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的历史起源和演变（多元族群视野下的维西傈僳族文化）

文/何正金

初识维西始于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在《维西见闻纪》中维西不仅指今天的维西县，还包括了其周边德钦、福贡、贡山等地区。作为滇西北地区的民族走廊腹地，维西自古就是多种民族与文化共生、共融的地区。在《维西见闻纪》的“夷人”条中记载了维西地区生活的多个少数民族，包括了麽些、古宗、那马、巴苴、栗粟、怒子等多个族群，这些族群的后人至今仍在维西及其周边地区生息繁衍，构成了维西一带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

从滇西北地区各大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来看，在近代以前，滇西北地区主要受汉、藏两大民族文化的强势影响。在滇西北地区，汉文化自南向北逐渐深入传播。滇西北南部的白族、纳西族、以及部分彝族等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很早就传播至洱海及周边地区，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滇西北腹地扩散，影响周边各大族群。至清末，汉文化的影响已持续深入至维西、中甸一带的藏族、傈僳族聚居区。与此相反，藏文化的影响自北向南依次减弱。滇西北北部的纳西、普米、怒族等深受藏族及其宗教文化的的影响。滇西北地区的迪庆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该地区的藏文化以中甸坝子为核心，辐射影响周边其他地区和族群。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以前，汉、藏两大文化均未能有效深入怒江流域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聚居区，未能对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滇西北地区是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区，全球200多万傈僳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滇西北地区，傈僳族在滇西北四州市（大理、丽江、迪庆、怒江），均有分布。长期以来，傈僳族与滇西北地区的汉、藏、纳西、普米、白、怒、独龙等各民族相互杂居，但仍保持了其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近代以来，傈僳族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被西方传教士所打破。西方传教士将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滇西北地区后在汉、白、藏、纳西等族群中影响甚微，却在傈僳族群体中取得了突破。特别是在怒江流域的傈僳族聚居区，基督教的传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怒江大峡谷成为名符其实的“福音谷”。在宗教文化的层面，基督教成为在滇西北地区能与汉、藏两大宗教文化体系相抗衡的另一大势力。

当我们在讨论滇西北地区这三大宗教文化势力时，维西刚好就处在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的核心，维西周边的大理、丽江、中甸、怒江等地的民族与宗教文化不同程度的传入维西地区。怒江流域和今维西县均以傈僳族为其主要少数民族，但与怒江流域的傈僳族情况略有不同，这一区域内的傈僳族并未发生几乎一边倒向基督教的情形。相反，维西地区的傈僳族传统文化相对得以更多的保留，且显示出了受汉、白、纳西、藏等多种民族与宗教文化影响的特征，这一现象也在这一次夏令营的调研活动中得以呈现。

本次夏令营由维西县民族文化研究所组织，活动区域若从流域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四大流域，即澜沧江流域（白济汛邦达、康普白汉顶、巴迪阿尺达嘎）、永春河流域（永春四保、攀天阁岔支洛）、腊普河流域（塔城海尼大村）、珠巴洛河流域（拖顶大村、霞若施坝村）。以上四大流域均有傈僳族与其他各民族相互杂居，但每个流域又有其独特的文化风貌。每个流域的傈僳族与周边各民族相互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一、 澜沧江流域：傈僳族的史诗与传统宗教文化

