书,学生们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爸爸对这些不感兴趣,就买一份报纸在门口等我。有时我手里捧满碟片挑到一半,就会一阵喧闹——一听“老派”要来查,老板们立刻把早已备好的、装满文具公仔的置物筐往碟片筐上一盖,像盖小笼包蒸笼似的。我也早学会了“镇静应对”,等待警车开过,再接着慢慢挑。

文庙淘不到的碟片,我会请爸爸出车时留心一下。可能隔天起床,想要的光碟就已摆在我房间的柜子上了。爸爸还在里间补觉,我却兴奋极了:今天可以去学校炫耀了,叫大家这周末来屋里厢一道看!

爸爸看电影时十分专注,早先是不会让我这个小屁孩待在旁边影响他的——每次要放电影了,他就摆好搁脚凳,往沙发上一躺,让我关上门去自己房间玩。

等我长大一点后,和爸爸一起在家看过不少影片。每次都是他挑好一部影片,我负责拉上阳台的窗帘。碟片“咔哒”一声被推入影碟机,屏幕开始跳动,带着似懂非懂的我通向生活之外的一个个广阔空间。当时好莱坞流行什么,我们父子俩就看什么:《骇客帝国》深入地底的锡安城、《指环王》世外桃源般的霍比特村,还有《007》系列,每出一部都必看。那还是布鲁斯南主演的时代,节奏紧凑的片头曲响起,邦德走过旋转的枪管中心,转过身“嗙”地一枪,在我心头定格下最早的可以效仿的潇洒形象。看到羞羞的场面时,爸爸会抬手遮住我的眼睛,略显尴尬又故作淡定地说:“等你长大了再看。”

爸爸捣鼓的影音设备是阿拉屋里厢最引以为傲的宝贝。从最早的LD播放器看起,到VCD、DVD,后来爸爸干脆半DIY了一个家庭影院:在电视机前前后后总共摆了7个音箱,其中最吃价钿的3个主音箱,是他亲手做的——他带我去朋友的工作室,我看着他一步步把木头锯好、组装起来,再往里塞上电子部件和喇叭。

有了环绕音效,看灾难片就很震撼了。电影里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人坐在沙发上,挂在后上方的音箱炸出一股气浪直往身上扑。我美滋滋地猜想,家里的音效一定比电影院还好。

3

因为小学升初中考得不错,爸爸大方地送了我一台快2000块的PS1游戏机作为奖励——相当于那时上海1个多月的平均工资。他又换了新电视机,将旧电视“淘汰”到我房间里,我打起游戏就十分方便了。

刚开始玩的那一阵子,我挺沉迷,晚上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妈妈睡下,就偷偷爬起来把PS1接上电视开始打游戏——只要关掉背景音乐、轻手轻脚就行。玩得投入,就会忘记了时间,转眼一看,快12点了,爸爸该回来了,才恋恋不舍地关机——也有几次惊险时刻,玩着玩着,突然听到他上楼梯的脚步声,我赶紧存档,拔掉电源、关好电视、盖上防尘布,一气呵成,再蒙上被子,背对门口躺下,心脏突突直跳,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从托儿所到初中十多年,每天早上我都要从斜对面的十字路口走去福佑路一带的弄堂。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丹凤路,我发小阿连的家就在那里。

我和阿连小学就一个班,只是一直不熟。上初中后,我俩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彼此不爽有过不少摩擦,后来那女孩转学了,我们反倒惺惺相惜,成了朋友。他给我这个朋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家离学校没有我家近,以后来叫我一起上学吧。”

阿连的妈妈每天都精心准备早饭,今天是腐乳泡饭,明天是面疙瘩,我总是等着他笃定地吃完,再一道走去学校。我们在弄堂里边聊边走,穿过头顶上方纵横交错的电线和万国旗般摇曳的衣裤、床单,一边注意不能“钻裤裆”(晦气),一边躲闪着居民在家门口扇煤球炉冒出的浓烟。时有骑着三轮车的小贩用喇叭播放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大饼油条摊头前学生和上班族排起队伍,飘来阵阵带着油腻的香气。

因为拥有自己的房间和别人都没有的PS1,我在班里成了呼朋唤友的孩子王。同学家都住得近,休息日几个电话一打,不一会儿就能听到有人在阳台下面喊我名字了。我麻利地一趟趟跑下去开门,等人到齐,party便开始了——《三国志》《拳皇》《实况足球》,都是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游戏,两个人拿着手柄一对一battle,输了就换人,围观的人坐在床上、地板上起哄,用各种小动作给正在对战的人加油或“拆台脚”。

