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夫妇相见（卫夫人韩权华见了杜聿明后）

近来，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些书籍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卫立煌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大家面前。网络上的相关文章更多。

看到卫立煌在抗战时期对八路军的支持，在辽沈战役时与蒋介石拧着干，大家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卫立煌究竟是哪边的？是我党的“卧底”吗？

其实，连蒋介石都有这样的疑惑。

01.卫立煌与蒋介石确实有深刻的矛盾

卫立煌自靠蒋介石以来，虽然屡建“战功”，位列“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但因为出身既非浙江籍，又非黄埔出身，始终无法得到蒋介石的宠信，成了“嫡系当中的杂牌”。这使卫立煌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曾经对自己最贴心的的部下陈铁说过：“将来我有了兵力，非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不可。”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矛盾，可以列举几件事情。

北伐期间，卫立煌的第9团作为东路军攻坚团，所向披靡，是蒋介石第一军当中功劳最大的一个。北伐结束后，黄埔出身的刘峙和顾祝同升任军长，卫立煌只当了一个副军长，后面蒋又规定军长不能再兼任师长，卫立煌就只剩一个副军长的头衔。

“福建事变”平定以后，为蒋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卫立煌想着蒋介石这回该封他一个较大的官了，哪知结果是委派了陈仪当福建省主席。蒋介石后来派卫立煌当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所辖地区仅仅两个行政专区，连半个省主席也顶不上。最伤心的是又把兵权拿走了，所辖部队调走，卫立煌只剩下一个军部和一个特务营。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已有先例，凡司令长官，均可兼任省主席，以便军政统一。而卫立煌1939年初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却许久未接到省主席的任命。和卫立煌地位差不多的刘峙，早就当过了河南省主席；顾祝同江苏省主席，陈诚湖北省主席，张治中湖南省主席，唯独卫立煌当了司令长官破例不兼省主席，显得非常难堪。蒋介石吊足了卫立煌的胃口之后，迟至1939年9月才任命卫立煌当上了河南省政府主席。1942年，蒋介石又兔去其河南省主席职务，让卫立煌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对调。但此时西安行营与初建时大不一样，早已名存实亡，不过是转转公文的机关。

1943年，正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被蒋介石急电召到重庆，接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战役胜利结束后，军界盛传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将改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立煌是理所当然的总司令人选。对此，卫心里也觉得八九不离十。他想，抗战以来，我立了不少战功，连陈诚、顾祝同都当上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我这次还有美国人讲公道话，这个陆军总司令该差不多了吧。但不久，卫立煌就接到蒋介石的来电：“中国远征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任命你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这位名震海外的“支那虎将”又一次受到蒋介石的捉弄。

02.卫立煌在抗战中确实与八路军有合作

1937年10月初，在太原城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阎锡山的客厅里，卫立煌见到了久别的周恩来，卫立煌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仍然像他当团长的时候对于军政治部主任那么尊敬。卫立煌后来在山西和周恩来几次见面、长谈，逐步坚定了他在华北抗战的决心，扫除了战争中的许多顾虑。

周恩来离开山西后，代表八路军与阎锡山、卫立煌联系的是朱德总司令。卫立煌厕身军旅多年，见过各式各样的“总司令”，真正见了面以后，朱总司令平易近人，谦虚朴素，有如一个田舍翁的样子，出乎卫立煌的意料之外。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两个人同乘一节车厢，卫立煌就询问朱总司令过去的历史。在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经捏造过很多荒诞的谣言，把朱总司令描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人。朱总司令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故事，实际上是向卫立煌开了一堂中国近代史的讲座，使他终生不能忘记。

1938年4月初，卫立煌做出了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决定：去延安拜访毛泽东主席，向毛主席请教抗日大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涉猎广泛、高屋建瓴，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们听了极其敬佩。卫立煌一行还参观了抗大，看到不少的爱国青年学生，还有少爷、小姐和太太，他们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开安逸的生活，经过千山万水投奔延安来了；看到抗大的生活是极其艰苦，吃的是小米杂粮，住的是学生自己挖的窑洞；看到同学们上课拾几块破砖就是座位，两个膝盖一并就是书桌。卫立煌等人看了频频点头赞叹：“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从延安回到西安后，卫立煌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卫立煌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当时下面的军官觉得事情太大，拖着不办，还请示了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但国民党领导机关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汉口不同意的电报一周后才到西安。电报到时，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杨立三部长，早把这一批军火领走了。

在韩信岭战斗激烈的日子，日军从东阳关进入潞城，眼看着晋南快保不住了，卫立煌通知八路军把十四集团军在临汾、运城的军火和其他物资全部运走。他想国民党的后勤部门已没法抢运那么多物资，与其等着日本人来拿，不如交给十八集团军好。八路军把洪洞、赵城、临汾等五个县的很多农民和四五百辆大车都调动来了，直到日军快进临汾城东门时，他们最后的一辆车才离开。

