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导了日本纱厂的三次罢工（他领导了日本纱厂的三次罢工）

到7月29日，就是烈士李慰农逝世87周年了，他牺牲的时候，还没有满30岁。

革命之路

1895年，李慰农出生在安徽省巢县油坊郑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原名李尔珍，因为被受苦受难的农民触动，改名李慰农。

他从小喜欢读书，1915年考入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到来，各地掀起爱国狂潮，李慰农与教师王肖山、学生朱大猷一起组织罢课，成为了芜湖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李慰农

1919年秋天，华法教育会招考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李慰农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年冬天，与蔡和森、陈延年等50多人前往法国。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位爱国青年，在巴黎郊布洛涅森林召开了大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之后，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旅欧少年共产党大会，左起中排第5个是李慰农，后排第10个是周恩来

1923年底，李慰农被组织选派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次年底，奉中央指示回到上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准备去山东开展革命工作。此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有5年了，但他没有片刻停留，于1925年初，毅然北上前往济南。

他在济南宣讲党中央的新主张和策略，4月，便被派往急于新力量的青岛，参加市委领导工作。

这时的青岛已经在2月爆发过一场筹划已久的罢工行动。

要说这次罢工运动，得先了解它的背景。

“二月罢工”

早在1897年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陈兵青岛，并修筑了胶济铁路用于运送物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攻占了济南、青岛，并抢占胶济铁路，以低廉的物价进行海内外的物资运输，意图进行贸易垄断。

胶济铁路

直到1922年，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之后想实行全国铁路统一定价，打破日本对中国的资源掠夺。

原本定价低的胶济铁路要抬高价格，引起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山东势力派的不满，与听命于北京交通部的江浙派势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个铁路内部的矛盾，被当时正在进行工人运动的邓恩铭和王尽美注意到了。

1924年10月，为保障工人的利益，在邓恩铭的组织下，建立了四方机厂秘密工会，有800多名工人参与其中，占全厂工人的60%，到1925年2月，工会会员已有1000余人。

邓恩铭

发现铁路高层闹矛盾后，邓恩铭觉得这是一次争取工人权益的好时机，要知道当时的工人被压榨到一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赚来的钱还不够自己填饱肚子。

胶济铁路备受山东当局重视，而青岛的工业中心就在四方机厂，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罢工开始，整个青岛的经济效益都会大幅度的降低。

2月8日，胶济铁路全线员工和四方机厂进行了罢工，他们向当局提出了5项要求，包括承认秘密工会、增加工资等等，经过9天的艰难斗争，山东当局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工人们胜利了！

这是青岛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3月，四方机厂工会公开成立，在此基础上，胶济铁路总工会宣布成立，受到这次罢工事件鼓舞的其他日商厂，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工会。

李慰农就是在工人们满怀抗争精神时，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来到四方工业区的。

与工人患难与共

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联合大康、内外棉和隆兴等日商纱厂的党员团员，开展工人会议，并开办了夜校，组织工人们学习文化和政治，他还把省委给他发的津贴省下来给困难的工人，深受他们的信任。

不久后，组织“二月罢工”的邓恩铭引来了日商和山东当局的报复，他被迫离开了青岛，市委领导的重任便落到了李慰农的身上。

李慰农与纱厂的工人们一起生活，当然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辛苦，一天只挣到一角钱的工资，童工和女工的待遇更低，厂里的工人稍有疏忽就会被罚款，重则还会被日商负责人殴打。工人们苦不堪言，迫切需要一条出路。

4月，青岛当权者为虎作伥，派军警搜出了大康纱厂秘密工会会员的名册，并交给日本资本家，3名工人代表被逮捕，群情激奋的工人奋起反抗，当局直接派军警封锁了工人的住处，并威胁要使用武力镇压。

大康纱厂的工人代表司明章将这次的情况报告给了李慰农，正值奉皖军阀内乱，山东局势不稳，无暇顾及工人运动，李慰农觉得这次日本资本家引起了众怒，正是罢工的有利时机，而且他势在必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纱厂罢工

4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打响了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第一枪，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16项要求，遭到日商拒绝，以断绝伙食、封闭工人宿舍做威胁，强迫工人复工。

李慰农见此情况，写下《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派人去外面散发，争取各个阶层的支持。并成立了罢工领导机关，分设11个部门，有组织有纪律地进行对日商的反抗