妈妈很欢迎同学们来屋里厢做客,有时她就在一旁边织毛衣边好奇地看着我们打游戏。到了傍晚,她去外面走廊上烧饭,炒菜的香味跟着锅铲声飘进来,我们就知道差不多该散了,各回各家吃饭。

同学们都抢着来我家玩,这让我常有种作为“话事人”的成就感。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帮派,5个男生为基底。爸爸所在的强生出租车公司有发“免费打车卡”(其实是公司过节奖励给员工的预储值卡,并不是真的免费)的福利,周五放学,我常会叫上这几个同学打车去人民广场“兜一圈”:去迪美地下步行街探店,去福州路找教辅书……初中生平时自主活动的范围无非在家附近一两公里之内,而我能带大家去更远的地方玩,他们都夸我厉害。

他们都没怎么坐过小轿车,每次在车上,会很兴奋地看着窗外的街景,这边有个什么人喏,那边又新建了什么东西。我教他们车门防盗锁要锁好、摇下车窗的手柄在哪里,到站时,我对着司机掏出“免费打车卡”,“滴”地一刷,感觉可拉风了。

我就这样继承了爸爸“小老板”的人设,在同学里有了威望。我说“去捉弄那个女孩子,走”,一行人就噔噔噔去了;踢足球,三对三,缺一个,只有我能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就立马出现;有同学之间闹矛盾了,也会请我当和事佬。

爸爸则像电影里的那些良师益友,会找一些时机和我谈心,问我有什么困难,然后做一些引导。他和我说,玩归玩,更重要的是“交心”,要珍惜那些真挚的兄弟情谊。又说,交朋友“只要觉得处得舒服”就可以,不用关心别人怎么说。

这些教诲,我现在都铭记在心,只是那时候并不太能理解他处世方面的小心翼翼。

初中每个班都有个“皮大王”,我们班的那位,人称“小强”,喜欢朝人吐唾沫。有一天,他欺负到了阿连头上,阿连的爸爸和哥哥知道后,直接跑到学校找老师理论,午休时他哥还冲进教室,把小强拎到墙角,警告他不要再搞事情,把小强吓得连声说“不敢了、不敢了”,此后真的不敢造次。

我在一旁看着,觉得很爽,又有点羡慕——相比之下,同学找我约架,我请爸爸出面教训教训对方,他只是很淡定地说“没必要打起来”。后来约架的事不了了之,但我心里就很不甘——为什么爸爸不肯帮自己出头?

青春期的男生,一言不合就“打相打”,各种“小流氓”团体也很常见。我和爸爸讲起学校的这些“风云录”,他就说起自己开出租被抢客时,或者跟乘客有冲突时,最多也就是争几句,然后就“就这样子算了”,“尽量不要去惹事”。我起哄说,“打一架会不会更能摆平?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些黑帮片,多帅啊”。他付之一笑,不再理我。

怪不得你只能当“小老板”,我心想。年轻气盛的我,把这种处事态度理解为“怂”。

4

我所在的明德中学(现在的光明初级中学)以射击为特色,出过一个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气手枪冠军陶璐娜,“上海人民的骄傲”。我上学时,陶璐娜曾被请回母校,全校师生颇为隆重地列队来到操场,听她演讲。因为那学期参加了气手枪兴趣班,我还得以到训练室近距离看她表演射击——自然是全中靶心。

那天陶璐娜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全都不记得了,当时只是觉得“哇好棒啊”,见到一个大咖真人,似乎就是值得收进回忆里的闪光点了,虽然她也就是来了、走了。

之后,再从我家阳台看出去,对面的一片区域统统开始了拆迁。斜对面造起商务楼,框架打到一半,烂尾了,光秃秃地杵在那里,我就再也无法看到日落了。石库门里弄开始兴建古城公园,几个月时间里,我看着那里变成平地,再到挖湖、修假城墙,再慢慢地围起来。

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改善老城厢生态环境而建这个公园,动迁了4000多户居民。那会儿它似乎就给我提了个醒:你以为这里是你家,但它随时都在变化。

一天,爸爸告诉我,山东阿婆家的儿子过世了,好像是生了什么病。看到我震惊的表情,他淡定地拍拍我肩膀:“发生这个事情,就不要去打扰姐姐了。”

