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摘（彀中的天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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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文摘

唐晓敏

　　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苏洵、苏辙和曾巩，这一文学创作群体，虽以韩愈为首，但主体为宋代人；虽称唐宋八大家，但又仅是在中唐和北宋两个时期出现的。这又并非偶然。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一种理论，称为“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中国历史学者多认为，这一变化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唐宋之间，而是发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因而主张的是“中唐变革论”。不过，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可以统一起来，即是说，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这一社会变革，始于中唐而完成于北宋。如程千帆所说：“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前后期的一座分水岭。但是后期封建社会的许多特征只是到了宋朝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盛唐与中唐是历史的分界，但新的社会的许多特征到宋代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

　　中国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是怎样的变化呢？简要地说，此前的社会是士族占优势的社会，而此后，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社会，或称为“平民社会”，或称为“科举社会”，总之，士族消失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从政治结构说，此前的社会政治中，地方有较多的权力，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权力也受到较多的制衡，而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加强，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权力也得到加强。从历史的记载看，宋代重文轻武，看上去有偶然的因素，即宋太祖本人是通过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方式得到皇位的，他对武将不信任，同时也是总结了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于是“杯酒释兵权”。他认为文官不像武官那样具有威胁性，于是重文轻武。宋太祖作为一个武人，在加强君权方面采用的方法上表现出他的聪明和狡黠。王定国《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还有，唐代君臣议事，大臣可以“坐而论道”；宋代皇帝视朝听政，宰执大臣在君主面前只能站着了。《邵氏闻见后录》讲，这一变化也发生在太祖朝：“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相范质等尤坐，艺祖日：‘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显然，废坐论之礼是尊君卑臣的一项举措。，宋太祖的这些做法看上去似乎是他个人的“伎俩”，但实际上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社会即缺少了对君王的制衡力量。中央权力的加强和朝廷中君主权力的加强，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通过宋太祖个人的这种偶然而开辟道路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与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此前的魏晋六朝时期，士族做官很容易，而飞士族家庭出身者则很难。他们是受到压抑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即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如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门阀制度之下，贫寒之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使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了机会，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士及第后可以到中央做官，由此，中央权力中的“君主—吏员”结构变为“君主—士大夫”结构，这就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读书人有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机会，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命运的一大改变。在“共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精神面貌都有了绝大的变化。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空前增强。这是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将宋代的文化繁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恩格斯对此曾这样说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而唐宋时期的杰出人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一样，也是“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又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苏轼更是艺术上的全才。总之，就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而言，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相比并不逊色。

　　不过，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此后的社会发展趋向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宋代以及之后历史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强的中央集权，显然不要求思想的解放；而科举制度对唐宋时期的士人既是宝贵的机会，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束缚。《唐摭言•述进士》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入彀”则比喻由人操纵或控制，等于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唐宋八大家像当时的其他士人一样，又是自愿进入彀中的。这八个人中，除苏洵一人之外，都是进士及第。而苏洵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们通过科举而获得从政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显然不是对等的关系。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上也只是皇帝在治理天下之时，需要得到士大夫的帮助，但并不是让士大夫分享自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对天下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士大夫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君主的天下，则是他一家的天下，这就是说，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