为扩大社会影响力，联系《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胡信之毅然与工人们统一战线，专门在《公民报》开辟了《工潮专载》，报道工人罢工消息，揭露日本资本方勾结反动派镇压工人的恶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大康纱厂之后，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发表《誓为大康纱厂工人的后援》宣言，于23日、24日，高唱《同盟罢工歌》，宣布罢工。

各厂停工，日商担心损失过大，4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要求反动局采取有效措施，镇压青岛罢工风潮，全国工人得此消息，更加团结一致，鼎立声援。

眼见事态越闹越大，为了避免更大的经济财产损失，日方这才暂缓武力镇压，在罢工的第22天，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

工人们提出“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伤工人”等9项条件，日商厂主口头答应了，但在复工后，立马出尔反尔，并暗自打击报复，制造事端引起工人之间的矛盾，企图从内部瓦解工会组织。

5月25日，青岛反动当局决定解散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家纱厂的工会。

李慰农得知消息，告知工会代表，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下，三个厂停车不出工进行抗议，直到归还牌子。

很快，胶澳警察厅厅长陈韬率兵包围大康纱厂，摘下了工会牌子，工人们停下手头的工作，将他团团围住，直到晚上9点，筋疲力尽的陈韬下令把牌子还给他们才得以脱身。

五二九惨案

5月2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再次针对罢工提出抗议，以不能取缔暴动，则日本自卫是理所应当作为威胁，次日，日本派驱逐舰到青岛，军舰装载军需品，军队整装待发……意思就是，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镇压罢工，日本就要攻打山东岛。

奉皖两派军阀乱斗已分了胜负，亲日派张宗昌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见日本浩浩荡荡而来，立马向胶澳督办温树德下令，可以使用武力镇压工人，以维护地方治安。

5月29日清晨，温树德调动数千名军警包围了纱厂和宿舍，工人们措手不及，手持铁棍与军警展开搏斗，军警和日本人将枪口对准工人，工厂瞬间血流满地。

当场死亡8人，18人重伤，75个工人代表被逮捕，3000多人被开除，还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工和童工们四处躲藏，却在之后被搜出来残杀，淹水沉海，下落不明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五二九惨案”。

次日，上海上万名学生聚在巡捕房门口，抗议日商枪杀上海纱厂工人顾日红的罪行，英方捕头当即命令巡捕向学生开枪，制造了“五卅惨案”，这两起帝国主义向无辜工人学生举起屠刀的事件，被并称为“青沪惨案”。

惨案过后，纱厂工人们被迫忍痛复工，比以前更受日商厂主的苛待。在纱厂之外，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济南30所学校的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控诉青岛惨案。

各界召开雪耻大会，响应反帝号召，商会与胶济铁路总工会宣布与英国、日本断绝经济往来。其他为死难者声援的大会也相继举行，规模尚小的店铺则以拒绝接待日本客人表示抗争。

为革命而死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支援下，7月23日，李慰农组织了第3次纱厂罢工。

为整顿高潮迭起的反帝运动，张宗昌于25日到达青岛，日方以重金相邀，让他镇压各地的反帝斗争，李慰农被当做数次罢工运动的煽动者，被列入暗杀名单中。

26晚，李慰农刚开完应对日商和反动局的斗争大会，回到住所的路上发现了正挨家挨户搜查的军警，他本可以避开，但一想到那些有关革命的党员名单和秘密文件，便加快步伐回到住所，将文件及名单烧了个一干二净。

处理完这些东西后，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逃跑，随即被闯入住所的军警逮捕。

早两天前，胡信之在《公民报》上愤然揭露了张宗昌要杀李慰农的恶行，当局扬言要逮捕他，他又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称为社会正义而死，死得其所。

听命于张宗昌的尹锡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时，胡信之也被捕入狱。

李慰农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没有吐露半点关于革命党的信息。

7月29日凌晨，这个为反帝运动不懈奋斗，誓死为工人和劳苦大众而战的共产党人，被当局秘密杀害，成为青岛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人。

消息一经传出，有人写了悼念李慰农、胡信之烈士的传单，讴歌他们为爱国运动不畏牺牲的顽强精神。

悼念李慰农、胡信之烈士的传单

如今，在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上，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里面矗立着李慰农烈士的雕像，他眼神坚毅，不论风吹雨打，守护着这片他曾为之献出生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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