其实上学后我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和隔壁姐姐只剩下偶尔笑嘻嘻打个照面而已。之后那段时间,我常听见姐姐和她妈妈哭得很大声。后来再碰到她,基本就不说话了,她变得非常冷,似乎一夜长大了。

初二那年,平时工作卖力、全年无休的爸爸请了年假,信誓旦旦地说要来趟一家三口的旅行。这还是全家第一次要出门旅行,可就在出发前一两天,听爸爸说肚皮痛,休息也不见好。他以为是阑尾炎,结果进医院一查,发现肠子里长了恶性肿瘤。

旅行取消了,爸爸进入了重病的状态。前后脚的工夫,我们家房子也开始动迁了。

一年时间里,爸爸辗转3家医院,手术失败,癌症扩散,家里被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之中。

爸爸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家等待收治,躺在沙发上靠电影打发时间。他失去了以往那副享受的模样,挂着重重的黑眼圈,好像随时会睡着一样。我和妈妈每隔一两小时就要拿热毛巾帮他擦擦脸和手,提提神。

我问他:“还好吗?”

他就答:“嗯,还行。”

一天,剩我在家和爸爸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就闭起来了,呼吸很弱,胸部没什么明显的起伏。我就一边看看他一边看着电视,过了10多分钟,他才抖了一下,惊醒过来。

他看起来仿佛刚从一团迷雾中走出来,疑惑地问我:“刚刚我怎么了?”

“你睡着了。”

他努力睁着浑浊的眼睛看我,用一种十分低沉的声音说:“下次再发生这个情况,要马上打电话给妈妈,刚才我可能是昏过去了。”

“哦。”

爸爸的气力时有时无,他变得易怒,吃个饭筷子捏不牢掉地上,他会生气,从房里到外边走廊的水斗刷牙,走不稳,也会生气。后来我们把脸盆端进房间,让他直接刷在盆里。他总为一些琐事责备我,叫我毛巾拧拧干、被子叠叠好,说以后都是我一个人弄了。

有一次,他抬起搁脚凳想要打我,我一把抓过凳子就给放下了。他没办法打到我,只能放弃,瘫倒在沙发上又开始生闷气,眼睛里有泪光。青春期的我不太能理解他的情绪,脾气又暴,常常顶撞他,吼着对他说:“你干嘛要这样,你不像我眼睛里的爸爸!”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人崩溃的样子。

2004年11月18日,我在学校课上到一半,家里来了电话。我赶紧打车到长征医院——那段时期,“免费打车卡”是用来让我随时去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的。

在和爸爸曾经一起看过的电影里,战争片也好,家庭片也好,人走之前,往往会说上一大段台词。但真正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爸爸却只是躺着,静静地等待生命的流逝。我和妈妈轮流守在他身边。我想起两三天前的晚上,他还有点力气,亲戚们都到场了。他跟我说:要好好读书,准备中考,要好好和外婆相处,房子毕竟是外公外婆的,以后尽量把房子争取下来,照顾好妈妈。当时他边说边用右手握着我的右手,越握越紧,我能感受到那只手传来的力量和温度。

而此时,我试着去握他的手,没有任何反应,他整个人只剩下从氧气面罩传来的回流声了。从上午等到下午,最后,医生过来问我和妈妈:“要不要拔掉管子?”

病房变得很安静,他手里的温度渐渐变凉。我看着在场的医护人员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没办法说些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自己更没能力。接下来,护工用专门的袋子把爸爸包裹起来,放上推车。

我扶着推车把手,跟着工作人员走向地下的太平间。经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我感觉自己跟整个医院剥离开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没有任何关联。别人并不会感受到我这边刚刚发生了什么,原来一个人走了,真的轻如鸿毛。

在太平间里,我看着爸爸被推进冒着冷气的金属抽屉,好像光盘顺着轨道被推进影碟机,只是所有精彩的画面已经播完。

| 多年后阿骏走在老南市的街上,拍下长征医院的大圆顶,想起那天通往太平间的路

5

我呼朋唤友一起玩乐的游戏空间变成了灵堂。“守七”结束,这里堆起了杂物,我搬到里间和妈妈住。

给爸爸治病的一年,花掉了家里大半的积蓄。妈妈早在90年代末下岗潮时就从五金厂出来了,因着爸爸开车的收入不错,她已赋闲在家好几年。料理完爸爸的身后事,她拾掇了一下自己,在家附近的良友便利店当起了店员——当时在上海,这类本土便利店是下岗女工们为数不多的出路。

