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贬官到哪儿（苏东坡被贬官却常游山玩水潜心美食）

杭州西湖的“苏堤春晓”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大词人、美食家苏东坡塑像

苏东坡发明的“东坡肉”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大词人

才华横溢、冠世绝代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因耿直敢言，不愿同流合污，屡屡成为官僚权贵政治倾轧的牺牲品，曾多次被贬官流放异地他乡。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贬官生涯似乎还是蛮潇洒自在：在黄州，他游山玩水于赤壁风景区，豪迈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篇力作外，还潜心发明了令人垂涎的诸多美食——东坡饼、东坡鱼、东坡羹、东坡豆腐。

苏轼贬官在黄州所做的《猪肉颂》，为猪肉不吝赞美：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杭州他又研发了叫人回味咂嘴的世间美食“东坡肘子”、“东坡肉”，闲暇之余，他每每品茗着西湖龙井，就着杭州醉虾，流连徜徉于西湖的四时美景、无穷变幻，怎是一个“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恬静悠然来形容啊！

公元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因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过节时，当地百姓送他许多猪肉。而他却把五花肉切成大块，加葱、姜、酱油、料酒，慢火细焖，煨制成酥香味美、肥而不腻的红烧肉，分与每户，意外获得了很大声誉。从此民间便把这种红烧肉命名为“东坡肉”，成为传统的名菜。

还在当时的岭南蛮荒之地惠州，他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象描述自己的“诗意生活”。

甚至62岁的苏学士被贬到“天涯海角”，宋朝没有比这再冷落偏僻的场所——海南岛儋州时，竟然痴迷上了当地的特色小吃——生蚝，或煎蚝或烧烤，真是大快朵颐，过瘾快哉，就连给儿子的信里也这样诙谐乐观、不忘幽他一默：

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孔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我给你说，千万不要告诉那些朝中的士大夫们，我怕他们千里迢迢跑来跟我抢如此美味。）

其实，自谑为“老饕”（在下东坡，一个吃货）、堪称是大宋美食IP持有人的杰出文豪大家，东坡先生之游山玩水、潜心美食的诗情画意生活，多是出于千年后人们的乐观联想和文学色彩的意会夸张。

在现实生活中，在彼时官场堪比现代的完备“GDP考核”、问责机制下，苏轼的官场生涯不可能一如网络流行语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样称心如意、巴适潇洒？

苏诗书法《寒食帖》

苏轼画像

“东坡肘子”——苏轼研发的美味

苏轼的《赤壁赋》

离黄州不远的赤壁古战场

海南岛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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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的考核管理其实很“现代化”，不仅有GDP考核硬指标，还有伴随的问责机制。

在重文抑武，文人治天下的宋朝，对官员的考核也是必不可少。

由于宋代城市化空前繁荣，商业发达，财税贸易急剧扩张，导致当时非常注重经济方面的政绩，一系列与GDP密切相关的指标（譬如垦田亩数、粮食种植亩数、新增户口数目、公共设施修建数目、农业税与工商税征收细目、货币“交子”发行量等）在宋代官员林林总总的考核清单上占据了很大比重。

根据年税收总额计算，宋仁宗时期，中国宋朝的GDP占到了全球的50%，人均GDP2280美元。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

宋代商贸繁荣，国家每年税收惊人。据统计，宋仁宗在位的宋朝最为富裕时期，某一年的税收居然高达2200万贯（相当于2200两白银）。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汴京城的商业利税达到55万缗（一缗即一贯铜钱，约等于一两银子）；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业税居然高达120万缗。

而颇令人玩味的是，宋代对官员的考核犹如贯彻今天的“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理念，居然有一套操作性很强的标准化、量化考核指标。

所以，苏轼到杭州担任知州后，哪还有太多时间寄情山水，专研美食，因为他每年都要努力保持当地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填写、上报多份严苛的“经济年报”。

譬如对场务课利情况的考核，苏东坡需要填写一份报表，注明此场务的“祖额”多少，“递年”收钱多少，本年收钱多少，政府投资多少，本年收入比“祖额”增长或亏短若干“分厘”，比“递年”又增长或亏短若干“分厘”，然后送审计部门复核、审计。

宋朝所谓“祖额”，是指此次场务的营业旧额，通常取过去五年营业额的中位数作为“祖额”;“递年”则指上一年，递年比较相当于今天的同比;“分厘”是宋人使用的百分比，一分即10％，一厘即1％。通过使用这些统计工具，可以非常容易地量化评估出一个场务的年度经营业绩。

更让人钦佩叹服的是，一千年前的宋代，这些量化评估指标居然有配套的奖罚措施相对应。

比如北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的一条法令规定:

将各州县场务的课利统计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亏损5％(十分亏五厘)以下的，知州、通判、幕职、知县各罚薪一个月;亏损10％以下的，相关官员罚薪两个月;亏损20％以上的，给予降职的处分；而场务课利实现增长20%的，则考核为优良，给与加官进爵的特别奖赏，以此调动官员提高经济发展指标的主管能动性。

“天下州县课利场务，自今逐处总计，大数十分亏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幕职、知县各罚一月俸;一分以下，两月俸;二分以上，降差遣。其增二分以上，升陟之。”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汴京夜景

南宋都城临安

宋朝的远洋大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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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不仅设知州，还专门设立监督制约的“通判”，搞权力制衡，防止州官一手遮天。

彼时，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层级就是州府，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州”（府的行政长官为知府）。

