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和阿拉伯什么关系（非洲阿拉伯国家）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期

内容提要

苏非派是摩洛哥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派之一，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但在1956年摩洛哥独立之初却被政府边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重新适应社会。苏非派的活跃一方面与其自身的创新息息相关，正是其与时俱进的革新与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也保证了自身的延续；另一方面，苏非派温和的宗教观与摩洛哥打击宗教极端思想、塑造温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战略相契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此外，苏非派对摩洛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内，苏非派有助于传播忠诚、温和、开放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外，苏非派有助于加强摩洛哥的对外交流，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摩洛哥；苏非派；政教关系

作者简介

林友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正文

图片来源：plan-it-morocco

苏非派一直是摩洛哥伊斯兰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2004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Muhammad VI）将摩洛哥伊斯兰教的四大支柱定义为“逊尼派马立克学派（Maliki School）、阿什尔里教义 （Ash’arism）、国王‘信士的长官’的身份和苏非派”，将苏非派作为民众宗教认同的重要一环。苏非派11世纪出现于摩洛哥，13世纪初逐渐发展完善并开始向乡村传播。15世纪第一个苏非教团加祖里教团（Jazuliyya Order）建立，开启了摩洛哥苏非教团的历史。其后许多苏非教团陆续在摩洛哥扎根，其中大多以传道为主，远离政治，但也有部分在摩洛哥面临内忧外患之时填补了政府在边远地区的职能空缺，并从事地方管理和经济贸易等事务。直到现在，摩洛哥政府仍然在强调苏非派的温和性质，并将其作为摩洛哥伊斯兰教中一个重要的特点。苏非派贯穿了摩洛哥历史的大部分，并对摩洛哥的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6年摩洛哥独立之后，由于苏非派在法国殖民时期采取亲法立场并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其逐渐被摩洛哥政府边缘化，其规模也被严重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哈桑二世国王实行政治开放政策后，苏非派才逐渐由幕后走向前台。2003年摩洛哥遭遇恐怖袭击，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卡萨布兰卡爆炸案，自此之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恐行动，苏非派则被其视为抵抗宗教极端势力的防线之一。摩洛哥政府出资赞助苏非派的活动，并在电视和广播中宣讲苏非教义，将许多苏非教团成员纳入政府部门。政府此举显然是将苏非派视为对抗政治伊斯兰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武器，苏非派因此得以在现代摩洛哥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因此，不论从古代还是现代的角度看，研究摩洛哥的苏非派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界对摩洛哥苏非派的研究较少，只将其作为马格里布或非洲苏非主义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金宜久的《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与周燮藩的《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扎卡里亚·拉尼（Zakaria Rhani）和奥雷利·戈德弗罗伊（Aurélie Godefroy）等学者注重研究早期摩洛哥苏非派的历史。阿卜德利拉赫·布阿斯利亚（Abdelilah Bouasria）、文森特·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和埃米利奥·斯帕多拉（Emilio Spadola）等学者分别对摩洛哥苏非派布德什仕教团（Boutchichi Order）的发展及与摩洛哥政府的交往、苏非派长老在摩洛哥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苏非派在摩洛哥城市中传播的现状等问题作了探讨。法伊特·穆蒂尼（Fait Muedini）、兹尔维纳斯·斯威德考斯卡斯（Žilvinas Švedkauskas）和穆罕默德·达阿道维（Mohamed Daadaoui）等学者注重研究摩洛哥政府对苏非派的政策，尤其是当代摩洛哥政府支持苏非派的动机、方式及结果等问题。萨哈尔·巴扎兹（Sahar Bazzaz）、斯宾塞·特里明翰（J. Spencer Trimingham）和文森特·康奈尔等学者注重研究摩洛哥的苏非教团，如卡塔尼教团（Kattani Order）、布德什仕教团等，它们都曾在摩洛哥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梳理摩洛哥苏非派的历史演进，并分析当代苏非派活跃的原因及影响。

一、摩洛哥苏非派的历史演进

自伊斯兰教传入摩洛哥后不久，苏非派便在当地扎根，并一直延续至今。摩洛哥独立后，由于法国殖民时期部分苏非派谢赫（Sheikh）与法国人合作，加之他们的传统仪式被领导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者们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苏非派在独立之初不得不保持低调，教团的规模也极其有限。但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开放之后，苏非派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摩洛哥国王鼓励苏非派发展，并将其称为该国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以此肯定苏非派在摩洛哥伊斯兰教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国家还赞助苏非宗教音乐节、苏非宗教讲座等活动，摩洛哥苏非派开始由幕后逐渐走向前台。