妈妈上班后,家里变得愈发冷清。便利店需要倒夜班,我在家碰到她时,她往往都在补觉。我还是该玩就玩,把游戏空间转到里间,不停地邀请朋友来屋里厢。没了大人的限制,我们常常打游戏到晚上10点,直到不得不回家时才散。妈妈偶尔在家时,也不太关心我们在干什么,自顾自处理着手头的事,整个人陷入一种很安静的状态。

有朋友来家玩的那种开心像某种刻意的填充物,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伤感就如影随形。有天晚上,我听着动漫杂志推介的CD,耳边传来《狼雨》主题曲Gravity:

“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yesterday,

Are the memories I hold still valid? ”

听着听着,我就泪流不止,瘫坐在音箱旁,把这首歌循环再循环。

家里不是每天都有饭食了,我只能在附近的几个馆子轮着吃,既自由,又孤独。有时候去同学家玩,会被人家好心地留下吃夜饭,大人们皱着眉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答不上来。看着他们露出一副“这小孩真馋古(可怜)”的表情,我十分不自在。碰到楼里的叔叔阿姨,该打招呼还是打招呼,但是距离感明显产生了。我开始明白一年前隔壁姐姐身上的变化了。

我开始厌学,成绩从班级前10跌到倒数,化学甚至只考过几分,约等于交了白卷,心里还很无所谓。我变得不受同学家长的待见,成为耽误他们孩子读书的绊脚石,晚上吃完饭有时想找同学玩,电话接起来,若碰到对方家长,都是一口回绝。只能碰运道了——说不定电话打过去是同学接到了呢?他就可以找个借口,出门陪我逛一会儿。

老师照顾我,请成绩好的同学帮我补课,我的学习状态慢慢调整了过来。记得有看到过新闻说,孩子考试考完了,家长病也好了,我常常边用功边幻想:爸爸是不是在装病啊,也许等我中考考完,他就回来了。

最终,我的中考成绩离普高还是差了几分,如果能出上万块的“择校赞助费”,找找门路,应该是可以念高中的。但想想,算了,家里没有这个钱,也不考虑复读了,就进中专吧,好早点出来赚钱。

动迁进展得很快,山东阿婆一家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搬走了,楼道里渐渐冷清。因为之前爸爸的事,我家根本顾不上去和动迁组交涉,爸爸生前原打算据理力争给我家和外婆家各分上一套房,最终只分得远在宝山的一套房,赔偿款则分给了外婆。

几年前奶奶家老房子拆掉时,爸爸和兄弟姐妹分家,用拿到的钱在当时新造起来的航华新村买了套房子,在他过世一年之后,我和妈妈也只能搬去了那里。它在上海外环高速路再出去一点,虹桥机场的下方,是90年代在动迁基地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型居住区。这里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商业,近几年才开出一家麦当劳。走在马路上,各种外地话和普通话远多过上海话,总让我心里生出一种割裂感。

搬家那天,我还在外面玩,是妈妈和亲戚打包的。一个多月后的周末,我叫阿连陪我回屋里厢看了最后一眼——一切似乎都定格在我们搬走时的状态:门全是打开的,家具歪七歪八地被拖动过了,地板上散落着许多旧报纸。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感到被一股陈旧的、下水道反水的臭味包围,便马上起身走出去了。

后来,听说这整幢房子是被爆破掉的。

新家还是两间房,我睡外间,妈妈睡里间。不过面积比老房子大,50多平米,带厨卫。妈妈家亲戚掏钱给我们添了一套品质适中的红木家具,原先的电视、DVD机和爸爸亲手做的3台音箱被保留下来,放进了妈妈房间里。

整理爸爸收藏的碟片时,发现不少都发霉了,妈妈对电影也不太懂,只挑外观完好的,留下一两百张塞进了她的床板底下。刚搬进新家时,我翻出来看过几部,但很快我就有电脑了,开始用电驴下电影看了。

那3个音箱就一直摆在那里,没再用过。妈妈拿几块黑色桌布把它们盖起来,又在上面堆了些杂物,看起来形状模糊。说起来,我也已经找不到词语来描述爸爸的面孔了,但他又一直都杵在我心里。