澜沧江从维西境内西部穿境而过，从北到南依次穿过巴迪、叶枝、康普、叶枝、白济汛、中路、维登七个乡镇。维西境内的澜沧江河谷中主要生活着汉、纳西、藏等民族，傈僳族则主要生活在两岸高山之中。在澜沧江流域，白济汛一带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白济汛一带是早年西方传教士着力经营的地区，著名的小维西天主教堂便位于这一区域。在白济汛以北的康普、叶枝及巴迪的河谷地带，藏传佛教有一定影响，噶举派著名寺院寿国寺便位于康普与叶枝的交界一带。除此以外，在傈僳族生活的澜沧江两岸广阔山区，傈僳族的传统宗教与文化仍有相当的影响。由傈僳族本民族所创立的音节文字便诞生于这一地区，傈僳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运动的策源地也在这一地区。如今，作为维西傈僳族文化名片的阿尺木刮、瓦器器等傈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多流行于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可以说是维西傈僳族传统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创世神话或史诗是人类开始主动思考自身来源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早期世界观的雏形。本次调研对傈僳族的创世神话在维西境内傈僳族村落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广泛搜集，其中在澜沧江流域的巴迪阿尺打嘎、康普白汉顶等地传世神话的流传情况特别典型。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傈僳族的创世神话中，傈僳族的祖先从瓜中诞生。这一创世神话类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广泛的流传，但在各自的流传过程当中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如拉祜族的创世神话中，人类从葫芦中诞生，葫芦因此为拉祜族重要的民族图腾符号。除此以外，在部分彝族、白族、苗族、佤族的创世神话中也有人类从葫芦中诞生的说法。在本次调研的傈僳族的创世神话中，有的说人类从瓜中诞生，有的则明确说人类从南瓜中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葫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瓜，这也就表明傈僳族的创世神话与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有的傈僳族创世神话中还说从瓜中诞生的人类包括了傈僳、藏、汉等各个民族。这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多民族祖先同源的神话类型也相一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傈僳族与周边各民族的密切联系。

傈僳族的传统宗教文化在澜沧江流域也有较为丰富的遗存，本次调研当中，很荣幸在阿尺打嘎、白汉顶等地访到了傈僳族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尼扒。尼扒是传承傈僳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人员，发明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哇忍波即是一名傈僳族尼扒。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甚至包括很多参加夏令营的营员都将尼扒举行的宗教仪式称为“做迷信”，这一说法反映了长期以来对宗教，尤其是对民间宗教活动认识有失偏颇，对于深入和客观认识这些宗教活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极为不利。傈僳族传统宗教保存了很多傈僳族传统文化中较为幽微和深邃的部分，同时也反映出了傈僳族与周边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融与互动。在本次调研以及和相关人士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傈僳族传统宗教与中国传统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的密切关系集中体现在八卦、十二地支、五行生克等道教内涵在傈僳族传统宗教中的表现。这一些内容究竟是明清以来陆续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还是在古老的氐羌族群就已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有一种关于道教的形成观点认为，天师道的形成与氐羌族群的传统宗教密不可分，道教可能与东巴教、傈僳族传统宗教在极为久远的年代就分享了相同的文化元素。这一观点若能进一步得到证明，对于重新认识道教的起源，以及道教与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在澜沧江流域的傈僳族传统宗教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族群与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在阿尺打嘎的尼扒家中，藏族对中柱的祭祀和崇拜活动就有所体现。而澜沧江流域的傈僳族当中从事传统宗教活动的人员既有尼扒也有东巴，东巴明显是受象雄苯教影响的结果。

二、 永春河流域：汉文化影响下的傈僳族

同维西地区的澜沧江、腊普河河谷等一样，永春河谷也是多民族聚居的河谷。但与其他河谷不同，永春河谷是受汉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地区。维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保和镇就位于永春河河谷。

清雍正年间，丽江府实行改土归流，随后陆续在中甸、维西两地设立散厅，中央王朝开始在维西地区派驻流官，维西通判驻地即在今保和镇。从维西第一代通判陈权开始，历代通判对汉文化在维西的推广不遗余力。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保和镇陆续兴建了关帝庙、文昌宫、孔庙、万寿宫、东岳庙、三清殿、财神殿、魁星阁、维安阁、龙王庙、三霄殿等寺观庙宇建筑。如今以上诸多庙宇大多倾颓或挪作他用，但仍有部分遗存或民间传说流传。现代保和镇大礼堂龙王庙旧址仍有香火祭祀。保和镇所新建的真元阁、文昌塔等建筑仍彰显了道教在这一地区的影响。除此以外，大坝心观音庙、上桥头村庙的重建和新修活动也反映了汉传佛教在永春河流域的的影响。流行于永春河流域保和、永春一带的大词戏即是中原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维西地区的关帝信仰，据《维西县志》记载，觉罗琅玕在平定恒乍崩起义时就得到了关帝的显圣庇佑。此后，圆龙山关帝庙曾多次显圣，协助官军平定所谓叛乱。我们在本次调研中也发现了关帝信仰在傈僳族民间的流传。白济汛位于永春河与澜沧江交汇处。白济汛的得名本身就与清代以来中央王朝推行的汛塘驻军制度相关。据白济汛当地傈僳族老人回忆，当地称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刀会，为关帝圣诞，这一习俗与中原内地一致。又称每年的关刀会必然会下雨，很显然关帝信仰在傈僳族民间已成为了保佑风调雨顺的神灵。

