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对皇位继承未做任何安排（炸了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对皇位继承未做任何安排）

清崇德八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于盛京（沈阳)，死前没有对皇位继承问题做出任何安排。于是，清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以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以皇太极的异母弟睿亲王多尔衮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皇帝自领的两黄旗大臣以及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支持豪格继位；而多尔衮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等人以两白旗的实力为后盾，坚决拥戴多尔衮。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立嗣问题的时候，双方势力剑拔弩张，几乎发展成武装冲突。最后，为了保持清皇室内部的团结，斗争双方达成妥协，共同拥戴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而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

清太宗皇太极

八月二十五日，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不久，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称摄政王。多尔衮机智狡诈，富于政治经验，在掌握摄政权力后，积极排挤异己势力。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两黄旗内部的何洛会等人讦告豪格图谋不轨，言辞悖妄。多尔衮因而废豪格为庶人，将其心腹若干人处死，同时又奖赏两黄旗其他一些大臣，进行分化瓦工作。此前，济尔哈朗也“主动”提出，凡事“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多尔衮的摄政地位由第二位进为首位。

四月初九，多尔衮自任“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八旗部队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向中原进军。清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大顺军，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因战功卓著，且为入关清军的最高统帅，其声誉和权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关内迎降的明朝旧臣甚至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顺治皇帝。这年九月顺治帝自盛京迁移至北京，于十月一日行定鼎登基礼，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攻王”，建碑纪绩，而济尔哈朗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多尔衮已经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诸王已无力与他相抗衡。

八旗战甲

多尔衮在集中力量推进统一全中国的进程和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培植个人势力，打击异己。其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都在顺治元年被晋封为亲王，分别统率主力部队进攻李自成大顺军和南明弘光政权。其亲信刚林、祁充格等在朝中主持政务。而济尔哈朗则因故数次被罚，顺治四年（1647)七月又被罢辅政，多铎则进为“辅政德叔豫亲王”，取代了其地位。豪格于顺治五年（1648)三月再次被罗织罪名遭到幽禁，不久死于囚所。这年十一月，多尔衮受封为“皇父摄政王”，一切政务均出其手，而年幼的顺治帝仅“拱手以承祭祀”而已。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受了创伤，于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多尔衮死讯传至京城后，顺治帝诏臣民易服举丧。柩车至京，顺治帝率诸王百官缟服迎于城外。数日后，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但与此同时，在多尔衮临终前曾与其密谋的英亲王阿济格回京后立即被囚禁，属下被治罪。

次年正月十二日，未满十三周岁的顺治帝在太和殿行亲政礼，诸王大臣上表行庆贺礼，同日颁诏大赦。此前，顺治帝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朕年尚幼”，“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理政三王指济尔哈朗和端重郡王博洛、敬瑾郡王尼堪，其中以济尔哈朗辈分最高，人望最重，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济尔哈朗对于顺治朝政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顺治帝画像

济尔哈朗重新握有大权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动就是追论多尔衮之罪。顺治八年（1651）二月，原为多尔衮近侍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护卫詹岱等首告多尔衮私备御用服饰，曾经谋篡多位。于是济尔哈朗等王大臣议定多尔衮之罪多项，顺治帝乃下诏削去其爵位，平毁墓葬，籍没家产，多尔衮的亲信多人被处死或遭到贬革，随着多尔衮被追论罪名，原来受到过多尔衮迫害和处分的人员大都乘机翻案，朝局为之一变。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代，多尔衮才得到昭雪，恢复了王爵，“世袭罔替”。

顺治帝相当早熟。在行过亲政礼之后，他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兴趣。为了能够直接阅读汉文奏章和书籍，他刻苦学习汉文，还发愤阅读了大量书籍，以吸取历代统治者治国的经验。对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皇室王公把持朝政，顺治帝颇为不满。他一方面优礼济尔哈朗，于顺治九年（1652）再次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亲王”， 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在这年，顺治帝又谕令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意图显然在于抑制济尔哈朗之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顺治帝根据亲信太监吴良辅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 ）六月决定设置内十三衙门，部分地恢复了前明时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地位。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顺治十年前后，顺治帝已经基本上全面掌握了国家权力。

顺治帝亲政后清朝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形势都相当险恶。西南军事战线于顺治九年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国家财政危机，民饥饷绌；满汉官僚之间和他们内部派别林立，矛盾尖锐。顺治帝根据这种局面，整顿吏治，清除朋党，在军事上采取“剿”、“抚”相结合的政策，对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数年之后，清朝的政治、军事局面大为改观，为不久后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