新家阳台两侧被妈妈堆满了杂物,包括从老房子搬来的、再没有用过的竹椅和电扇。从这个阳台望出去,是小区的一块空地,直到几年前改成了停车位。

刚搬家时,我请老同学来玩过一两次,但毕竟离得远,后来大家也就都各自开始在电脑上打游戏了。在这个家里,窗边的台式机成了我唯一的据点——我屁股不动地方,打《魔兽争霸》《反恐精英》,看动漫,转个身去冰箱取点零食,回来继续玩。

上班以后,这个家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了。这里没有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没有熟悉的人,我还是不断回到老房子找朋友们见面,而进一次市区,要花两三个小时倒公交,我发现做任何事情的时间都变长了。

6

我进了浦东的一所中专,是同届录取学生中的最高分。可中专不拼学习成绩,拼的是谁有影响力,也就是说——“屋里厢钞票有伐,懂不懂得花”。男生们纷纷穿起球星鞋:乔丹、科比、勒布朗;也很容易就能获得热门的游戏机,除了PS,还有NGC、Xbox……而我申请了贫困生,穿着表兄弟的旧衣物,只有等周末跑去阿连家蹭玩一会儿他的PS2。同学之间聊到家庭时,会同情我,但也会跟我保持距离——组织去游戏厅、shopping,一切人情世故的场合都需要花钱,我和大家自然玩不到一道去。

失去了“孩子王”的身份,在和别人拉开的这些差距之中,家庭的悲伤似乎更可感可触。妈妈疲于生计,问她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没办法帮到我。没有了爸爸,男孩子在青春期的许多问号,也无人可谈。

阿连也考到了浦东,我们的学校只隔了一条马路。有时想找他聊聊天,我就提前几小时起床,从航华坐公交到他丹凤路的家,再一起去浦东上学。

中专学的是我并不喜欢的“污水治理”。毕业后,我上求职网站投了很多销售类、服务类的岗位,看哪些门槛低就投哪些,只有7-11回了邮件。

我之前没怎么去过妈妈工作的便利店,只是不自觉地想要远离那个地方。如今中专的同学们继续升学读大专或到化工企业、家里介绍的单位实习去了,而我和妈妈成了同行——和她一样,我也没得选。

我在古北国际财富中心旁的7-11开始了第一份工作。这里是上海最早的涉外商贸区,便利店旁的银行就有英语、韩语、日语几种不同语言,周边住宅以高标准商品房和别墅为主,连楼盘名和路名也多以“翡翠”“玛瑙”“黄金”之类命名。

工作没多久,我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对比:这里都是身着正装的上班族,画着欧美范妆容的国际学校学生,走起路来自带风,从他们的手表、皮包这些配件上,就能看出其贵重。不像在航华,居民们穿着睡衣睡裤就出门了,时有随地吐痰的景象。

2009年,7-11刚刚在上海立足,正发力抢占市场。我干劲十足,差不多3个月一晋升,1年就当上店长,又凭一己之力与附近的大企业谈下了合作,每个月的店经理会议,我总是冒头的,业绩在几十家分店中保持前5名。下了班,我跑到别人店里取经,休息日还不忘赶回店里查夜班,手机24小时待机,处理员工临时请假、客诉和来自区顾问的督促,甚至还把临近分店的值班经理挖到了自己店里来——我心里隐约想着,要努力奋斗,以后再把人民路的房子买回来。

妈妈从没和我抱怨过搬到航华之后的生活,只是偶尔喊累。动迁后,她工作的便利店迁到了人民广场,多年来,她就这么从一个终点站乘到另一个终点站,两点一线。我的眼界提高后,一度看不懂像妈妈这样停滞不前的人:守在一个衰败的小便利店里,收入没变过,工作毫无成就,年纪上去了,还是需要消耗身体倒夜班。我劝她换个工作,或者让我来养她,她只是回答:“我这样做做蛮好的,尬尬厌气(免得无聊)。”

工作做出成绩,自信感也来了,闲暇时常和顾客聊聊天。一次看见顾客身上的西装不错,问他哪里买的,得知是家日本设计师工作室,离得不远。我下班去看了看,橱窗外有价格,一件衬衫5000元以上,就没有再走进去。后来还是回十六铺的面料市场,买好布料,找亲戚认识的裁缝定做了两套西装和衬衫,加起来1000多元。