除汉文化以外，藏、纳西、白等族群的宗教和文化也对永春河流域的傈僳族有所影响。在永春河流域目前仍有嘎嘎塘等少数以藏族为主要民族的村落，在永春河腹地今保和镇南部还保留有古宗湾的古地名，古宗即古代云南对藏族的称呼，说明藏族曾经深入发展至这一地区。在保和镇及其原永春乡政府驻地是维西县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清代，保和、永春一带有纳西六大村的说法，即庆福、白帕、则那、桥头大村、桥头小村、本村、老好村六个以纳西族为主要民族的村落。历史上这一地区的纳西族深受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影响。维西地区有三大噶举派圣地，即澜沧江流域的康普寿国寺，腊普河流域的塔城达摩祖师洞，以及永春河流域的永春兰经寺。这三大寺院均属于噶举派所谓的“姜域十三大寺”。除藏族、纳西族外，永春乡境内还有少数白族村落。白族村落虽然人口不多，但由于维西地近兰坪、剑川等白族聚居区，加之大理等地白族常年在维西一带经商居住，白族文化对永春河一带也有一定影响。目前永春河谷地区的建筑大多由大理地区的工匠修造，建筑风格也大多与洱海周边地区的白族民居相似。永春河多元文化集中体现在当地纳西族的传统服饰当中。保和镇的传统纳西族服饰上半身有白族风韵遗留，部分纳西族妇女还佩戴有白族妇女常佩戴的“三须”、“五须”。下半身百褶裙有么些遗风，百褶裙的样式也是滇西北地区纳西、傈僳、彝族、普米、藏族等多个民族喜爱穿着的服饰。腰带和配饰又是藏式的，非常别致。

永春河流域的傈僳族大多居住在永春河流域的两岸高山，从本次调研的情况来看，这一地区的傈僳族民间文学、民间器乐等展现出受汉、白、纳西等多种文化的影响，本次在四保村调研的民间唢呐音乐就是其中的典型。此次在四保村调研的民间音乐主要以唢呐为主，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传统乐器主要以菊律（笛子）、起本、吉兹等为主，唢呐并非傈僳族传统乐器的典型代表。相反，唢呐在滇西北汉族、白族等的民间器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四保村傈僳族传统唢呐器乐的曲牌名中明显可以看出汉族、白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如《水龙吟》《祝英台》《小桃红》等是汉族民间传统的唢呐曲，另外从乐师所演奏的《白族朝山调》《黎明纳西调》等曲目又可以看出白族、纳西族唢呐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调经过傈僳族民间艺人的再度创作，带上了浓烈的傈僳族风格，显示出了与原曲目所不同的特色。

三、 珠巴拉河流域：藏文化腹地的傈僳族

珠巴拉河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除金沙江、澜沧江之外的第三大河流。珠巴拉河发源于云岭深处的白马雪山腹地。珠巴拉河所流经的霞若、拖顶两地为德钦县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区。与滇西北地区傈僳族的分布情况大体相似，珠巴拉河流域的傈僳族也主要分布在河谷两岸的高山地区，而当地藏族则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区。

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珠巴拉河流域的河谷地区的藏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珠巴拉河与金沙江交汇处的拖顶地区的泽通格批林安曲是该区域内一处较大的藏传佛教中心。虽然在珠巴拉河流域之内并没有大型的藏传佛教寺庙，但几乎村村都建有佛塔与经堂。霞若摩崖石刻中有反应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流传情况，该摩崖石刻位于霞若乡霞若村一处山崖，南面为弥勒佛，东面为宗喀巴、大黑天神、四臂观音、文殊菩萨、无量寿佛等佛像，从宗喀巴佛像来看，可见这一地区格鲁派的流行与传播情况。珠巴拉河流域的傈僳族与藏族长期生活居住在一起，在很多方面受藏文化的影响深远，但在宗教文化的层面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小。近代以来，基督教陆续传入傈僳族地区。霞若地区的傈僳族也逐渐信奉基督教，在施坝河施坝村中仍有一处基督教堂，在当地傈僳族家庭中也随处可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等基督教的文化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珠巴拉河流域的支流施坝河崖壁有一处猪仙洞，当地傈僳族、藏族均视其为圣地。传说该洞极其幽深，当地人曾放进去一只猫，结果从怒江方向跑出来，有传说当地傈僳族为躲避外族追杀曾躲避于此地，傈僳族遂视其为圣地。而在当地的藏族看来，此处为藏传佛教圣地，按照藏传佛教传统，每处神山、圣湖、神洞等均有属相，而这一神洞的属相为猪，每到猪年为该神洞的朝圣年份。藏族信众每到初一、十五均会到神洞进行朝拜，而每年的正月十五是该洞的朝圣会期，德钦、维西、贡山等地的各族信众均会前往此地朝圣。当地傈僳族与藏族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对猪仙洞进行阐述，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对同一地理文化景观的不同阐释。