宋朝的州务最为繁重。宋哲宗元祐四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之后，他需要“掌总理郡政，……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总焉”。

乍看起来，苏学士当了杭州市长之后，好像是这里“说一不二”的最高行政、司法长官。

实则不然，当时州里还设置“通判”一两名，赋予24小时监督制约“知州”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知州有不法事端，通判可以提出弹劾奏议（“知州有不法者，得举奏之”《宋史》）。

宋时，各州设通判一至二员，辅佐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知州）通签书施行（《宋史·职官志》）”

在宋朝的州府中，不少通判尽管官阶、品秩略低于知州，但是由于有监督的大权在握，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根本用不着“唯（知州）马首是瞻”，甚至可以与之一争长短高下，让身为一州最高行政长官的知州无法肆意妄为、“权力独大”。

这里面还有个趣味的小掌故呢？

一天，某地知州对时常干预监督他的“通判”非常不爽，发牢骚道：老子是堂堂一州之长，州衙里官职最高的“一把手”，这事我说了算，你得听我的。

通判却揶揄回怼道：你一把手算个屁，我是名正言顺的监州，代表朝廷监督你的，你不能独断专行、擅自决定。

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期所制（宋欧阳修《归田录》）”。

由此，一些州官对通判如鲠在喉，避之唯恐不及，欧阳修还讲了一则趣闻轶事：

汴京有位叫钱昆的少卿，老家余杭人，非常爱吃大闸蟹，他曾请求外任，想到外地当个知州。上官问他希望到那个州上任，他诙谐道：“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以”。大宋地界有螃蟹的州府不少，但是没有设置“通判”的州府几乎没有，一时成为官场茶余饭后的笑谈。

所以，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权利不被监督约束之“奇葩现象”，至少在宋代是很难出现的。

大伙也不难想象，即便苏轼当了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他身边还有一两个“通判”在监督他的行为举止，又岂能天天研究美食、游山玩水，耽误时日，不搞经济？！

欧阳修塑像

美食螃蟹

宋朝的交子钱

宋朝的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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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轼而言，公款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别说不允许，更是想都不敢想，因为人家大宋朝的公款招待费管理，严格的超乎想象。

怎么，你在宋朝当上“天高皇帝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州官，几个哥们同乡大老远来拜访，你就可以用公款游山玩水、胡吃海喝了？

告诉你，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除非你想丢官，不想干了。

要知道，有宋一代，朝廷对地方的公款招待费管理可是相当的严格、不徇私情。

不妨从一则相关联的“官场无小事”说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因一篇意境高远、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岳阳楼记》而蜚声文坛，名声鹊起，令人好生羡慕嫉妒恨。

而文章开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让人们知道了一枚叫“滕子京”的官员，而这位倒霉的大宋高官，就是吃亏在“乱花公款招待费”，遭到同僚弹劾，无奈被贬到了彼时荆楚南蛮之地的“岳州”（今岳阳市）。

原来，宋代汴京政府也是极力限制地方官员搭借“公款招待”之便，巧立名目，游山玩水、胡吃海喝的。

宋朝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公用钱”制度，由中央财政拨给地方一笔专门的“公用钱”（公务接待费）。前提是，地方官员接待必须合理合法。

例如接待上级检查巡视的开支，合理合法；用这些公款招待亲朋好友，联络感情，吃喝玩乐就是不行，还要追究问责。

滕子京就是无形踩了“这个雷”，付出了惨痛不菲代价。

范仲淹画像

岳阳楼

范仲淹与滕子京塑像

他在当泾州知州（今甘肃泾川）时，“费公钱十六万贯”，除了用于宴席和歌舞娱乐之外，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尽管滕子京没有中饱私囊，可是他明显越轨涉嫌“挪用公款招待费”，被御史以“盗用公用钱”弹劾后，其去留和贬官尺度，一时不好把握，成为朝臣争议的焦点。

宰相杜衍主张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极力为他开脱（“力救之”；称“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于宗谅同行贬黜”）。

滕子京好不容易得以“止降一官，知虢州”，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处理太轻无法责众，在其以“辞官相挟”之下，滕子京最终从繁华的中原虢州，又被改贬到荒凉偏僻的岳州。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人生往往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在此任上，滕子京修建了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范仲淹锦上添花写了篇《岳阳楼记》，得以流传至今，光耀史册。

事实上，大文豪苏轼虽然多次被贬，但还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观豁达、积极用事的儒家思想），无论“居庙堂”抑或“处江湖都是”忧国忧民，尽职尽责，美名远扬。

譬如他在惠州任上，心系民生，请准改税赋为“钱米两便”，纠正米贱伤农；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使用“秧马”；铺路架桥，解决百姓出行困难；和好友（广州知州）协商解决广州城市居民的医疗、饮水惠民问题。

杭州任上，他亲自带头“疏浚西湖，筑长堤防水患”，杭州人民为纪念一代大文豪治理西湖的千秋功绩，亲切称之为“苏堤”；“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而这位在“诗、词、散文、书、画、美食” 等方面达到极高艺术造诣、才华冠世绝代、千年等一回的文化巨人（美食大师），也从未被历史的记忆长河湮灭。

在星光璀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画卷之中，苏东坡早已成为熠熠生辉的“巨星符号”，时光不老，传奇不绝。

三苏祠

二十四史中的《宋史》

王安石画像

宋哲宗画像

苏东坡的绘画

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苏堤春晓

参考书目：《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史》、《苏东坡传》、《苏轼的人间情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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