摩洛哥苏非派的源流有二：其一是来自伊斯兰世界东部的苏非主义；其二则是具有伊斯兰世界西部特色的马格里布苏非主义，主要由阿卜杜·萨拉姆·本·麦希什（Abdu Salam bin Mashish）所开创。在苏非派传播的过程中，还与摩洛哥柏柏尔人的祖先崇拜、圣人崇拜等习俗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体系。摩洛哥苏非派修行的目的在于与真主合而为一，其修行的方式分为肉体与精神两种。肉体的修行主要包括节食、苦行、禁欲等，许多教团的修行甚至还包括鞭笞和吃生肉。精神方面的修行主要包括反复吟诵《古兰经》和冥想，许多教团还利用音乐和舞蹈令修行者进入“狂喜”状态，以增强其宗教情感。由于苏非派强调“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认为世间皆为虚幻，许多修行者因此抛弃世俗财产，前往农村或山中修行，在修行者聚集的地方逐渐形成了“扎维亚”（Zawiyah）。在扎维亚中，修行者们不光要听从长老的教诲，完成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修行，还要从事耕种、放牧等日常工作。扎维亚的不断扩张使得苏非教团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摩洛哥在15世纪由加祖里在阿加迪尔创立了第一个苏非派教团——加祖里教团，由此揭开了苏非派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各种苏非派教团开始在摩洛哥兴起，并在不同时期引领宗教潮流。一些苏非教团不仅仅满足于精神功修，也开始涉足政治。17世纪兴起的纳绥尔教团（Nasiriyya Order）曾一度在战乱频仍的摩洛哥南部地区维持社会秩序。纳绥尔教团于17世纪出现在摩洛哥沙漠边缘，由于战乱和环境恶化导致摩洛哥南部社会秩序崩塌，纳绥尔教团凭借宗教威望和提供社会服务，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恢复了摩洛哥南部的社会秩序。19世纪初期兴起的达尔卡维教团（Darqawi Order）曾多次卷入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也曾担任双方的调停人。20世纪初期，卡塔尼教团曾与摩洛哥苏丹穆莱·阿卜杜勒·阿齐兹（Moulay Abdel Aziz）爆发激烈冲突，其长老穆罕默德·卡塔尼（Muhammad Al-Kattani）以反对法国殖民而闻名。卡塔尼曾向摩洛哥苏丹提出反对法国经济军事改革的建议，认为这会让摩洛哥逐渐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苏丹却因忌惮他过于强大的宗教权力和挑起的民愤而将其处死。

在法国殖民地时期，摩洛哥苏非派不同教团对待法国殖民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的教团将法国人视为敌人，有的则与法国人合作。根据布德什仕教团的记载，其家族的一位祖先西迪·穆赫塔尔·卡比尔（Sidi Mukhtar al-Kabir）曾加入埃米尔阿卜德·卡迪尔·加扎里（Abd al-Qadir al-Jazairi）抵抗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布德什仕教团长老西迪·哈姆扎（Sidi Hamza）的祖父也曾在摩洛哥北部边境抵抗法国军队的入侵，直到1907年才因寡不敌众而投降。但卡塔尼教团则与之相反，其长老阿卜杜·海伊·卡塔尼（Abd El Hay Kattani）是法国人坚定的支持者，他是1909年被苏丹所杀的穆罕默德·卡塔尼的弟弟，因为个人恩怨以及被乌莱玛集团排斥而站在了法国人一边。他在1953年联合马拉喀什帕夏塔哈米·格拉威（Thami Glaoui）共同谋划了旨在推翻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的行动，并在法国的配合下将后者流放至科西嘉岛，酿成了独立前摩洛哥最大的政治危机。苏非派各教团在法国保护国时期严重的立场分歧差异，为独立后苏非派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由于部分苏非教团在保护国时期与法国人的合作，加之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将苏非派习俗看作落后、过时的象征，独立初期的苏非派基本被边缘化，其影响力极其有限。苏非派的一些习俗在旁人看来是落后的、甚至是可怕的，引起了部分人的厌恶与反感。1906年尤金·奥宾（Eugene Aubin）对摩洛哥一次苏非派游行的记录中有如下描写：“民众用音乐和欢呼欢迎着前来的苏非派游行队伍，他们将苏非长老的马团团围住，并亲吻他的膝盖和马镫……在宗教狂热气氛的驱使下，游行队伍中一群门徒甚至吃掉了民众扔给他们的一只活羊。当他们看到那只羊后，就像一群野兽般冲向他们的猎物，他们将它剖开，大嚼它身上的肉。这场闹剧直到长老的助手拿棍子将他们赶走才得以收场。”虽然这种游行表演的成分居多，但也给人造成了苏非派部分传统仪式野蛮、落后的印象。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摩洛哥独立初期苏非派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摩洛哥当前影响力较大的布德什仕教团为例，它于1942年由阿布·麦迪扬·本·穆纳瓦尔·布德什仕（Abu Madyan ibn Munawwar al-Budshish）在柏柏尔部落贝尼·斯纳森（Beni Snassen）建立，具有较强的乡土气质。独立初期其传教的范围基本仅限于农村地区，虽然它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尝试与城市中上层阶级接触，但收效甚微。70年代伊斯兰思潮席卷大学校园，甚至摩洛哥国王也鼓励伊斯兰教在大学发展，以制衡其内部的左派势力。布德什仕教团借此进入大学校园，但与之相比，大学生更加认同于阿卜杜卡里姆·穆蒂（Abdelkrim Mouti）所宣扬的“政治伊斯兰”理念，布德什仕教团在大学校园中的传播非常缓慢。布德什仕教团在摩洛哥独立初期的遭遇实际上是摩洛哥苏非派的一个缩影，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与法国殖民者合作等表现以及较为落后的传统习俗，都使它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摩洛哥举步维艰，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善。

