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和伟大的一生悼词（感思悼词最爱我的人走了）

悼词：最爱我的人走了

康晓光

作者赐稿 儒家网 发布

西元2018年1月25日

我代表我们姐弟三人，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送别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李炳英，一九三三年阴历七月初六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单家村。妈妈一生坎坷，幼年丧父，中年丧夫。妈妈的妈妈，我的姥姥是个刚强的女人，一个人带着舅舅和妈妈艰难度日，并将两个孩子成功地培养成了人民教师。妈妈是当时招远县学历最高的女性。我的爸爸也出生在招远县，高小毕业，参加解放军，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于法律系。爸爸妈妈结婚后一起来到沈阳，并在这里养育了我们三姐弟。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这种美好在一九七一年戛然而止。这一年，胃癌夺走了爸爸，我的妈妈和她的妈妈一样，一个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成人。爸爸临走前买了一台缝纫机，妈妈学会了做衣服，在那段艰难的时日里，我们的穿戴毫不逊色于任何家庭的孩子。我们家永远窗明几净，孩子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妈妈是孝顺的女儿，对姥姥尽心尽力，关爱有加，我的姥姥是全村“最有钱”的老人。

妈妈是一位小学教师，年复一年，兢兢业业，终此一生，从未改变。苍天有眼，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妈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老人家自己也感到很幸福。她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快乐健康地活着，不给你们添麻烦。”想到妈妈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我此刻最大的安慰和幸福。人到中年，压在我心头的最沉重的担忧就是自己走在妈妈的前面，不能保证妈妈晚年的幸福，不能为妈妈送终。今天，这份担忧终于消失了，此刻充溢我心中的既是由衷地欣慰，又是难以言尽的痛楚。

妈妈一生刚强，从不拖累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女，总是尽己所能扛起生活和命运施加给她的一切。去年十二月，妈妈在家中摔断了大腿。动手术之前，要进行消炎，整整五天，不能站，不能躺，每天二十四小时半坐半卧。医生告诉我，老太太非常坚强，从来不喊叫，甚至不呻吟，真是很少见。第二天我赶到医院，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还面带笑容。更换人工股骨头手术很成功，不到十天，妈妈就可以下地了。

妈妈对我说，今年是她的本命年，这就是劫难，过了这一劫，她就过了“八十四”这个坎了。没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二十多年来，每隔两三天我就会给妈妈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妈妈总是告诉我，她很好，姐姐们也很好，家里一切都好，叫我不要担心。妈妈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我回沈阳看望她，总是说不要为她担心，注意身体，工作不要太累了。

妈妈非常疼爱她的外孙和孙女，但是最疼爱、最牵挂的还是她唯一的孙女。妈妈走后，我们打开她的保险柜，里面除了她自己的东西，就是孙女十几年前画的三幅画。我们又把这三幅画按照妈妈生前的样子放回到保险柜中。女儿的一岁和三岁是与奶奶共同度过的。上学之后的每个假期，无论是暑假还是寒假，女儿都和奶奶在一起。女儿和奶奶非常亲。有一天，不经意间，我在电脑桌面上看到女儿写的一篇作文。女儿写道：最爱我的人是奶奶，我个子不高，爸爸妈妈总说我不长个，只有奶奶每次见到我都会快乐地说：“我的宝宝又长高了！”

十九日清晨，得知奶奶病危的消息，女儿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流泪。这两天，女儿仍时不时就会流泪，也许是睹物思人，也许是为难以留住人生最美好的东西而悲伤。她拉着奶奶的手直到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和我们一起给奶奶穿了丧服，这是她此生第一次给别人穿衣服。奶奶给我和女儿穿了无数次的衣服，我们俩一起给奶奶穿了最后一次衣服。只有一次！最后一次！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

十九日凌晨四点，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告诉我，凌晨三点半，妈妈起床解手，对扶着自己的阿姨说头特别疼，阿姨问要不要叫大姐，妈妈说不用，然后就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很快救护车来了，经过心肺复苏，妈妈又有了心跳。进入医院之后，接上呼吸机，再也没有摘下来。六点钟，我又接到医生的电话，告诉我，妈妈随时都会走，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中午，我们全家到达沈阳，直接去了医院。