四、 腊普河流域：藏、纳西文化与傈僳族

腊普河谷自古就是中甸、丽江进出维西的交通要道，古迹遗存众多。 河谷里的藏、纳、傈僳三大族群相互交融，一条河谷连接了三大民族文化板块，更有一支独特的玛丽玛萨人，这里的族际关系值得细细研究。

腊普河流域虽然民族众多，但在河谷地区，以纳西族、藏族的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也较该流域内的其他民族之间更为强烈。腊普河与金沙江的交汇处即南诏时期的铁桥一带。自南诏断铁桥以后，藏族（吐蕃）的势力就从洱海周边地区退回至铁桥以北地区。金沙江在唐代称麽些江，以该流域主要生活的纳西族先民麽些人得名。距塔城不远的巨甸一带即纳西族传说中的花马国腹地。在腊普河河谷地区，藏族与纳西族相互融合碰撞，产生了塔城地区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风貌。

噶举派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逐渐失去其在藏文化中心的统治地位后逐渐向藏边地区发现。在滇西北地区，噶举派主要活跃外远离藏文化中心的纳西族、怒族、普米族、傈僳族地区。部分纳西族文化人甚至将滇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噶举派视为“纳传佛教”，可见噶举派与纳西族的关系之密切。历史上维西的藏传佛教三大寺均属于噶举派，且与纳西族的关系密切。在三大寺庙中尤其以腊普河与金沙江汇流处的达摩祖师洞最为重要。在达摩祖师洞有噶玛噶举的达摩寺，也有直贡噶举的来远寺、祖师洞、祖师灵塔等寺院与圣地。受腊普河流域浓厚的藏传佛教影响，腊普河流域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情况较其他傈僳族地区少，部分傈僳族甚至受周边藏族、纳西族的影响而信仰藏传佛教，海尼大村采访中就有藏传佛教信徒所有的烧香台，在烧香台插有藏传佛教的经幡和神箭。

从本次塔城海尼大村受访人的反映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到纳西族在这一地区的强烈影响。本次海尼大村的受访人所说的傈僳语当中夹杂有大量纳西语，对采访带来了一定影响。本次夏令营有来自各个地区的傈僳族，但普遍反应不能很好听懂报告人所讲述的故事，但对于熟悉纳西语的攀天阁一带的傈僳族同学来说语言上的障碍相对较小。另外，从受访人所讲述的内容来看，也反映出了与纳西族的密切联系。根据老人的讲述，从当地傈僳族的来源传说看，展现了其与丽江、泸沽湖等地纳西族、摩梭人等之间的联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访者看来，腊普河流域的玛丽玛萨人与当地的傈僳族本属同一支民族。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玛丽玛萨人与纳西族、摩梭人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民族之间本就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当地傈僳族与玛丽玛萨人同源的说法，体现了多民族地区族际界限的模糊之处。

五、 结语

从宏观上看，傈僳族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区别于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风貌，但从具体情况来看，某一具体地区的傈僳族又无一不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从本次调研所涉及的维西及其周边地区的澜沧江、永春河、珠巴洛河、腊普河流域的傈僳族的相关情况来看，各流域内的民族均不同程度的对周边的傈僳族有所影响。各个地区的傈僳族在保存本民族文化风貌的同时不断吸收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傈僳族文化的内涵。

何正金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专业：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主要致力于滇西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