20世纪90年代末，摩洛哥苏非派才得以成功适应社会，其表现在于苏非派规模的扩大和国家支持的增加，六七十年代屡受限制的苏非派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主流，摩洛哥政府还通过媒体宣传、赞助活动等扩大苏非派的影响力。摩洛哥第二任国王哈桑二世在90年代实施政治开放政策，1999年其子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延续了其父的政策，不仅放松了对苏非派的管控，还将该派的宗教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2002年，穆罕默德六世任命苏非派布德什仕教团成员艾哈迈德·陶菲克（Ahmed Toufiq）为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大臣。这件事在民间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民众甚至将穆罕默德六世称作“布德什仕国王”。与此同时，国王还经常向部分苏非派的扎维亚提供经济援助，并利用后者向贫苦民众提供救济。国王有时还组织国际苏非研讨会，在2004年于马拉喀什召开的首届西迪·希克尔（Sidi Shikr）苏非大会上，国王向大会致贺信，鼓励用苏非派信仰取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2007年，国王出席提加尼教团（Tarika Tijania）在马拉喀什举办的苏非大会，并表达了对提加尼教团的支持和增进非洲伊斯兰国家团结的愿望。在国王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摩洛哥苏非派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该时期，教团规模迅速扩大。在国家的宣传和推动下，摩洛哥苏非派进军城市的步伐加快，许多大学生、公司职员、政府官员纷纷加入苏非教团。原先一个苏非教团大约只有数千名成员，如今较大教团成员的数量已达上万。与此同时同时，教团活动日益丰富。在摩洛哥独立初期，苏非教团的活动大多是独立举办，很少与国际接触。如今，教团的活动多种多样且开放程度较高。仅布德什仕教团每年斋月盖德尔夜（Laliah al-Qadr）的纪念活动，就能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参加。

从摩洛哥独立初期的被压制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活跃，摩洛哥苏非派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如今苏非派不但摆脱了被边缘化的窘境，且对政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摩洛哥苏非派究竟为什么会再次活跃？政府对苏非派有何考量？苏非派会对摩洛哥产生何种影响？以下两节将分别就苏非派活跃的原因和影响加以分析。

二、当代摩洛哥苏非派活跃的原因

摩洛哥苏非派自独立初期的被边缘化到上世纪90年代的重新活跃，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苏非派自身的创新。在摩洛哥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苏非派也在不断改革以适应社会。它们革除了传统教规中保守僵化的内容，将传统宗教仪式与现代庆典相结合，并利用现代传播方式宣传其教义。其二是与国家宗教战略相契合。当摩洛哥遭遇宗教极端思想威胁时，苏非派所提倡的温和宗教观有利于抵制极端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一）苏非派自身的创新

在分析苏非派活跃的原因时，其自身的创新毫无疑问是关键。在摩洛哥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苏非派也在与时俱进，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苏非派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规的创新，苏非派去除了其规定中死板、僵化的内容，增强了其灵活性，更加适应现代人的宗教观；其次是仪式的创新，苏非派去除了传统仪式中保守、落后的部分，将其与现代庆典相结合，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最后是传播的创新，苏非派利用现代媒体和流行文化推广自身理念，加强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正是由于苏非派自身的不断创新，其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始终保持活力。

传统苏非派的教规可谓多如牛毛，这对每一位新加入的苏非派成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从新成员加入教团的程序来看，每一个想要加入苏非教团的人都要经历筛选过程，太年轻的人、吸毒者、外国人和社会边缘的人都无法加入。经历过第一波筛选的人往往还要面临导师的种种考验，以证明自身的宗教修养和道德品质能够达到标准。从师徒关系来看，在传统的苏非派中，导师与徒弟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既像父子，又像等级分明的上下级。由于徒弟必须服从导师才能够得到后者的“巴拉卡”（Baraka），导师对徒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徒弟不光要赡养导师，还要处理扎维亚的日常工作，导师则可以对其辱骂甚至殴打，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等级制的角度看，摩洛哥的苏菲教团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制，正如布德什仕教团前长老西迪·哈姆扎（Sidi Hamza）所说的：“黑胡子不是从白胡子中长出来的。”它的表面意思是儿子不能够超越父亲，但内在含义是指苏非教团中的等级制。在苏菲教团中，导师与徒弟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徒弟不能表现得比导师优秀。即使是现在，许多苏非成员仍然恪守这一点。在一次宗教会议上，一位来自拉巴特的知识分子萨米尔（Samir）向演讲者用法语提问之前首先向到场的苏菲派长老西迪·哈姆扎道歉，因为哈姆扎不会法语，而用法语对话的行为则是在智力上超越他的表现。在传统苏非派中，其严格的教规虽然能够保证苏非教团的稳定性和教育的连续性，但在当下却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和传播。

如今，部分苏非教团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教规以适应逐渐变化的社会。据摩洛哥伊斯兰事务部高级官员艾哈迈德·科斯塔斯（Ahmed Kostas）所说：“进步和改变是苏非哲学的基本准则”。这一点在当今苏非派的变化中得以体现。首先是加入教团的门槛的降低，传统的苏非派对于出身和宗教修养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一点曾经将许多人拒之门外，但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布德什仕教团为例，前长老西迪·哈姆扎在20世纪70年代就要求降低加入教团的门槛，不再考虑加入者的受教育程度。他曾经说过：“一个信徒在加入教团前就应该改正自己的坏习惯，就像一位新娘脱去旧袍换上新衣一样。但改变恶习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和坚定的性格，而这样的人如今却越来越少了。”因此，苏非派不得不做出改变，以适应这个愈发浮躁和精神空虚的社会。其次是师徒关系的变化。传统苏非派的师徒关系可以用“亦师亦父”来形容，徒弟必须绝对服从导师的权威，导师则可以干涉徒弟的生活。这种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特别是在崇尚独立、自由的年轻人当中。许多加入苏非派的年轻人虽然依旧尊重长老，但对传统的师徒关系却感到反感，往往认为这种以牺牲自主权来维持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布德什仕教团成员娜吉雅（Najiyya）就是如此，她说：“我很敬重长老，因为我在异象中触摸到了他，我感到了他无限的爱。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并不重要，我很少想到他。”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对长老的尊敬和对传统师徒关系反感的写照。正因如此，许多苏非教团开始改变原有的师徒关系，在尊重长老的基础上，学徒可以自由地与师兄弟，甚至与其他信仰的人交流，不同地区的扎维亚也可以自主组织探讨会。长老对学徒的生活的干涉也逐渐减少。

