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艺术评价（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和实践）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写本文献的大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其中既有大批的汉文文献，也有不少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少数民族和外语文献，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写本文献绝大部分是残缺不全的。近二十年来，我们的学术团队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是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的，它们与三界寺僧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密切相关，敦煌藏经洞可能就是道真存放“谨于诸家函藏寻访”所得“古坏经文”的“故经处”，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存放地。正因为这个原因，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比例高达90%以上。这些残卷汇聚的目的在于“修补头尾”，原本就是为了缀接或与缀接修复密切相关。（参看张涌泉、罗慕君、朱若溪《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另外，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藏经洞文献流散以后，一个写卷分割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进一步导致了残卷的撕裂和损坏。据我们的调查，敦煌文献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据初步估算，敦煌文献的总数约为七万号，那就意味着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数量极其惊人。以我们业已做过调查和缀合的60种共计32587号敦煌佛经写本为例，缀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仅1964号，残卷数达30623号，残卷比例为93.97%。其中绝大多数佛经的可缀残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3%。其中可缀比例最高之一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总号数4881号，可缀残卷1906号，可缀数占写卷总数的39.05%；又如《金光明經》类写卷总号数2717号，可缀残卷988号，可缀数占写卷总数的36.36%；《大般涅槃經》类写卷总号数2921号，可缀残卷808号，可缀数占写卷总数的27.66%；《金刚经》写卷总号数3736号，可缀残卷1016号，可缀数占写卷总数的27.19%；《法华经》类写卷总号数7694号，可缀残卷1594号，可缀数占写卷总数的20.72%；可缀数最低的是《大乘无量寿经》，写卷总号数1261号，可缀残卷144号，可缀合残卷占写卷总数的11.42%。后者仅一卷，篇幅较短，故留存的完整文本相对较多，相应的可缀残卷也比较少。总之，敦煌文献绝大多数为残卷，其中可以缀合的残卷占四分之一以上，数量巨大。

正因为敦煌文献以残卷为主，可以缀合的残卷数量很大，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比比皆是，乃致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敦煌碎金》导言，第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不但不利于写卷的整理与研究，也严重干扰了残卷的正确定名和断代。也正因为如此，敦煌残卷的缀合成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姜先生说：“卷子为数在几万卷，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数卷的，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笔者在对百年来敦煌文献整理的成绩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也认为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学研究新的百年亟需抓紧展开的重要工作之一（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第1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敦煌残卷的缀合，几乎是和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同步展开的。1910年前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抄录刊布法藏敦煌文献，便注意到了残卷的缀合问题。但由于当时人们研阅敦煌写本主要依靠伯希和寄赠的照片，所见数量有限，所以真正的缀合还谈不上。后来刘复编《敦煌掇琐》，系编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亲自抄录所得，所见写本的数量大大增多，因而得以勘其异同，进行比较和缀合的工作。如该书所辑P.2648、2747号均为“季布歌”，编者于P.2747号之首云：“此颇似后文2648号之头段，两号原本纸色笔意并排列行款均甚相似，疑一本断而为二，中间复有缺损。”已开残卷缀合的先河。继刘复之后，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在写本的缀合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收获。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英、法、中三家馆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的先后公布，尤其是80年代后英、俄、法、中馆藏敦煌文献影印本的陆续出版，为人们阅读敦煌文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敦煌写本的全面缀合也才真正有了可能。如黄永武、荣新江、方广锠、郝春文、郑炳林、徐俊、张涌泉等都在敦煌写本的缀合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但由于可以看到原卷及缩微胶卷的学者毕竟不多，新出的影印本由于价格昂贵，流播也不广，从而限制了写卷缀合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仍相当有限。比较而言，传统的四部典籍和社会经济文书因系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缀合工作相对做得好一些；尤其是经部文献，由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编者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相关写本的缀合工作已大体完成。而佛经写本作为敦煌文献的主体，由于投入的人力太少，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俄藏敦煌文献公布较晚，而残片又多；作为“劫馀之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同样有很多残片，可以缀合的比例更高，今后应着重给予关注。