1938年1月，卫立煌带了他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从临汾来到马牧村给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拜年。总司令部就在马牧村外一所学校中开欢迎会。这个欢迎会上的文艺节目，是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办的。这些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生动别致，完全是新近编成，其中的活报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大鼓书《大战平型关》、京剧《三打雁门关》等节目，受到了贵宾和全场群众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对朱总司令说：上次你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在于政治工作，我想了又想，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我们的政治工作怎么进行。今天看了这些表演，听了你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形，我就这么想：我们也来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卫立煌希望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卫立煌还真办了一个战地工作团，还把恢复地方秩序，安定人心，改善军民关系，发动群众的责任交付给了工作团，学的是有模有样。

看着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河南、晋西、冀北制造了一系列反共血案。而卫立煌热诚抗日，同情共产党，对反共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一次，外号摩擦专家的朱怀冰第94军再次制造摩擦时，遭到八路军坚决打击，眼看要全军覆没，朱慌忙向卫立煌发了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支援。电报像雪片飞来，参谋人员都力主迅速驰援，但卫立煌总是镇静以待，不下命令。对于这件事，不仅顽固派，就连卫立煌的老部下也认为卫犯了大错，不好向上面交代。面对各方指责，卫依然坦然处之。当卫立煌到重庆开会，讨论到如何对待八路军的问题时，卫据理力争、慷慨陈词，与蒋介石的意见完全相左，蒋介石觉得卫立煌简直是目无法纪。

当然，卫立煌坚持不同八路军搞摩擦，不听蒋介石限制八路军发展的指令，还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卫立煌从八路军积极抗战的事实中认识到，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精神、群众关系，无一样不比自己的军队好。在大敌当前，晋南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如果得不到八路军的合作，将来自己管辖的战区的仗就不好打；八路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对他并无矛盾。这和蒋介石看见八路军发展壮大就急得睡不着觉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站的位置不同，这个具体的立场就不同。

03.卫立煌确实产生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卫立煌对八路军的支持，以及对反共、限共的消极态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蒋介石也怀疑卫立煌是否真的通共？

然而，卫立煌还真产生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有一个晚上，他忽然对秘书赵荣声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原来是八路军战地工作团团员的赵秘书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等天一亮，赶紧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汇报。

那么，共产党对卫立煌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回忆中一窥端倪。

林伯渠请赵转达他的意见：卫立煌只要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践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那么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就比参加共产党还要大一些。

1938年8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朱总司令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顺路经过中条山卫立煌处。卫立煌让他搞的战地工作团准备了欢迎大会。会后，朱总司令单独同赵荣声聊了几句，赵秘书以为朱总司令会嘉奖他们。完全出乎意料，朱总司令批评道：“你们这样搞怎么能行呢？”原来，国民党嫡系军队开会最流行的大标语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等等，而在这个会场上最大的标语则为“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另外一些标语都和八路军一样。朱总司令接着又给赵荣声讲了许多道理。

后来，刘少奇经过河南，专门约谈赵荣声几次。当刘少奇和赵荣声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刘少奇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赵秘书当时只有二十二、三岁，以前是学生。）想替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好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他过去跟了蒋这么些年，现在又带这么多军队，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动摇抗日战争的大局。”

赵听了刘少奇这些话，不觉为之震动，连忙替自己辩护说： “参加共产党这个问题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有意引导他这么做的。”

少奇同志说：“昨天你还说你们伴着他看延安出版的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的小册子，对他的思想有影响，这不是引导吗？”

据赵荣声的回忆，刘少奇还教育他说：“八路军要组织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不少地方是在国民党让他管辖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希望卫立煌完全放手让我们搞，上面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从的。但是，只要他这个具体执行的人对蒋介石的命令不那么积极，有时打一个折扣，有时拖延一下，这中间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好作用。”

后来，经过长期的观察，赵荣声发现，卫立煌一与蒋介石闹矛盾，就爱找他谈话，打听共产党的事，一顺利了，就又不找赵秘书谈话了。

也正是由于我党对卫立煌采取这样的政策，使得国民党特务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卫立煌“通共”的证据，蒋介石怀疑归怀疑，最后只能得出个“卫立煌不懂政治”的结论。

04.卫立煌加入东北战场的多种说法

当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拉开战略大决战的时候，蒋介石在用人上已是捉襟见肘，便把卫立煌从国外召回，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将国民党五十万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军队授予他。卫立煌不顾妻子、朋友的劝解，走马上任。

但卫立煌在东北处处与蒋介石拧着干，不执行蒋介石想把东北沈阳的部队往关内调，打通沈阳至锦州的通路的命令，总体上来看，就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电视剧中不少镜头，让人感觉卫立煌的表现犹如我党的“卧底”，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

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卫立煌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是不是卧底呢？由于正史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只能通过罗列一些历史片段和相关人员的回忆，让大家自己做出判断。

1）蒋介石见卫立煌按兵不动，一再严令催卫出击，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开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卫立煌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就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一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

