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臣张廷玉的一生历史（清朝大臣张廷玉）

太庙，即祖庙，为皇帝祭祀祖宗之处。所谓张廷玉配享太庙，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则，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

清朝配享太庙者有12人，分别是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图尔格、图赖、图海、鄂尔泰、张廷玉、兆惠、傅恒、阿桂、福康安。自己乾隆之后，历代皇帝就没有再让大臣配享太庙了。除张廷玉外，这11人都是有战功在身，对清廷的统治作出过重大贡献，且都是满人。张廷玉能身处其间，最大的原因不是其功劳，而是其“身份”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对雍正皇位“合法性”的支持。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生于京师，其父为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后到雍正元年1723年之前，张廷玉所做的事大概只有二件——修史（书）、任科举考试考官，还有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以刑部右侍郎的身份出外办公一次。

张廷玉为人谨慎又廉洁奉公，比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廷玉为会试主考官，有人找他通关节，他回诗云；“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直接回绝了，此事也在士人之间传诵开来。

因谨慎奉公，在康熙末年，张廷玉得已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其地位已隐隐有了“汉官领袖”的地位，成为独立于“九子夺嫡”满人贵族之外的独立势力。

康熙年间的汉大臣并非出自统治民族，先天上就处于弱势地位，想要仕途顺利就必须依附皇权，这种弱势情况了也就导致了“清初满洲贵族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基本上没有汉族官僚染指期间。”

所以康熙时期汉大臣的具体表现就体现在没有任何主见——“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及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及彼之事，即默无一语。……汉官议事，前人画题，后人亦依样画题，不计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论。又有至画题已毕，始问为何事者。”

汉大臣们不介入任何政治斗争，尤其是未介入“九子夺嫡”事件，这种“中间势力”正好值得雍正拉拢。其实雍正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拉拢汉大臣势力，因为“皇位合法性”问题，相当多的满族贵族根本不承认雍正皇位的“合法性”，满族贵族的不配和，逼着雍正只能选择重用部分汉官。

如此，张廷玉就进入了雍正的视角。

张廷玉的优势

张廷玉能被雍正选中，除了其为汉官“领袖”外，还有二个优势；

其一，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曾是雍正的老师。康熙为皇子们请了许多名师，其中就包括大学士张英，雍正在拉拢张廷玉时，曾说；“询之旁人，知为吾张师傅之子。联心喜曰‘吾师有子矣’后闻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为喜慰。”

其二，张廷玉本身的才学与品性。张廷玉除了做事廉洁与低调外，他还会精通“满语”。张廷玉在做庶吉士的三年内，“奉旨派习清书”，学习女真的语言与文化异常刻苦，以至于能很快理解皇帝的意思，并迅速拟定条呈。

雍正因此称赞张廷玉“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这一条能力很重要，特别是作为领导的秘书来说。

也因为张廷玉的能力与性格，再加上雍正的使用方式，使得张廷玉在史书上的记载如流水账一般平淡，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廷玉没有政绩。

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为方便对准噶尔部用兵，保证战事的顺利推进，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并“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及蒋廷锡领其事。”因为首席军机大臣允祥于雍正七年底生病，又在次年五月去世，所以军机处规章制度与人员配置都少不了张廷玉的身影。

另一件大事就是完善公文制度。

明清时期朝廷的正式公文有三十三种，包括表、奏本、题本、启本、檄、令、书状、牒、关等，各种“公文”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写作内容（公事、私事、农事、军事等）、传递流程及时效等等。

就以“题本”来说，它是明清时期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之一，要先送通政司，再送京城各衙门，再送内阁（皇帝），由内阁发出到相应部门，或者回批，当然还有抄文抄送其它衙门等等。

这种运转方式，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就出现了奏折制度，简单说就是皇帝让某些官员拥有单独直通皇帝的“奏折”通道，除上奏人员与皇帝，其它人不得看其中内容，奏折也是直通军机处，再由军南处直达官员。“奏折”制度使得信息快速上通下达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重皇权“专制”程度。

所以“奏折制度”的出现，确实与军机处一样，对清朝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张廷玉的默默付出便有了相应的回报，雍正给了张廷玉清代臣子的最高礼遇——配享太庙。

张廷玉凭借着优秀的“秘书”工作，再加上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又有雍正皇帝的“许可”，汉官大臣势力进一步成长起来，再加上满汉之间本已有的矛盾，这就是乾隆前期的“鄂张二党”相争的原因。

因乾隆皇帝并没能自己的藩邸大臣，所以登基之后，只得重用雍正时期的二位重臣——鄂尔泰与张廷玉。因此乾隆帝在登位之初，为了酬谢张廷玉的拥立大功，以先帝遗诏的形式把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成命公诸于世。

乾隆前期为保持君权不受太多牵制，乾隆必须保持“鄂张二党”势力平衡，那一党强就敲打那一方。但这种平衡在乾隆十年1745年被打破，因为此年鄂党首领鄂尔泰死亡，乾隆提拔了新贵讷亲接替鄂尔泰。为打击张党，乾隆让讷亲在军机处行走列名在张廷玉之前，为安抚张党，而到了部阁行走则张廷玉在前。张廷玉多年的斗争经验明白，此时必须得走了。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张廷玉再次乞求离职养病，乾隆终于答应了。然后张廷玉做了一件极不明智的事情，他居然请求乾隆帝重申让他死后配享太庙的成命。乾隆相当不高兴，但碍于雍正已经承诺过且乾隆自己也忆申明过了，乾隆还是答应了。

次日，张廷玉一改往日的谨慎作风，他没有亲自到宫门谢恩，只是让其子代表而已。既已是大不敬在前，接着又有怠慢之嫌，令乾隆极为不满，传旨让他明白回奏。张廷玉得消息，第二天立马进宫谢罪，使乾隆起了疑心，认为必是党援庇护所致。

如此一来，乾隆的怒火就来了，说“夫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自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联不及，此其所由得罪与天地鬼神也。”于是剥夺张廷玉的官爵，罢去配享太庙的优容，让张廷玉赶紧回家。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卒于家中，乾隆还是遵雍正遗诏，命张廷玉配享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