我见到的妈妈已经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意识，呼吸机发出呼呼的声响，七八条管子与身体连在一起，屏幕上不祥的数字不断跳动。妈妈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手和脚是凉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不祥之兆。我一再问，妈妈会不会很痛苦，医生护士耐心地一再告诉我，妈妈已经没有知觉了，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但是，看到护士给妈妈清理口腔，换粘在妈妈嘴唇上的固定呼吸机塑料管的胶布，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随着护士的每一个动作撕裂般的疼痛。

医生告诉我，继续治疗毫无意义，只会延长病人的痛苦，毫无用处地浪费钱财，而且让家人疲惫不堪。只要家属同意，医院就停止抢救。我的同学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老人都是为儿女在受苦，因为治疗对她毫无意义，只是让儿女获得内心的安慰。我知道这是理智的判断，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是第三者，也会清晰而坚定地对别人这么说。但是，当我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无法做出理智的选择。

要不要继续治疗，要不要让妈妈成为戴着呼吸机的植物人？这是我面对的这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理智告诉我应该中止治疗。扪心自问，我是一个孝子，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我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我也敢于面对任何人的质疑或指责。我在医院的院里徘徊，在寒风中徘徊。

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由妈妈自己决定，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会选择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吗？此前妈妈确实曾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给她继续治疗。但是，真正到了生死关头她还会这么决定吗？我不知道答案。

第二，如果把我和妈妈对换，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妈妈要对毫无意义的治疗做出选择，我知道，我百分之一万地知道，她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犹豫，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继续治疗”，即使倾家荡产，即使她会为此油尽灯枯。一切理智的考虑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这就是“妈妈的选择”。这里只有“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任何其他考虑。我找到了答案，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什么也不再想，回到抢救室，坐在病床边，握住妈妈的手，和她一起迎接命运的安排。

我的妈妈做出了此生最后一次选择。晚上八点，开始高烧，四十多度，一直降不下来，三个小时后，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二十三点二十一分，妈妈安详地走了。从发病到离世，二十一个小时，不到一天。没有延续自己的痛苦，没有拖累一天儿女，也没有让儿女面对做出人间最艰难选择的困境。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儿女着想，还为儿女做了最周到、最体贴的安排。而我自己却曾经认真地思考要不要中止治疗！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四十七年前，一九七一年，我的父亲来到了这里。那一年，妈妈三十八岁，大姐十四岁，二姐十一岁，我只有八岁。爸爸该是带着多少担忧、牵挂、苦痛和无奈离开这个世界的啊！今天我也身为人夫、人父了，我能够想象临行之际爸爸那种肝肠寸断的绝望和痛苦。今天妈妈毫无痛苦地走了，而且走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孙女和外孙子也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想妈妈应该是放心地走了，欣慰地走了，怀着对我们的美好的希望走了。

今天爸爸和妈妈又团聚了。实际上，自打相识以来，无论是朝夕厮守，还是天人两隔，爸爸和妈妈从未分离，始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我们姐弟三人商定，我们仨将护送你们俩一起回故乡，回到你们出生的地方，把你们送入丽日清空下温暖深邃辽阔的大海。生命起源于海洋，我们也要归于生命的源头。

从今往后，每当我们遥望大海，每当我们伫立海边，每当我们在海中畅游，我们就会和爸爸妈妈重逢。今天，我们与你们不是“永别”，只是道一声“再见”。终有一天我们会与你们团聚在大海的怀抱里。你们的温暖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还要和你们一起迎接我们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还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最让我难过、悔恨、绝望的是，有那么多的遗憾，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留在了我的生命里。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更多地陪妈妈说些话，更多地带妈妈去看看山看看水，更多地给妈妈买好吃的和好穿的，抓住每一次机会与妈妈更多地团聚，不等明天，不等将来，就在今天……可是人生没有“假如”，老天不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此时此刻，我能够做的就是祝愿在场的至爱亲朋，祝愿天下的儿女，没有我这样的遗憾，祝愿你们在送别父母的时候能够欣慰地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我没有遗憾！”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

写于妈妈家中；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

于回龙岗公墓祥慧厅妈妈追悼会宣读。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二〇一四年）、《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