在前贤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近年来，笔者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敦煌残卷缀合总集”正在对敦煌残卷展开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将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⑴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的理论总结：通过敦煌文献流散情况的回顾，对敦煌写卷撕裂破碎的经过及原因作客观深入的分析，阐述残卷缀合的重要意义；总结前贤敦煌残卷缀合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借鉴前贤的实践经验（包括甲骨文缀合的经验），提出敦煌残卷缀合的方法和步骤，并揭示缀合中的应注意事项。⑵敦煌残卷缀合成果集成：一百多年来，前贤在敦煌残卷的缀合方面业已取得许多成果，但这些成果散在各处，查检不便；而且大多数缀合成果没有附载图版，影响了其可信度；本课题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把散在各处的缀合成果汇为一编，同时增附缀合图版，并附载“敦煌残卷缀合总目”，庶几一编在手，各家缀合成果一目了然。⑶敦煌残卷新缀：在前贤缀合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对敦煌残卷作大规模的缀合工作，估计可以新缀的达一万号左右。

本课题的最终成果为约1000万字《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中期核心成果为300万字的专著《拼接撕裂的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另以敦煌残卷缀合为中心，拟陆续推出“敦煌残卷缀合整理研究学术书系”10种左右，其中包括：《〈大般若经〉敦煌写本研究》《〈金刚经〉敦煌写本研究》《〈金光明经〉敦煌写本研究》《〈八阳经〉敦煌写本研究》《〈法华经〉敦煌写本研究》《〈大般涅槃经〉敦煌写本研究》《敦煌疑伪经写本研究》《敦煌四部文献写本缀合研究》《敦煌佛经文献写本缀合研究》等。

本课题的总体进度安排如下：（1）2020年—2021年，搜集世界范围内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并进行数字化处理；（2）2023年—2025年，出版中期成果《拼接撕裂的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约300万字；推出“敦煌残卷缀合整理研究学术书系”约6种；（3）2026年—2029年，出版约1000万字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另陆续推出“敦煌残卷缀合整理研究学术书系”约4种。

我们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首先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较大；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

具体而言，敦煌残卷缀合时具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内容相邻。如上所说，两个残卷内容相连或相邻，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较大。所以确定两个残卷内容是否相连或相邻，是判定其能否缀合的关键要素之一。（2）碴口相合。碴口是否相合是古器物修复和简帛拼接的重要方法，也是敦煌残卷缀接的不二法门。而且不少残卷的碴口留有残字，如果碴口有两个或多个残字可以拼接，那自然更是相关残卷可以缀合的铁证。（3）字体相同。敦煌写本文献抄写时间上起魏晋六朝，下讫北宋初年，前后跨越600多年。这一时期，小篆已然退出日常的使用行列，隶书亦日渐趋于衰微，而楷书、草书、行书则方兴未艾，约七万号敦煌写本正是这一消长的真切反映。敦煌文献中，篆书字体仅见于一些特殊的场合；隶书的痕迹在早期的写本中则还比较明显，不少写卷的字体介于隶书、楷书之间，可称之为“隶楷”；楷书写卷数量最多，反映了其发展、定型和成熟的过程；行书、草书也不少见，多见于佛经疏释一类的写卷中。一般而言，出于同一时期同一抄手写卷的字体往往是一致的，所以字体是否相同也就成了判定残卷能否缀合的重要条件。（4）书风近似。字体关乎小篆、隶书、楷书等形体类别；书风则侧重具体写卷呈现的书写风格，包括抄手用笔及结体的特点，具体字形的写法，等等。同一抄手在同一时期抄写的卷子往往呈现出相似的书写风格，所以书风的异同是判定敦煌残卷能否缀合的重要标尺，也是每一组缀合都必须面对的问题。（5）抄手同一。不少敦煌写本留有抄手题署，如果内容前后相承的不同残卷有同一抄手题署，则往往存有缀合的可能性。（6）持诵者同一。抄写佛经是一种功德，抄好的佛经会分发给僧徒或信众持诵，持诵者有时会在经本卷首卷尾或其他位置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些经本撕裂后，有时我们就可以依靠持诵者留下的信息加以缀合。（7）藏家同一。部分敦煌文献从藏经洞流入民间，存在把一件写卷人为割裂成数件的现象。这些割裂后的残卷往往还残留着原收藏者的某些信息，这些信息也有助于残卷的缀合。（8）行款近同。写卷的行款，往往因时因内容而异。这些形制行款方面的特征也可作为敦煌写本缀合的参考。（9）校注类似。写本抄写完成后，往往会进行二次加工。如为确保准确性，作者或校者会对文本进行校对，不少卷面因而留有刮改、加字、删字、乙改等标识；又如为便于识读和理解，会在文本上加上一些标注，部分写本因此有科分、断句、注音、批注等注释文字或符号。这些文字符号也是残卷缀合的重要线索。（10）残损相似。写本在成卷或成册放置时若沾染污渍或火烧虫蛀，往往会在卷轴装的多层或册叶装的多叶纸张上留下形状相似、重复出现的污渍或残痕。写本撕裂散佚后，这些规律性的残损就有可能为残卷的缀合提供重要线索。（11）文本系统相同。同一作品常有不同的文本系统，如《金刚经》有6个译本，同是鸠摩罗什译本又有三十二分本、十二分本、加冥司偈本、加真言本等多个分本、添本，不同文本系统的内容大同中有小异，确定残卷的具体文本系统亦有助于判定能否缀合。（12）装帧相同。敦煌写本以卷轴装为主，另有少量梵夹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册叶装等装帧形式，这些少量形制迥异的装帧形式显得很突出，其内容相同的残本散叶亦多有可缀合者。