苏非派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传统仪式，它去除了其中保守、落后的部分，并将其与现代庆典相结合，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当时，许多年轻人认为苏非派过于保守，只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在某些苏非教团的传统仪式中，的确存在一些在现代人看来野蛮、落后的部分。除上文所提到的一些苏非教徒在陷入“狂喜”状态下啃食生肉的情景，某些仪式上还曾出现自残现象。尤金·奥宾曾经对一次苏非派仪式做出了如下描写：“在这个（苏非）仪式上充斥着疯狂的画面，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唱歌、跳舞和狂叫。在这种狂热气氛的感染下，爱沙瓦教团（Aissaoua）的人开始拼命争抢一头活羊，而哈马德沙教团（Hamadsha）的人则像表演杂技一样将重物顶在头上。”这些仪式中夸张的表演，不可避免地在摩洛哥人心中产生了影响。这也是摩洛哥独立初期苏非派在城市中传教进展缓慢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苏非派已经开始改革传统仪式，其中保守落后的部分已经被现代化极强的庆典所取代。在苏非派“盖德尔夜”纪念活动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赶来参加这一庆典，传统苏非派的禁食仪式被取消，宾客和苏非派成员们都可以在这一庆典上享用美食、探讨宗教。欢呼声和音乐声始终在会场萦绕，使这个宗教庆典看上去更像一个晚会。当仪式进行到高潮时，布德什仕教团长老西迪·哈姆扎出现在宾客面前，迎接他的是教徒的欢呼声和音乐声，就如同一个明星出现在大众面前。虽然现场观众的情绪十分高涨，但并没有出现过激行为。苏非派的开放和现代化在这次庆典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使它看起来与世俗的庆典别无二致。

苏非派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在于传播，它改变了传统较为封闭的传播手段，转而利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这极大地提升了苏菲派教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在过去，受到地理位置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许多苏非派教团只能在创始人周边的农村或部落进行传播，加之其较高的加入教团的门槛，导致其影响力受限。但如今苏非派借助国王的支持，成功召开了多次国际性苏非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扩大了摩洛哥的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苏非派的进一步传播。另外，网络的普及也给苏非派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许多苏非派教团利用网站将其教义翻译成不同语言对外传播，以寻求扩大其影响力。摩洛哥的提加尼教团、布德什仕教团都有自己的网站，提供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等多语种版本的网页。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的苏非音乐节是苏非派现代性的绝佳体现。每年夏天的苏非音乐节都会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前来参加，这些人中有的是苏非教徒，有的则是不远千里而来的观光客。在极富现代性的歌曲和舞蹈中，苏非音乐节向观众展现的不光是宗教现代的一面，还展现了苏非派温和和包容的一面。苏非音乐节不光是摩洛哥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是宗教交流的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当代摩洛哥苏非派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改革，正因为其能够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并利用后者推动自身的发展，摩洛哥苏非派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苏非派对内去除相对保守落后的陈规陋习，以文明现代的新习惯取而代之，这既满足了新信徒的需要，也促进了新鲜血液的加入。苏非派对外利用现代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将自身从传统的阴影中解放，既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也为摩洛哥树立了温和宗教的标杆。

（二）苏非派与国家宗教战略相契合

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之后，摩洛哥政府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控制，也逐渐开始塑造摩洛哥温和的伊斯兰形象。苏非派则以其亲国王的立场和较为温和的教义受到政府的青睐，摩洛哥国内外学者将之视为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良药，并鼓励其在年轻人中发展。苏非派以温和的形象与国家宗教战略相契合，这是其活跃的另一个原因。

