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音的选择题及答案 关于字音读法的争论

出现读音分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去参考字典，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字典也很“骑墙”，往往分歧的读音同时存在，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这也是字典编纂者的无奈选择，对于一个字音如何来读，一方面要遵守经典，尊重传统，古代的读书音称为雅音，从古传承至今。另一方面，字音还要符合语言事实，不能不顾实际。因为语言的应用是约定俗成的，少数服从多数，不得不从众。

换句话说，尽管在传统经典中某字读A音，可是越来越多的群众读B音，那字典就不能不考虑改读为 B音。如果处于过渡阶段，就要注明两者通用的情况。

字音从古至今处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还必须考虑到方言对正统读音的影响。总的来说，历史上的雅音以中原洛阳音为正统。隋朝的陆法言编纂的《切韵》就是适应国家大一统形式而撰写的。这本韵书综合了南北方言和古今音变，集韵书之大成。虽然这本书后来失传了，但还保留在北宋人编纂的《广韵》中。上古不论，单说从《广韵》到《平水韵》，然后到《中原音韵》，再到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韵部从206减少到106，再减少到19个韵部（46个韵母），直到普通话当中的39个韵母。我们看到韵部变得越来越少，实际的韵母数量也是在减少的。韵书越来越注重实际的读音，而不只是为了存古，因为语言毕竟是鲜活变动的，任何人都不能闭目塞听，无视这种变化。这就是遵从语言交际的必然结果。

既然语言是变动的，那么反映真实语音变化的韵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韵书要尊重事实，就必须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读音。因此，当我们判断某一个字的读音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因为一个音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到了某一阶段，由韵书作者作出总结的时候，他是站在他这个历史层面上观察的。在这个历史层面上，他看到的是所有读音在当他当时那个时代上的投影，这些读音产生的时间有先有后，有些已经消失不见了。

所以，说某字该怎么读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具体的分析，而不要笼统的说去读A，去读B。汉字的语音有训诂音和本音之分，不能混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所谓训诂音是存在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读音，注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通经文的含义而立。比如：通假字的读音，破读读音。破读也就是说，改变原来字音的声母、韵母或者声调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来表示不同的意义。这些读音有些保留了下来，沿用至今。有些只是昙花一现，并无实际的应用，就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读音。

我们还必须看到汉字以形表意使它在表音上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因此对汉字注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得不陷入用已知汉字为未知汉字注音的尴尬局面。早期就是采取同音或近音字注音的方式。后来找到了反切的方法，一直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时间，发展到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从汉字的注音史来看，域外文化对于解决汉字注音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声明学的启发下，汉语开始将音节拆分为声母和韵母，这为反切的创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仍然没有离开以汉字为汉字注音模式，汉语拼读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直到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了传教，为了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他们不得不学习汉字，同时尝试用西方的语言来记录汉字，尝试用英文字母来标记汉字的读音。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利玛窦，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人。

当他们尝试用英文字母来识读汉字，为汉字注音时，这就成为现代汉语拼音的滥觞。在这种情况下，汉语就能比较好地与国际接轨，基本上解决了汉字难以拼读困难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汉字注音是留存在古代文献中的，并且是以大量反切的形式来出现的，要想搞明白某个字的读音，就必须将反切转化为汉语拼音，这当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我们探寻古音，才能明白今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探究反切，并结合现代方言的实际读音。如果纯粹在那里争论一个字，读A，还是读B，它的意义不大，关键是看到这个推论是否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是否符合人们的实际的读音。

没有一番考究的过程，是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反而会越争越乱。我们遇见了读音问题不要单单指望查查字典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分析和查找，然后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现在对于汉字读音，整个有些弱化了，比如说高考也就不怎么去考这个读音，因为想去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管辖所有人，这个字应该怎样读，那个字怎样的，那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能够管住人家的嘴，让人家非发这个音不可？

另外，我们要看到字典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变化的，不可能记录所用的语言现象，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记录和描述，而不是急于做出一个判断，既不能过于从俗，也不能泥古不化。已经有的标准就列出来。没有标准，就提供一个只是给大众的读音提供一个参考读法。

我们还要看到方言也有很大的价值，全国人都说一种话的话，对于语言的丰富性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普通话也要很好的吸收方言里边有价值的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