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逆耳忠言（逆耳忠言有多逆）

俗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提醒人们克服人性弱点，不为感官反应所迷惑，要以理智战胜情感，去选择那些真正有益的言与行。如《菜根谭》所言：“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人欲达化境，国欲达善治，多听逆耳忠言，是关键一招。

人都是喜听赞美之语，厌听批评之声的，无论凡夫俗子还是贤达圣人，概莫能外。所谓闻过则喜，决不是人的本能反应，而是一种理性与胸怀的外在体现。忠言毕竟逆耳，其逆耳指数往往“爆表”，让人听了会很不爽，心底频起狂澜怒涛，甚至面红耳赤，青筋暴跳，坐立不安。即便那些历史上公认的开明君主，听了逆耳忠言，也不会如食蜜糖，生气、暴怒时常有之。

战国初，魏文侯派乐羊攻战了中山国，并将之封给了儿子魏击。这时候的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已在各国之中首先称雄，位列七国之首。作为一国之君，魏文侯开始有些志得意满。有一天，他问群臣：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这一问便透出端倪，想听好听的。

群臣敏锐地捕捉到了话外之音，都拍马说：仁君。文侯正暗自陶醉，不承想臣子任座却说，君上得到中山，不用来封给自己的弟弟，而是封给自己的儿子，这哪里算什么仁君？这一反问，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简直是毫不顾忌君主颜面了。魏文侯可谓当世的雄主，听后怒从中来，怒形于色。任座见势不妙，立马开溜，走为上策。

要说任座之语，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建设性意见，无非就是要打击一下君主的非凡自信，重挫一下他的得意之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牢骚。文侯听了很不爽，也是必然。任座出去后，文侯稍稍平复了一下怒气，又问国相翟璜，翟璜答道：是仁君。翟璜这一说，反倒引起了文侯的兴趣，心想刚被否定了，你为何又坚持这个观点？于是便问：何以见得？翟璜说：“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

翟璜之言，既可以看成是给魏文侯一个台阶下，也可以说是道出了历史实情。有仁君才有直臣，有直臣则表明有仁君。你想听好听的，则下面一片阿谀之声。你愿听直言忠语，则有愿说金玉良言的正直下属。听了翟璜这一番话，魏文侯立马就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转而为喜，并让他赶紧把任座追回来，还亲自走下殿堂去迎接，奉任座为上宾。假如没有翟璜，没有这一反转，恐怕魏国朝堂之上，就再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魏国能否雄霸天下，还真未必。

人非圣贤，听了逆耳忠言很生气，是正常生理反应，是本能。但如果让后果变得很严重，比如对谏诤者予以打击，就成了危险的开始。东汉时期的光武帝刘秀虽为一代雄主，但在对逆耳忠言的忍耐力上，显然不如魏文侯，以致逼死臣子，为后世所诟病。

公元37年，韩歆被刘秀重用为大司徒。他好直言，不隐讳。生活中类似的人不少，所谓心直口快，说话不过大脑。遗憾的是，刘秀不能容忍他这一特点。据《后汉书》载，有一次朝会上，刘秀看了以前两大割据势力——西北的隗嚣和蜀郡的公孙述之间的往来书信，感叹道，可惜了，这两人也有才啊。

这一感叹，应该说还是很能显出刘秀的惜才心思的。没想到韩歆一听，脱口而出：“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君王面前，韩歆之语好似泼冷水，甚至有点故意抬杠呛人。刘秀听了大怒，对此耿耿于怀。之后，韩歆依然不改这“毛病”，直言不断，多次因激烈言辞而惹君怒。

到了公元39年正月，刘秀的情绪燃点被触发了。史载韩歆在刘秀面前，言之凿凿地说，“岁将饥凶”，还“指天画地，言甚刚切”。这一下，真把刘秀气着了，直接把韩歆罢免了，让他回家。韩歆走后，刘秀还不解气，又派使者送诏书责备他。当时，司隶校尉鲍永一再为韩歆求情，刘秀也不答应。结果，韩歆与儿子韩婴只好一同自杀。不能不说， 刘秀这种必须解气才能释然的做法很过分。

有胸怀和远见的雄主，不仅会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力求做到闻过则喜，更会建立制度性保障，确保言路畅通，让说真话、谏忠言成为呵护和崇尚的主流价值。

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和右将军皇甫陶议事。皇甫陶显然是个急性子、直肠子，说到关键处，就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仪，直接和晋武帝争论起来了。这类人才属于典型的“会琢磨事、不会琢磨人”的人，往往是沉浸在事理之中，而忘了事理之外还有人伦。但他们不会偷奸耍滑，而是有着忠心赤胆，一门心思想把事搞好，把理弄清。如果不能宽容、善待这样的人才，恐怕一个单位就没有认真、较真的人了。

面对皇甫陶的争论，晋武帝不以为意。但有人就想大做文章，他就是散骑常侍郑徽，当时就请求给皇甫陶判罪。倘若晋武帝也在气头上，不但皇甫陶性命难保，恐怕忠良之才就会靠边。还好晋武帝头脑清醒，根本不给郑徽这样的小人以机会。晋武帝说：“忠谠之言，唯患不闻，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怕听不到忠心赤诚的言论，你郑徽是越职妄奏，反而犯错。接着就把郑徽给免职了。这一免，就形成鲜明导向，鼓励忠言，哪怕逆耳也要听。谁敢反对逆耳忠言，这就是下场。

从历史上看，唐太宗一朝，可以说是制度性保护忠谏最有力也最好的时期，甚至为了保障言路通畅，唐太宗不惜允许一些奸滑小人的存在。比如侍御史权万纪和李仁发，两人如魏征所言“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导致一些正直大臣被迁怒，但他们反而受到唐太宗的宠幸。唐太宗知道他们是小人，也明知他们乘的是广开言路的制度便利，寻求的是损人利己的个人私利，但为了广开言路，“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很久之后，权万纪等人的奸状自行暴露，最终受到惩罚。

历朝历代，进谏忠言的人都很多。读史可以发现，每在王朝末期，都有臣子谏言，颇有远见卓识，其对本王朝命运的判断之准，总是令人击节而叹。倘能依言而行，王朝如何能灭？问题是，君主昏聩，致使忠言不被采纳，甚而忠臣被格杀。同时，马屁谀词不断，君主和王朝就在这种自我陶醉中，一步步走向末路。

来自历史的深刻警示就是，不论忠言有多逆耳，领导干部都应当虚心听取、从善如流，更应当努力构建保护忠言的制度机制，如此方能让意见上下畅通，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11月下

稿件来源 | 《环球人物》

本文作者 | 伊溪云

责任编辑 | 曙祥

微信编辑 | 笺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