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是摩洛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摩洛哥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事件加速了摩洛哥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控制，也促进了摩洛哥温和伊斯兰形象的出现。2003年5月16日，卡萨布兰卡4个地点发生连环爆炸事件，共造成45人死亡，这是该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恐怖袭击。据被捕的两名袭击者交代，参与袭击者都是摩洛哥人，并且他们有一个小组，组内有明确的分工，包括思想宣传和制定计划等。摩洛哥政府将其称为“萨拉菲圣战组织”（Salafia-Jihadia），认为该组织计划利用暴力手段推翻政权，以实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目标，据此将其列为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在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发生之后，摩洛哥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伊斯兰教的大讨论，最后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绝大多数摩洛哥人理解和信奉的伊斯兰教与袭击无关，并需要向年轻人强调伊斯兰教丰富的宗教宽容历史和摩洛哥的苏非派传统。第二，此类袭击不应扭转该国走向更加开放、民主的趋势。第三，这次袭击之后，社会需要重新审视信仰、信徒、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但这不应成为政教分离的理由。只有国家才能阐明信仰，不应允许没有执照和未经授权的长老从事他们的工作。第四，摩洛哥容忍其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强调的积极点，对摩洛哥犹太人的攻击就是对整个摩洛哥的攻击。第五，摩洛哥的经济需要改善以吸收失业人口，还需解决文盲和教育不足的问题。上述几点共识表明，在卡萨布兰卡爆炸案之后，摩洛哥学术界采用了将伊斯兰教和宗教极端思想分开的两分法，将伊斯兰教宽容的一面与圣战萨拉菲的极端思想相区分，强调国家控制宗教的重要性。这一观念为之后摩洛哥政府加速控制宗教领域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2003年之后，摩洛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旨在加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并促进摩洛哥宗教的温和化。首先是实现全面的宗教控制。根据2003年12月4日第1-03-193号决议，主管宗教的伊斯兰事务与宗教基金部的职责得以细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传播及维护伊斯兰教宽容和真正的价值观；监督捐赠基金；管理摩洛哥境内的清真寺，并有权监督后者的维护和建设；制定和实施国家宗教教育政策。由此可见，摩洛哥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在宗教传播、宗教基金管理、清真寺管理和制定宗教教育政策方面有决定权，此机构也是宗教管理的指挥中心。其次是对宗教事务的监督。摩洛哥政府在2004年设立了乌莱玛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Ulama），其职责在于监督该国宗教事务，密切关注一切有损官方伊斯兰教方向的宗教表达和教义阐释。在最高委员会之下还设有区域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等次级机构，以实现更为细致的监督。第三是对官方伊斯兰教的宣传。2005年，摩洛哥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开始与国营媒体合作，着力打造一个宣传官方伊斯兰教的平台，阿萨蒂萨电视台（Assadissa TV Station）就是此次合作的产物。此电视台致力于宣传以摩洛哥三大支柱——逊尼派马立克学派、阿什尔里学说和苏非派为主的官方伊斯兰教，并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它在摩洛哥很受欢迎，据2015年美国海外媒体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阿萨蒂萨电视台成功吸引了85%的摩洛哥观众。第四是关注个人的宗教教育。伊斯兰事务与宗教基金部开始着力培养一批“宗教导师”，他们的职责是深入基层向民众宣传官方伊斯兰教，并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由此可见，摩洛哥的国家宗教战略是非常全面且细致的，既从宏观层面上保证了国家对宗教的全面控制，也在微观层面上关注每个人的宗教倾向，由上至下地构建具有摩洛哥特色的温和伊斯兰教。

而摩洛哥的苏非派正好与国家宗教战略相契合，这一点正是其在这一时期活跃的原因之一。苏非派温和的宗教教义和国家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理念相契合，国家便借由鼓励苏非派传播来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这也同样有助于构建温和的伊斯兰教。正如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2014年于非斯举办的提加尼教团第三次集会上的发言所说：“作为信士的长官，我一直致力于监督宗教领域，倡导宽容、温和的伊斯兰价值观，打击盲目的极端主义和出于政治目的对宗教的偏见……这一政策与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其目的是恢复苏非主义在传播温和的伊斯兰价值观、爱与和谐方面的作用，同时实现其净化灵魂、铲除狂热和仇恨的职能。”虽然在摩洛哥历史上曾经出现某些苏非教团政治化，甚至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例，但在摩洛哥独立后，随着政府对苏非派管控的日益严格，摩洛哥绝大多数苏非教团目前都以半官方形式或合作形式与政府共存。这是摩洛哥政府鼓励苏非派传播的前提。除亲政府的立场之外，摩洛哥苏非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苏菲派类似，都秉承较为温和的教义，这恰好成为当下摩洛哥政府应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解药”。这是摩洛哥政府鼓励苏非派传播的动机。

苏非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堡垒”主要体现在教义的差别上。在传统的苏非教义里，苏非派认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苏非派信徒的目的是通过不断的功修与真主合而为一，而这需要得到接受“完人”先知穆罕默德的知识和力量的长老的指引才能够实现，苏非派信徒需要在长老的指引下不断功修，以实现与真主合而为一的目的。由于修行者大多遵守守贫、苦行和禁欲等规章，苏非派在历史上大多以远离政治、不问世事等形象出现，这也奠定了其温和的宗教基础。当代摩洛哥苏非派虽然在教义上有所创新，但并未改变其温和的宗教立场。以当代苏非派布德什仕教团为例，在经过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长老西迪·哈姆扎的改革之后，该教团仍然保持了其一贯的温和态度：尊重伊斯兰教法；对科学的传播和获取持开放态度；不断实践苏非派的功修；通过修行、友谊和苏非礼仪来获得穆罕默德的美德，拒绝错误的宗教倾向；家庭内部、朋友之间和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培养慷慨和给予的美德；通过传道和正当的行为，将其他人带到真主面前。从前述教义可以看出，布德什仕教团在保持传统苏非教义的同时，还将拒绝错误的宗教倾向和对科学的开放态度引入其中，这不但继承了传统苏非派的温和态度，还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摩洛哥当代苏非派教义的一个缩影。