在东北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们（包括廖耀湘）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并且帮助他恳求蒋介石。

2）1961年，杜聿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以后，曾去访问过卫夫人韩权华。他们畅谈往事，杜聿明说：“当时我和卫先生都是一个想法，都是想把国民党的军队保存起来不打，等军队补充装备好了再反攻……”郑洞国写的《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一文中写道： “解放后，据卫立煌说：‘我当时是企图保存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

从杜聿明和郑洞国的话来看，卫和蒋是战略上的分歧。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卫立煌的欧美之行，卫立煌在美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参观了美国的许多军事工业设施，很可能相信了美国人宣传的“美苏必战”的估计。

3)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从李宗仁的话来看，由于蒋介石一贯的干预下级指挥，没有实际兵权的卫立煌实际上无法为国民党有所作为。杜聿明记得卫立煌在廖耀湘全军覆没之后讲过：“蒋介石的用人是个个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没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但卫立煌当时是否会对李宗仁完全讲真话呢？

4）杜聿明拜访韩权华之后，韩权华反复回忆往事，一夜没有睡好觉。她说：“外国有一句成语说：‘听了别人的话没有提出异议，就是默认。’杜聿明对卫立煌完全不了解，如果按他所谈的写成文字，那就与事实谬以千里，完全抹杀卫立煌当时的苦心了。卫立煌去东北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这是杜聿明怎么也想不到的。”韩权华即于1961年5月写成一篇《一九四八年卫赴东北前后的简介》，交送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年韩权华知道了卫立煌接受了蒋的任命后，生气地问到，“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哪知卫立煌却回答说：“要革命就不能怕死。干革命的人还能像你们教书的那样风平浪静？”什么叫“革命”？韩权华听了更觉不顺耳，卫立煌解释道：“你忘记了巴黎的事情吗？……”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卫立煌和共产党方面有默契，遇到机会就要合作。她想起了卫在巴黎派汪德昭通过某方向中国解放区发电报的事情。

汪德昭是韩权华的大姐的女婿，是留法学生领袖和左派，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声学专家。卫立煌见汪德昭和他谈得很投机，便对汪德昭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

卫立煌都到了沈阳，才收到汪德昭的回复：“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从这封回电看，我党还是延续在抗战时期对卫立煌的政策——只要双方能够有一种默契就够了，这比直接建立关系可能更能发挥作用。

但这封回电，没有见于正规的历史记载，只是韩权华个人的回忆。

1979年10月，为了给赵荣声平反，组织上复查的同志走访了卫夫人，并在复查报告中写道： “韩权华说：‘我是一九四五年才回国的。卫先生的客人很多，对赵荣声同志印象不深。后来我们到东北，卫先生为了和党取得联系，一拖再拖，不想打。他当时非常着急，时常说：‘要是赵荣声来就好了’，‘要是赵荣声来就好了，那就通了气啦！’我当时随卫先生在沈阳，对这一点印象特深。”（注：赵荣声自抗战后期卫立煌赋闲后，就离开了卫立煌。）

从这段话看，卫立煌到东北后，即使把汪德昭这位科学家召回国内，在身边任职，也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而汪德昭确实不认识在中国的共产党人。

5）卫立煌到香港后，给朱德去信，希望朱德可以保护他由于年迈不能同行的父母，免遭蒋介石的毒手。中央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克农亲自办办理，将卫立煌的父母送到了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当即向北京发电，向毛主席致贺，也收到了回电。

从这两件事看，卫立煌在香港同共产党可以联系，这使他有别于其他国民党将领，但双方又都没有涉及卫的回归大陆的问题。

6）1955年，来洽谈卫立煌返回大陆的香港中共人员询问韩权华： “有顾虑吗？”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当时，卫立煌则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后来，陈毅向卫立煌解释了我党出于保护的目的宣布卫立煌为战犯。）

从韩权华的话来看，她对返回大陆是有顾虑的。如果当年真是到东北去“干革命”，现在应该没有顾虑啊。

7）当卫立煌在香港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爱国言论的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表示赞赏和支持后，消息传到北京，考虑到卫立煌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并立即着手安排。这才有了卫立煌于1955年返回大陆之举。

但从后来的一些史料看，这又不是卫立煌回来的唯一原因。1962年底，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因收听敌台，与海外美蒋特务机关联络一案被公安机关破获。“陈东平案”使毛泽东大为震惊。由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与陈东平是同班同学，还睡上下铺，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他：“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指陈东平）？”

综合这些史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卫立煌后来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种默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然这些都有待于史学家们今后进一步的考证。

但无论如何，卫立煌回到大陆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这些都是对卫立煌将军所做的历史贡献的一种肯定。

如今卫立煌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以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活动的爱国人士，受到人民的尊敬与怀念。

主要参考：《回忆卫立煌》 赵荣声编著

《蒋介石麾下的五虎上将》常琦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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