当了两年店长后,因为说错一句话,我被领导调到了边缘门店。职业发展受限,我干脆辞职转行做起咖啡师,想着好歹有一技傍身。

在那段职业波动时期,妈妈成了我的支柱。她往往先是骂我一通“干嘛不好好上班”,然后瞥我一眼:“个么侬要多少啦(那你要多少钱)?”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会在电脑台前看到一个塞着钱的信封或红包,心里的感觉,就好像小时看到爸爸为我觅到的稀有动漫碟片。

有时和钱夹在一起的,还有妈妈拿作文纸手写给我的信。她写道,希望我早点度过这段时间,她有看到我的努力,又让我多多保重身体,说生活会更好的。她从没开口说过“爱”,但爱有时会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还是爱你的,孩子”,或者,落款“爱你的妈妈”。让我既感动,又恨自己的不争气。

看着工整的字迹,我回想起,以前妈妈总有写写弄弄记日记的习惯。一次学校让家长给孩子写信,她的信还被老师公开表扬——但是上班做店员后,她就不怎么动笔了。

之前我老嫌妈妈不懂变通,但她其实一直在自己的力量限度内默默支撑起养家的责任。她那种没有怨言的踏实感,对于我们家充满变数的生活而言,始终是充满力量的。她口中的“尬厌气”,不过是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社交——在航华,她没有能聊天的人,而人民广场一带的居民,是跟她在同一片区域长大、有着共同记忆的老邻居,虽然只是说些家长里短,但至少在同一个频道。

去年,外婆家的石库门老房子装修,妈妈忙前忙后,劳累过度导致肺积水,住进急诊室。我想着让她开心一点,就带女友过去见了一面。那天妈妈笑得很灿烂,我看得出,是那种由内而外的笑。

我开始为成家立业做起打算,筹划着把宝山的安置房卖掉,换套市区的二手老公房。妈妈的娘家亲戚开起了家庭会议,都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舅舅还私下找到我,说我家当年算是占了便宜,由此和我说起爸爸的一个秘密——原来,在我出生前,刚刚当兵回来的爸爸曾“犯过事”,他帮朋友运送违禁录像带,被牵连判了一年刑。妈妈一直等到他出来才结了婚,来到人民路安家。

几十年前“被判刑”是什么概念?坐过牢他还有未来吗?……我脑袋嗡的一声,想起他工作上的勤恳,处事的仗义与谨小慎微,对影碟的痴迷热爱……似乎一下子都明白了。

那天,我在咖啡店里请新来的员工吃了点东西,分享了一下经验,他说我这个样子很像个“小老板”。我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内心其实被触到了——也许自己做到爸爸当年的状态了。

爸爸曾和我说过,他生下来就没见过爷爷。而他整整陪伴了我14年,现在想想,我已经很知足了。

后记

几年前,人民路176号原址变成了旅游集散中心。走上去有个观景平台,可以看到对岸陆家嘴“摩天大楼四件套”。

买房搬回来的愿望算是彻底破灭了。而人民路176号的家门钥匙,哪怕失去了开门的意义,我还是把它和用得到的钥匙绑在一起,随身携带。

2019年,我那批老同学也全都搬光了。福佑路、丹凤路、梧桐路、宝带弄,上下学走过的那些弄堂,现在全都被封锁起来。透过隔离栏缝隙望进去,曾经挤满了居民的弄堂过道,疯长起绿色藤蔓,颇有一派末日美感。

如果我能一直住在这里,应该每天都会很快乐,但我也祝福大家都能顺利搬离。对于儿时生活的那份怀念,使得探索上海老城厢的街角巷尾成了我业余最大的爱好,哪里要“征收”了,我就去哪里。我开始在周末组织city walk,带着人去了解那些还没被拆掉的历史,这成了我现在一种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前阵子回去走街,偶然发现丹凤路路口一家被水泥填封了的烟纸店门头,露出了先前被覆盖的“力波啤酒”广告招牌。那是诞生于80年代末、上海最早的合资啤酒品牌。2000年初,那首电视广告MV《喜欢上海的理由》红极一时,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前阵子上海疫情,它又出现在了许多小区音乐会的歌单上。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城市的高度它越变越快,有人出去有人回来……生活的压力却没让我变坏,在这不断前进年代……”

如今细细回味这些歌词,句句都切中了我的经历。生活在上海的我们总是既期待改变,又为此感到惶惑。而改变,正是这座城市唯一不变的常态。

| 阿骏的钥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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