而反观摩洛哥的极端主义思想，以圣战萨拉菲思想为最，它也是参与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成员的指导思想。“萨拉菲”（Salaf）指的是那些声称直接向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再传弟子及三传弟子学习的穆斯林。萨拉菲思想反对伊斯兰教义的任何创新，并认为国家主权应归于真主，伊斯兰国家应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在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导致中东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宗教热情相结合，圣战萨拉菲主义逐渐形成。圣战萨拉菲派在坚持原有萨拉菲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暴力手段。该派认为应该用暴力驱逐异教徒和统治者，夺取国家统治权，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将苏非派和圣战萨拉菲派的教义相比，不同点如下：首先，二者对政治的看法不同。苏非派认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将世界看作虚幻无物，其信徒大多抛弃世俗财产，潜心修行，对政治没有太大兴趣。圣战萨拉菲派则与政治结合较深，他们认为应当用暴力夺权政权，建立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其次，二者宗教态度不同，苏非派较为温和，其教义中不断提到慷慨、互助等字眼，极少提及暴力。圣战萨拉菲派则将暴力视作达成目的的手段，屡次在其教义中提及。第三，二者的开放程度不同，苏非派的开放程度较高，各苏非教团在不断发展中都或多或少的对传统教义进行了创新，包括与其他宗教的交流，对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度等，这些都是苏非派适应现代生活的手段，反观圣战萨拉菲派的开放程度则较低，因为其教义中规定反对对其的任何创新。从以上几点来看，苏非派在教义上秉承温和、开放的理念，正好可以起到遏制崇尚激进暴力思想的圣战萨拉菲派的作用，而苏非派去政治化的理念又恰好符合摩洛哥政府的利益，因为它的壮大不会对政府产生政治威胁。这正是摩洛哥政府推广苏非派的原因。

以卡萨布兰卡爆炸事件为由，摩洛哥政府加快了控制宗教和宗教温和化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宗教战略以达到其目的。苏非派以其温和的教义成为政府打击宗教极端思想的有力武器，因此，伴随政府大力推广苏非派的东风，苏非派在经历短暂的阵痛之后再次活跃。

二、当代摩洛哥苏非派的影响

在摩洛哥苏非派自身的不断创新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它不但重新活跃，也对摩洛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苏非派有助于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在长期的发展中，苏非派逐渐形成了忠诚、温和、开放等积极的价值观。在摩洛哥国内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的背景下，苏非派所传播的积极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抵制极端思想，也是治愈民众精神困境的一剂良药。第二，苏非派有助于摩洛哥对外交流。一方面，苏非派能够向世界展示摩洛哥温和的宗教形象。另一方面，摩洛哥政府能够通过苏非派获取政治利益。

（一）苏非派有助于传播积极的价值观

摩洛哥苏非派之所以能在当代重新活跃，与卡萨布兰卡爆炸案息息相关。该事件不仅打破了摩洛哥社会的平静，也反映出国内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的精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稳定民众情绪成为政府的首要关切之一。苏非派恰好能够适应这一潮流，它通过传播忠诚、温和、开放等积极的价值观，成为政府眼中治愈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社会不稳定的一剂良药。

2003年的卡萨布兰卡爆炸案给摩洛哥敲响了警钟，这场惨剧打破了摩洛哥与恐怖袭击“隔绝”的神话，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当时许多人对摩洛哥社会中隐藏的宗教极端思想感到担忧，甚至担心自己身边隐藏着极端分子。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了政界，当时颇受欢迎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甚至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人心成为当务之急，虽然政府已经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宗教改革计划，但改善宗教风气仅靠官方宣传还远远不够，也需要民间宗教团体的协助。苏非派以其忠诚、温和、开放的特点引起了摩洛哥国王的注意，使其成为向民众传播积极价值观、改善摩洛哥宗教环境的媒介。

苏非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忠诚、温和、开放的特点，这也正好契合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其中，忠诚指的是苏非派对国家和国王的忠诚，尊重国王“信士的长官”的身份，不做有损国家和国王利益的事。温和指的是苏非派的宗教理念，苏非派作为一个内省的教派，主要注重内心的修行，其教义多提倡容忍、宽容，不提倡暴力。开放指的是苏非派的宗教态度，它能够顺应时代进行改革，改变以往的陈规陋习，并能积极与其他宗教展开交流。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很早就发现了苏非派的这些特征，并在2004年西迪·希克尔国际苏非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他们（苏非派）培养了人们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爱，建立了学校和图书馆，与敌人进行和解，并普及了互惠、团结与合作的价值观。他们还编织了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网络，从而废除了种族和部落歧视。此外，他们还鼓励人们参与慈善事业，放弃物质追求，从而打破了社会隔离。”因此，国王在21世纪初大力推动苏非派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它的宗教地位，还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苏非派在各地的扎维亚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援助，它的音乐节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国家甚至还举办了国际苏非研讨会这些政策都推动了苏非派的进一步传播。

在国王和政府的支持下，苏非派得以进一步向外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苏非派传播其价值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其教团长老对弟子的教导，另一种则是通过媒体、讲座和音乐节等形式传播。长老对弟子的教导可以说是苏非派传播其价值观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因为在苏非教团中，长老是弟子所效法的榜样，后者需要效仿前者的一言一行以获得知识。同时，弟子还肩负着传教的责任，他需要尽可能多地将苏非派教义向外传播。因此，长老与弟子之间、弟子与外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传播链条，这也成为苏非派教义最基本的传播路径。忠诚、温和、开放等苏非派基本理念始终贯穿于长老的教导中。除传统布道方式外，苏非派还利用现代传媒包装和输出文化。这种形式与传教截然不同，它尽量淡化其中的宗教因素，往往以音乐和诗歌为载体，降低了受众的门槛，主要面向未受宗教教育的民众。苏非音乐节就是这一传播手段的代表。摩洛哥一年一度的苏非音乐节既是一场音乐的狂欢，也是苏非价值观传播的平台。在其中，观众们不但能够欣赏到优美的苏非音乐和舞蹈，还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表达出的爱与平和。正如非斯苏非文化节总监法齐·斯卡利（Fawzi Skalli）所说：“苏非主义是一种精神形式，它将文化的真实性与现代性的要求和谐地结合起来。正是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对抵制极端主义、维护共同人性价值观的摩洛哥青年很有吸引力。”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苏非派自身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摩洛哥信仰苏非派的人数显著增加，人们对苏非派的看法也逐渐由过去印象中的落后、野蛮转向进步和开放。与此同时，苏非派的价值观也开始影响摩洛哥社会。首先是忠诚的观念，在当今摩洛哥，绝大多数苏非教团都向国王表示忠诚，这种忠诚植根于摩洛哥国王的“圣裔”身份和“信士的长官”的宗教地位，以及摩洛哥传统中的“效忠”（Ba’ya）仪式。苏非派长老经常教导弟子，服从国王是一个摩洛哥穆斯林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观念深深影响着苏非派，使得他们在国家遭受重大变故之时站在国王一边，抵制反对派。这一点在2011年“2·20”运动（The February 20th Movement）中有所体现。在这次抗议事件中，绝大多数的苏非派都没有参与抗议，而布德什仕教团甚至在当年6月组织其信徒举行了一场拥护国王宪法改革的游行。