最后，我想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是反映黄巢农民起义的长篇叙事诗，全诗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韦庄因此诗名声大噪，人称“《秦妇吟》秀才”。但不知何故，这首传诵一时的名篇后来竟突然失传了。幸运的是，人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该诗的十多个抄本，只可惜大多残缺不全。笔者早年作《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当时所见《秦妇吟》写本仅九号，文中说“另据李盛铎《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中有《秦妇吟》一卷，后已售与日本”，惜未之见。现在李盛铎旧藏已随着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敦煌秘笈》的出版而全部公诸于世，其中第1册羽57R正是拙文未见的李盛铎旧藏《秦妇吟》残卷。更让人惊喜的是，此号可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本S.692号直接缀合，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十二官街烟烘烔”句的“烔”字、“阴云晕气若重围”句的“晕气若”三字、“紫气潜随帝座移”句的“气”字皆得复合为一，而成完璧。二号缀合后，全诗首尾题全具，成为该诗继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3381号后又一个完整的卷子，具有很高的文字校勘价值。如诗中“有时马上见良人”句“见”字P.3381号脱，而该卷有；又“问翁本是何乡曲”句的“曲”字P.3381号误作“典”，而该卷不误，等等，佳胜之处，往往而遇。

第二个例子是《孟姜女变文》。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我国古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民间故事之一。敦煌文献中的《孟姜女变文》也是演绎这一故事的通俗文学作品，可惜多为残卷断片。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P.5019号残片，正面存残文13行，笔者和黄征合著《敦煌变文校注》已据缩微胶卷收录；背面为图画，《校注》拟题“孟姜女变相”（“变相”是有故事情节的组画，“变文”是“变相”的文字说明）。但由于“原卷卷面甚暗”，《敦煌变文校注》的录文支离破碎，几乎难以卒读。后来人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中发现了两个新的残片：BD11731号、Дх11018号，而且这两个残片与P.5019号可以完全缀合，缀合后如附图所示，不但写卷正面衔接处原本分裂的文字合二为一，背面原本撕裂的关口、山峰、河流也都得以接续为一（Дх11018号变相山峰下河流的左侧尖顶撕裂在BD11731号背）。此三号缀合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卷正面部分应从左向右读，其顺序依次为Дх11018号、BD11731号、P.5019号，为《孟姜女变文》32行，所写依次为夫妻话别、丈夫服役、客死他乡的场景；背面部分则为《孟姜女变相》，有残缺的山峰，弯曲的河流，关口的城墙，负重的民工，描写的正是筑长城的情景。原卷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根据传世文献的零星记载和敦煌变文写本的表述，以前我们隐约知道“变文”原本应该是“并图”一起出现的，但由于具体文本的缺失，“变文”的含义、“变文”与“变相”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若明若暗，众说纷纭。上揭三号残片的成功缀合，不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进古代变文作者中间，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敦煌变文校注》仅凭P.5019号一个“卷面甚暗”的残片，又误按竖排从右向左的惯例来录文，无怪乎文义之支离难通了。

Дх.11018 BD11731 P.5019《孟姜女变文》缀合图

Дх.11018背 BD11731背 P.5019背《孟姜女变相》缀合图

诸如此类，敦煌文献中被撕裂的残卷达15000号以上。通过类聚缀合，人们在分裂的残卷断片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破碎的文句、撕裂的丝路文明被重新连结在了一起。

李学勤先生在谈到甲骨文残片的缀合时，曾说：“甲骨文的缀合完全是创造性的，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渐展现出来，真是其乐无穷。”佛教徒把佛经的抄写视为一种功德，敦煌残卷残片的缀合自然也是功德无量。当看到原本“骨肉分离”的敦煌碎片残卷经过我们的拼接最终“团圆”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感同样充盈在我们心间，让人激动不已。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2022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