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宫 还在吗（清朝监狱如此破败不堪）

在清代，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当时叫做“庾毙”，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高达一两千号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结底，弊根在于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清朝文学家方苞在文章《狱中杂记》中，把他当年关在牢狱的所见所闻全记了下来。即使今天读来，狱中公权私用，官府的权力被那些牢役用来给自己谋利，其敲骨吸髓，手段之残忍，仿佛人间地狱，着实恐怖。

凡有死刑案报上去，刽子手就早早来到监狱外，支使与他有勾结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财物，这笔钱当时有个名目，叫做“撕掳”，大概就是“张罗费”的意思。

以前监狱管理者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应该从这一维度来评估。当时看守监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顾名思义，这不是“官”，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贱的差役，照理说，他们并无多大的权力，然而，监狱之内，天昏地暗，潜规则横行，隐权力暗生，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劳，可以决定监犯的祸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话来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总之，他们可以用来“威福”的隐权力极大。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了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这篇杂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说，他在刑部大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知县，见多识广，他告诉方苞：“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为什么病死的犯人会这么多？杜知县说，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两百多号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起睡，“无可旋避”，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更奇的是，牢中的大盗恶犯，由于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染病的很少；病死者，多是那些罪轻的，或者是受牵连的、给案件作证的无辜之人（根据清代司法制度，涉案的人证，也要暂时收押，结案后才释放）。

真实事例：

四川资州有个叫周鸣同的人，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了终身监禁，坐监日久，成了牢头。牢头是监狱里的一刀子，凡有新囚入监，必须向他孝敬钱物，不然就会受到种种凌虐，周鸣同虐待新囚很有一套，带着其他缓决犯人将新囚吊在木柱上，用水桶盛水挂在背上，再用竹签拷打逼赃，“赃不如数，拷逼不已”，甚至迫着犯人用嘴吹尿壶。平日，周鸣同还在监狱内聚众赌博、做典当生意、放高利贷，“重利滚剥”犯人。—这当然不会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而是建立在刀俎—鱼肉关系上的霸王买卖。顺便说一下，任何存在着霸王买卖模型的地方，不管是不是监狱，必可发现刀俎格局的影子。

现存唯一清朝监狱：

在山西古城平遥，有一座国内保存较完好的县衙——平遥县署，在这座被第十一世班禅誉为“古衙之最”的县衙里面，还有一座国内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清朝监狱。

平遥县衙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平遥县衙遵循封建礼制，左文右武，前朝后寝，中轴线上有六进院落，整个建筑群主从有序，错落有致，结构合理，堪称是皇宫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