其次是温和的价值观，苏非派的温和理念来自于其内省的教义，苏非派教徒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精神功修达到与真主合二为一的境界，因此他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往往与政治保持距离。苏非派的教义往往与爱、慷慨、容忍等密切相关，极少出现暴力观念，是较为温和的宗教派别。如今，温和的价值观也随着苏非派而传播。在摩洛哥各地的苏非派聚会上，苏非派的年轻人经常会参与不同信仰间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被多次提及的往往是和平与宽容，他们会强调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共有的价值观，如追求幸福、热爱家庭、容忍种族和宗教差异等。不仅如此，苏非派温和的价值观还被摩洛哥政府作为“改造”宗教极端分子的良药，许多年轻人也确实因为苏非派而摆脱了极端思想。摩洛哥28岁的青年希沙姆·斯巴里（Hicham Sibari）说：“在我迷失的时候，追随苏非主义的道路让我找到了精神上的平静，让我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进步。”他的朋友哈姆扎（Hamza）则认为：“苏非主义可以防止年轻人成为宗教狂热分子的猎物，可以避免他们成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最后是开放的价值观，苏非派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进行改革，提出了开放与包容的价值观。苏非派对现代科学持开放态度，不要求女性戴面纱，鼓励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宗教派别。正是苏非派开放的价值观，使其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苏非派教徒可以在宗教和生活中找到平衡，而非拥抱前者而舍弃后者，特别是年轻教徒，他们可以享受现实社会中的美、艺术和爱情，也同样可以履行宗教义务。苏非音乐节就是这一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苏非音乐节上，艺术和宗教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人们既沉醉在美妙的音乐中，又感受着宗教气氛的熏陶。苏非派开放的价值观带来的不只是艺术的传播，也是心灵的平静。

（二）苏非派有利于摩洛哥对外交流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派别，历经千年的发展和传播，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大半个世界，在非洲部分国家，某些苏非教团甚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摩洛哥政府利用各个苏非教团间的联系，通过宗教外交以加强摩洛哥在非洲的影响力，并利用苏非国际会议等形式输出摩洛哥政治理念和文化。

苏非派尊崇“圣墓”和“圣裔”的传统给摩洛哥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苏非派中，“圣墓”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或教团德高望重的长老的陵墓，它们往往成为苏非派眼中的“圣地”，凡是苏非派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瞻仰。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其成员身在异国他乡，也会因为这一精神上的联系而对“圣墓”的所在国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正如摩洛哥一位“圣墓”看守者所说：“世界各地的苏非派信徒都会来这里，无论他属于布德什仕教团、提加尼教团还是达尔卡维教团。因为对苏非派来说，如果你不尊重‘圣裔’，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苏非派，你应该尊重先知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圣裔”则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该群体在摩洛哥被认为拥有强大的“巴拉卡”，能够给他人带来好运。摩洛哥最为显赫的“圣裔”家族便是国王穆罕默德的阿拉维家族，而某些苏非教团的长老也出身于“圣裔”家族，他们都受到苏非派成员的广泛尊崇。

摩洛哥国王看到了苏非派在非洲的强大影响力，决定利用其进行宗教外交，在非洲影响力较大的提加尼教团成为了他的首选。提加尼教团是活跃于非洲的苏非教团，它在北非、西非、中非都设有扎维亚。其创始人艾哈迈德·提加尼（Ahmad al-Tijani）曾在摩洛哥求学，逝后亦葬于非斯，以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朝觐麦加后前往非斯的提加尼墓瞻仰。提加尼教团不仅拥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在政治上也不匡多让，在塞内加尔，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得到提加尼教团的支持才有可能当选。如上文所言，这就构成了摩洛哥与西非、中非交流的有利条件，国王可以通过两地苏非教团深远的联系来拉近与西非、中非国家的距离。摩洛哥国王曾经公开表示支持提加尼教团在非洲的传播，他在2007年给提加尼教团的信中承诺：“为了伊斯兰教、马格里布和非洲的团结，你们可以指望摩洛哥对提加尼光辉教义传播的支持。我们希望提加尼教团成为非洲统一的支柱。”

通过苏非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摩洛哥得以扩大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当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001年第一次访问塞内加尔时，大量提加尼教徒前来迎接。“摩洛哥国际周刊”（Maroc Hebdo International）报道了这一盛况：“他们（塞内加尔提加尼教徒）在国王行进的道路边上匍匐着，好像在向他宣誓效忠。”这个场面十分耐人寻味，为什么塞内加尔人要向一个别国国王效忠？实际上，他们是向摩洛哥国王的“圣裔”身份效忠，其原因就是苏非教徒尊重“圣裔”的传统。正是通过与苏非派的精神联系，摩洛哥国王在访问他国时能够得到信奉苏非派民众的好感，这也反过来加深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为之后两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06年，穆罕默德六世访问提加尼教团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的总部，并邀请时任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和提加尼教团的长老参加在达喀尔举行的宗教节日活动。摩洛哥国王在2014年的非洲之旅中也正式接待了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的许多苏非派长老。同年，国王还与马里前总统布贝克·基塔（Boubaker Kita）共同参与了马里举行的“星期五聚礼”，这次活动同样得到了大批苏非教徒的欢迎。摩洛哥利用苏非派传播范围广、精神联系强烈的特点，成功开展了“苏非外交”，利用国王“圣裔”的身份拉近与当地苏非教徒的距离，再由下至上地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除摩洛哥官方的“苏非外交”外，政府还利用国际苏非研讨会进行政治和宗教输出。国际苏非研讨会是不同国家苏非教团宗教交流的一个平台，它不仅是各国苏非派的一次聚会，更是各国文化交流的窗口。摩洛哥政府早在1985年就意识到国际苏非派会议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是团结国内外苏非教团的纽带，也是传播摩洛哥政治话语的平台。1985年，摩洛哥伊斯兰事务部组织了一个关于“神秘思想和苏非教团”的国际论坛，吸引了大约800名来自北非、西非、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参加者。该论坛的主题是提加尼教团，会议回顾了其长老艾哈迈德·提加尼和阿拉维王朝苏丹穆莱·苏莱曼（Moulay Suleiman）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期望提加尼教团能够在未来加强非洲与摩洛哥之间的联系。参会者反响极其热烈，他们不仅表达了对摩洛哥国王的忠诚，还支持摩洛哥政府的外交行动。长老艾哈迈德·提加尼的后裔们不仅表示了他们对阿拉维国王的“强烈依恋”，也对摩洛哥的非洲政策表示支持。可见，摩洛哥国王试图通过国际苏非会议来团结国内外的苏非派，并利用他们的影响来传播摩洛哥的政治理念，以此推动其在非洲的外交战略。

在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发生后，摩洛哥政府开始在国内塑造温和的伊斯兰教以抵制宗教极端思想，不仅如此，摩洛哥政府还试图将这一思想向非洲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传播，国际苏非派会议便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在2008年3月于马拉喀什举行的“希迪·沙基尔”大会上，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贺信上强调了苏非派温和伊斯兰教的价值观。首先是忠诚，他指出当代苏非派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能够支持合法政权；其次是温和，他鼓励苏非派通过宽容与合作，努力消除教派与民族冲突；最后是开放，他赞成苏非派能够与时俱进，改变对《古兰经》和“圣训”传统僵化的解读。结合摩洛哥宗教改革和宗教外交的大背景来看，国王的这番话并不仅仅是对苏非派的劝诫，更是想借助国际苏非派会议来传播摩洛哥温和伊斯兰教，并以此对他国产生影响，进而打开外交局面。

四、结语

摩洛哥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与当地柏柏尔人的原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摩洛哥的宗教历史上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摩洛哥独立以来，苏非派经历了短暂的衰落，但又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活跃，其原因一方面是苏非派能够适应时代，改变其传统中存在的窠臼，以此破除人们对其落后、愚昧的看法，使它在新时期得以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则是苏非派在摩洛哥的特殊时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摩洛哥2003年发生的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引起了人们对宗教安全问题的反思，摩洛哥政府也开始着手制定宗教战略以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苏非派则以其温和的宗教观与国家宗教战略相契合，成为了抵制极端思想的“堡垒”，因此得到了国家的扶持，迎来了其发展的契机。

苏非派也给摩洛哥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首先，苏非派得以向社会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在卡萨布兰卡爆炸案之后，摩洛哥社会亟需一种温和的宗教观念来安抚人心，苏非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苏非派将其忠诚、温和和开放的价值观通过广泛传播的教义和潜移默化的文化逐渐扩散到摩洛哥社会，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其次，苏非派对摩洛哥的对外交流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苏非派信众的广泛分布和密切的精神联系，给摩洛哥对外交流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政府支持的国际苏非派会议不仅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会堂，也成了摩洛哥输出宗教和政治理念的平台。

另外，苏非派在摩洛哥未来的发展前景向好。苏菲派之所以能够得到摩洛哥国王的支持，与其温和的宗教观和亲国王的立场息息相关。在当前摩洛哥面临内部宗教改革和外部极端思想威胁的背景下，国家急需宗教团体的支持以渡过难关。因此扶植苏非派既是宗教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更是国王和苏非派的双赢。双方间的合作关系只有在一方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才有可能破裂，而眼下国王在宗教领域的利益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借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而加强对宗教领域的控制；其二是抵制宗教极端思想以维持社会稳定并寻求西方支持。苏非派的利益则在于扩大其影响，并没有触碰到宗教团体参政或反对国王合法性的红线，其近几年少有的几次政治行动也都与国王同一立场，未损害国王的利益。从摩洛哥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仍然存在，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国内仍有像“正义与慈善会”等潜在宗教反对派的存在，国王仍需寻求宗教团体的支持。因此，国王与苏非派的合作在未来仍将持续，苏非派的前景依然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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